新旧中国交替，有点文化的军人做文化方面的领导，“政治上过硬，让人放心”。李文瑞参加革命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到了和平年代，勇敢和正气尤其是个性化，放到领导文化的岗位上，很不合拍。上一世纪，中华民族的命运或有偏差，作为文人的李老往往身不由己，能够坚守儒雅质朴的真诚，留下一些真实的文字，有点无奈，令人可敬！
钱小山是名门之后。新的国家机器的文化领域要派他用场，文化学术大师坐在领导座位上，往往符号大于权力。不勇于坚决斗争往往能在反复无常的政局演变中安全脱险，可保自家性命。即使小心翼翼唱和一些人云亦云的时势体诗文，亦是时代漩涡与政治夹缝中条件反射般的后知后觉的生存本三，以至能在不健康的文化体制中尚留些许旧时文人的气节，并在弥留之际用手腾空画了一个圆······
陈方树，新政权文化队伍中德才兼备的领导。德才兼备的概念，在浮躁慌张空虚的年份是奢侈的。那年份，名伶大牌有事就找市长，局长常常成为受气的保姆。但文化界老人马一致公认陈方树是个好好保姆，优雅长官，公认是“最好的文化官”。好在亲和没有官架子，好在有理论、有想法、有专业实绩。
赵宗昌，他的在位时期，时势氛围最扭曲，最纷杂。在这般特殊时期，一个局长被这一系统的人员称呼“赵公元帅”，不容易，又另类，很有点勇敢含义的有趣。赵公的亲和力可以用“跟局里大小单位的每一位员工都可以拉家常”来形容，记忆力超强，语言涵默。有个作家叫李志新，人到中年找女朋友，要求对方思想上进，长得漂亮，爱好文艺，没有婚史。这样高难度媒人赵公照样做得热情细致···
上级要大光明电影院那地盘，赵公不给，好吧，明天就调你走马别处，再明天大光明电影院就成了政府会场——因为电影少了会议多了。
钱泳林接手局座，尽管适逢改革开放，但百花齐放在固有宣传喉舌一厢情愿的体系中，还只能流于表面。正如钱局从工人文艺爱好者成长为文化系统最高长官的过程中（另有发配到山沟里学校改造世界观的经历）；既是文艺票友，又有文艺专才，领导文艺应是得心应手顺理成章，却疲于应付上级检查，忙于编制内外矛盾，百废待兴又要解决众多遗留难题，劳而有功背后一个字——累！
从陈冬期开始，几乎都是上面派“秘书”来领导文艺界了。陈冬期，吴伯瑜，童方云，赵维强，陈建共，无一不是。
不要说有秘书经历就会官面文章做得好，这几位头儿还是各有风骚······陈冬期每次讲话开头，会讲明“从哪里来，还要到哪里去。天气怎么样，心情如何。归结为春风杨柳千条，我呢忙得不得了。”我这样的描述，大伙会有误会。不是敏感词，只是调侃，别无他意。俺俩开玩笑习惯了，他总是称呼我“小林光一”。
吴伯瑜是个秀才。中国自古以来秀才就是不会管人也不愿意被人管的。毛泽东说“百无一用是秀才”是指过去，但在新形势下，文坛世风日下，管他们，已不是文化本身的层面，是世面。吴自称“喜欢从文，不喜欢从政”。
童方云一曲“走麦城”，顿时掌声四起。童局啊，你早一点坐文化局第一把交椅，京剧团就不会解散了呀！童局是个文艺天才，理想化色彩浓厚且有童话情趣——文化的符号早已千奇百怪，童局仍然操持着各色标签；童局从文化局座上退位多年，把玩文化却一刻也未放松。有件往事一直想问：和平电影院估价六千多万怎么一千多万成交啦？知道你也作不了主，但应该晓得一些历史记录（以事实为准）。
赵维强，正如他的名字————维有做强，才是硬道理！做文化不是和风细雨，做足份量，才有生命力。他的一个朋友，因为父辈吃了历史翻盘的罪，决意要在文化方面留下点真正的东西。赵局为难了：文化目前来讲还不能由着个人理念和性子来．．．那朋友做了文化方面的亏本生意，但认为：除了做生意，还要做点情怀···
陈建共，我们牵强会意其“共产党的文化要有点建设性了”。给一判断题：一天上午，同时有两个活动要有陈局参加。一是有位老艺术家的追悼会，二是要陪市长去看艺术个展预展。看官你猜，陈局参加了哪个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