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天才少年”今安在？
——痛悼挚友谢俊杰
陈德荣
年岁大了，残躯多病，有些怕烦，又没啥要事需我处理，所以，我养成了一大陋习：手机基本不开，只有我想打电话时方打开手机。
这是2025年的元月9日，正在海南花岛畔的海鲜城陪老伴买菜时，我却鬼使神差般打开了手机。这一打开不要紧，一条噩耗微信跳进了我的眼球：“德荣，谢俊杰今天凌晨3点20分在北京306医院去世了。总算不再受疼痛了，不受罪了。83了，人生也算圆满。孩子们办完后事也可安心了。唉，人生无常，无常啊！”
一条微信，廖廖数语，可包涵了千言万语都难以说得清道得明的深情悲情呵！
这条微信，如同泰山压顶般撞击着我已老态龙钟的心灵。我愣神了，错锷了，不知所措了。呆若木鸡般傻站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想到应赶紧回条微信给对方，这才颤巍巍地给弟妹曹金芳回了条短信：“噩耗传来，心痛至极！我和他五十多年的友谊，既是战友情，又是兄弟缘。在其病重期间，我经常在梦中都思念他的痛楚。想想也是，如今他也算从万般痛苦中解脱了，愿他一路走好。请你节哀顺变！我很想飞过来送他最后一程，无奈也已诸病缠身，不可能再一人单独出远门了。故我只能隔空传音：向你和孩子们表示深切哀悼了。”
这儿出现的三个人，谢俊杰何许人也？我和他究竟是何关系？其夫人曹金芳我怎么又称其为“弟妹”？
为解开其中的疑团种种，还得追溯到1970年的春夏之交。
那是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霍县（现称霍州）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承蒙县领导抬举，这年春天，我被从霍县中学改变了教师身份后调进县委通讯组工作。那时候，我初出茅庐，虽顶着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光环，实际毫无新闻从业经验。所谓“运气好甭起早”。我上任不久，就到临汾参加地委通讯组召开的全区县级通讯组长会议（其实我并非通讯组长，组长是县委办主任孙玉安兼任的）。与会期间，我首次有机会结识了一批当地的新闻精英。其中，就有也是从霍县走出去的当时的晋南地区报最年青的编辑谢俊杰。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和他虽非土生土长的老乡关系，但都来自霍县，所以就分外亲切。在会议期间，他就诚邀我到他府上作客。当时，他的贤内助曹金芳已经是地区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可她为了接待我这个来自霍县的“贵客”，还特意请假为我炒了好几个下酒菜。那是我和谢俊杰的第一次同桌共饮。打那以后，我俩就惺惺相惜，十分投缘，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后来，在他的引荐下，我又结识了安永全、安双全、袁胜利、周宗其等一批年龄相仿的“老西”文友。
在我的记忆里，在大学毕业即将分配工作的阶段，有不少同学谈“西”色变。他们觉得，山西是穷山恶水人排外，因而十分害怕被分配进娘子关。可我跟这帮纯“老西”们相处下来，他们虽然性格迥异，志向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很相似，就是勤劳朴实、热情豪爽，且乐于助人。我跟他们不仅处得开心，还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东西。譬如，我进县通讯组时，霍县的通讯报道工作是全地区26个县里面的倒数第一，从未有过一篇报道上过报纸或电台（包括地区广播站）。我临危受命，却又是个门外汉，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这落后面貌，真有点老虎吃天的蹒跚感受。我苦战了三四天磨出来的第一篇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通讯稿，就是谢俊杰帮我推荐到省电台全文播出的。当时，又是谢俊杰为我两肋插刀，他带着安永全（也是霍县走出去的大才子）等一帮朋友，到霍县来为我出谋划策，并指导我在全县范围内逐步建起了县、公社和大队的三级通讯网络。我在通讯组工作一年不到，霍县的通讯报道工作从全区的“副班长”晋升到全地区第三名。荣获前两名的是拥有地区和县两级新闻队伍的专区所在地临汾县和全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通讯报道网络最全的洪洞县。这比1958年大跃进还要大跃进的飞跃，谢俊杰功不可没。
第二年，更有一个谢俊杰导演的小奇迹，改变了我这辈子的生活轨迹。
那是在 1971 年 4 月。按照上级要求，晋南地区一分为二，一半为临汾地区，一半叫运城地区。临汾地委首任书记由原 28 军副军长牟汉光担纲。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第二把火是：为了纪念毛主席 “五七”指示发表五周年，牟书记责成地区报要出一期对开四版的增刊，于 5 月 7 日当天发行。
临时决定出增刊，而且是比小版面的地区报大一倍的对开大报， 时间紧，任务重，仅靠地区报本身的力量是绝对办不成的。可再棘手，脑子灵光的总编辑梁明也自有妙计。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从 14 个县的县委通讯组借兵。经过几天紧锣密鼓的筹借，从各县借来的包括我在内的 10 多名通讯员便在编辑谢俊杰的统一指挥下分头下乡采访了。没人敢懈怠，按预定日期，大家于 5 月 5 日同一天回地委交稿。就在大家以为任务已经完成轻轻松松准备第二天打道回县之际，梁明却惊出了一身冷汗：一张对开四版报纸的全部稿件，除谢俊杰和 我采写的符合要求外，其余所有稿件或内容空泛，或文字粗糙，或缺胳膊短腿。究其原因，有的因没吃透领导意图，有的因时间仓促而无暇修改，当然也有水平所限者。可不管什么原因，绝大部分稿子必须重写或改写已成既定事实。要知道，这在当时是头号政治任务，质量不能有半点含糊。可这时已是 5 号傍晚，整整四大版几万字的重写和改写任务，仅剩一天时间，谁能担当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平时总像弥勒佛似的梁明，这时也急得抓耳挠腮，无计可施了。情急之下，他把已经下班回家的顶梁柱编辑谢俊杰又召了回来，共商救急良策。还是谢俊杰鬼点子多，他推荐说：“霍县通讯组的陈德荣，是北师大中文系的高材生，新闻素养和文字功底都在我之上。而且，他也和我一样，是去年特事特办火线入党的。”梁明大腿一拍：“我都急糊涂了，怎么没想到他呢？”当即，他就责成谢俊杰和我俩哪怕不吃不睡，也要在 7 号天亮前完成重写和改写的任务，不得耽误 7 号上午正式出报。
我很清楚，谢俊杰所说水平“在他之上”的说辞，一半是吹嘘，一半是为拉我上套和陪绑。其实，比我还小两岁的谢俊杰自己，才是个传奇呢。他出生在娘子关，父亲早殁，当时他还在襁褓之中。幼年时，懂事过早的小俊杰就帮着妈妈拾煤渣度日。一次意外，他左胳膊被大车碾断成了只手残疾。可他身残志不短，心存鸿鹄，自强不息。早在霍县中学上学时，就在省级文学杂志《山花》上多次发表过中短篇小说，因而受到山西当时的著名大作家马烽和西戎的青睐。马烽还主动邀他与自己联袂出过集子。从此，被誉为“少年天才”的谢俊杰便声名鹊起，跟他相比，我差远了。狡黠的梁明很善于做思想工作。他为了留住我，先是请我和小谢吃打卤面，筷子一撂嘴一抹，又一本正经地板起胖乎乎的脸对我俩说：“忠不忠，看行动。两位火线入党的新党员，党组织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
两颗年轻跃动的心，本来就锐意精进，热血爆棚，又经梁总编的激励和煽情，一经碰撞，立即火花四溅，能量大爆，鏖战了整整一个昼夜，精力依然很旺盛。直熬到第二个子夜以后，才顶不住了。一坐下去，上下眼皮打架不说，最要命的是反应越来越迟钝，大脑越来越迷糊，这还怎么写稿呢？不行，得想绝招应对。于是，我俩商量了多种招数来驱赶瞌睡虫。方法之一，用凉水冲头，过一会儿就冲一次；方法之二，不是各写各的稿子，而是商量好框架以后，一人边走边说，一人站着笔录（实在不敢坐下去），两人轮流坐庄。方法之三更绝，谁瞌睡上来了，另一人拳脚相加，打到疼痛得叫唤，脑袋也就清醒了。就这样，一半靠信念支撑，一半像搭错神经，一直坚持到完稿。东方泛出鱼肚白时，梁总编来审稿，我俩已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了。
梁明拿起稿件看着看着，脸上笑开了花：“这俩小青年，真不负重托，奋战两夜一天，不仅文章颇具匠心，连照片说明都写得很传神，不落俗套。”
通过！付印！
在牟书记到办公室上班时，一张套了红的特刊，已经放在他办 公台上了。他看完报纸，当即用电话把梁明美美地表扬了一通。毕 竟是部队干部，很直爽。
志得意满的梁明笑意写在脸上，心里已有算计，想把我调到他麾下供他差遣了。可就在同一天，一位贵人（对于我来说，他真是个贵人）从天而降，打乱了梁大总编的战略部署。
贵人是谁？山西日报群工部主任史文奎也！他是奉命来临汾招聘记者的。山西日报因发展需要，拟在全省通过考试招十名新记者。在宴请史文奎主任的席间，过度兴奋的梁总编笑嘻嘻地把筷子一举说：哈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就在今天，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才，如果省报想要，我就……”。他话未说完，就轻轻扇了自己一巴掌，很后悔说漏了嘴，继而又自我解嘲般说道：“这么说吧，这位奇才确实有点道行，我本来想把他调到地区报来的，如果你们要，只能让给省报啦！”说着，他又笑眯眯地拿出一张还透着油墨香的《临汾地区报》“五七”特刊，呈给史主任时又加了一句：“奥秘全在这张报纸上。你看完就知道了，这样的奇才，哪儿用得着考，可直聘！”
随后，他和出席陪客的刘玉亭、郑俊华、牛文山等一干领导，把我和小谢创造的奇迹，绘声绘色地夸了又夸，听得史主任都不敢相信，竟有这等奇迹？饭后，老史回到宾馆，认认真真地把这张特刊从报头到报屁股都审读了一遍。作为一个老报人，他还是惊诧异常：两个小青年，能创出这般奇迹，真服了你们了！
第二天上午，他就给太原挂了长途，向山西日报总编辑刘山同志详细汇报了这一新鲜事。刘山同志听了汇报后，竟当即表态：“如确有其事，这个大学生我们要了，而且可以特事特办，免试！”
刘总编的一句“特事特办”，就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进省报当记者，就是走进新闻战线的正规部队了。这岂不是从天而降的大幸事？！
这幸事从何而来？一半来自我不懈的努力，还有一半呢？就是以谢俊杰为首的“老西”文友们的“拔刀相助”铸成的。
打那以后，我供职山西日报八个年头期间，跟谢俊杰以及安永全兄弟两和袁胜利等一帮文友就都成了至交。他们只要到太原公干，总忘不了到我住的窑洞一聚，寒舍粗菜酒管够，嬉笑怒骂皆是情。而我凡到临汾或临汾附近采访，谢俊杰、曹金芳伉俪每次都会千方百计地盛情款待，虽然那时候的物质还相当匮乏，猪肉都得凭票限量供应，但他们宁可苦自己，只要我去了，餐桌上总会摆得满满的，以诚相待。多说几句，我们之间，可绝不是那种不辨是非不问正事的酒肉朋友。我们每逢相聚时，除却探讨人生、激扬文字外，还时刻关注国家大事。有一次我受领导委派跟随时任副省长王大任到座落在临汾的山西师院作调研期间，就被谢俊杰“抓差”，去管了一回“闲事”。至今我还依稀记得，有一个不小的国企，原先的“318”和“126”两派之间的历史积怨，一直闹到那时候依然纷纷扰扰纠缠不清，从而生产不正常、职工生活受严重影响苦不堪言。恰好谢俊杰有个朋友在该单位上班，常在他面前叨叨。拥有一颗豪侠心肠的谢俊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请我跟他一起为调解他们的纷争出点力。我因为曾在霍县大联合期间担任过县直机关干部学习班的秘书，对于处理是是非非，倒见识过不少案例。于是，经过一番筹划，利用休息日和晚间空闲时间，谢俊杰拉了我以及已成为省电台记者的安永全三人开进该单位，通过个别交流、小型座谈和大型讲座等多种方式，促进该单位两派之间求同存异、消除隔阂，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进一步促使他们变貌合神离为真诚团结，我们三人又策划了第二个动作：由我和安永全各写一篇报道，分别在山西日报和山西电台刊发出来。如此一来，该单位领导班子团结了，面貌果真焕然一新，广大职工受惠之余，曾纷纷向谢俊杰表示谢意。
此后，谢俊杰和安永全还曾从霍县获悉过一则小道消息：说霍县领导有意向，希望我能重回霍县担任宣传部长呢。
然而，人生如逆旅，聚散本无常。就在我们这帮朋友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事业也蒸蒸日上风生水起之时，我却因家庭特殊困难，不得不于1978年10月南调回江苏了。
说良心话，我跟谢俊杰这亲如兄弟般的好友离别，内心是倍受煎熬的。我忘不了他打小在凄苦困扼之中的奋起，点亮了擎举浩气之童心，忘不了他在遇到不平事时的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忘不了他虽只手残疾却赍志不渝执着攀登到国家一级作家的茕岩高位，更忘不了我与他之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然而，纵然有数不清的“忘不了”，我们还是惜别依依，一下就置身南北阔别20余年后才再相遇的。
再次重逢时，那是世纪之交的2000年仲夏时分。我当时在《翠苑》文学杂志的主编任上，因从新闻战线转战到文学战壕后，深感步履蹇涩而锥心绞肠。这时候，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远在北国的挚友谢俊杰。这当口，我是为挽纯文学杂志走向衰亡之狂澜而只身北上，去向老友求锦囊妙计的。其时，谢俊杰已经身居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和临汾市文联主席的高位，他还能屈驾迎我这谫陋之身，对我耳提面命吗？忐忑之间，我下车后刚走到临汾车站的出站口，就看到一位飘着一只空衣袖扬着一只右手的谢俊杰健步向我走来，用他健壮有力的单臂把我紧紧地拥进怀抱。
阔别20多年后再相逢。没变，没变，除了头发白了脸上皱折多了以外，两人的内心世界依然风清云淡，随着物换星移的风霜浸袭，互相之间的思念反而更醇厚更甘洌了。那次重逢，他竟推掉了手里的一切公务，还拉上了当时已升任临汾专署副专员的安永全，陪同我去游壶口瀑布。为啥选择观赏黄河瀑布呢？他说，所谓黄河瀑布，站在下游看过去，其实是涛天的巨浪倾泻下来，能荡涤一切污秽，洗刷人的心灵。咱们去接受一次巨浪的洗礼吧。说是游览，我们仨在一起的三天两夜大多数的时间，都泡在畅叙阔别之情、交流人生感悟中间了。我则始终没忘当面请益，请教办刊之真经。他俩的不吝赐教，不仅令我铭感五内，浸润心田，受益匪浅，而且安永全还承诺要为我的杂志供稿（事后，他果不食言，先后给我寄来若干篇为杂志争光添彩的散文和大特写）。从壶口回到临汾后，谢俊杰又给当时已升任山西省干部局副局长的袁胜利通了长途，要他陪我去我早就向往但在晋工作八年都未能瞻仰的神圣佛地五台山。
那次返晋之旅，既重温了挚友旧情，又取到了办刊真经，真可谓功德圆满。
在那以后，我和谢俊杰的联系，又只限于难得的电话交流了。一晃数年后，有一次他电话告诉我：“我退休后已移居河北省廊坊市燕郊镇了。燕郊是个好地方，欢迎你有空来玩。”
此前，我从没听说过燕郊这个地方。心想，谢俊杰是哪根神经搭错了，好好的“山西乌克兰”不住，要搬到那么个犄角旮旯里去养老？
记住了。有朝一日，我可真会前来探寻其中奥秘的。
我从岗位上退休后，又聊发少年狂，老来学皮匠，办了个半公益性质的阳光培训中心。随着“阳光”的发展壮大，我每年都得赴北京去参加一两次全国性的办学交流活动。
这不，机会来了，我岂能错过。心心想念着燕郊住着个谢俊杰。为了求证他移居燕郊的个中情由，于2010年10月的一天，我从北京乘汽车来到了谢俊杰提前告我的接头地点。可是，下车后左寻右探，就是找不到他的身影。我好失望好失望呵！“总不会放我鸽子吧？”我怀揣忐忑，按照他事先给我留的住址，问了好几个路人，终于找到了他的新府。一见曹金芳的面，她判断说：你俩肯定走叉了。她本来要自己把谢俊杰找回来的，我则坚持还是我去找吧。等我再到车站旁一看，他真的还痴呆呆地站在那儿恭候我呐。原来，那时候的他，腿脚已经不太灵便。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车站时，我已下车离开了。
这次见面，我才搞清楚了，燕郊可不是什么“犄角旮旯”之地。原来，早在春秋时期，燕郊就因是燕国都城的郊区而得名。清康熙年间，燕郊建有康熙的行宫，被誉为“天子脚下，御驾行宫”。它虽属河北廊坊市，但与北京通州区只隔一河之远，由于它地处北京东南，风沙不大，气候宜人，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众多有识之士，纷纷相中了 这块虽在“天子脚下”却隶属河北的宝地，前赴后继地到这儿来买房置业。当时，已任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副主任的谢俊杰长女谢力，慧眼识珠，抢在燕郊购房高峰前，早早地到该镇的核心地段低价买了一套四室两厅两卫的住宅，动员父母亲搬到那儿去颐养天年。她自己虽在北京上班，但由于交通便捷，几乎每周都能来看望双亲。这就是谢力的远见卓识，为谢俊杰伉俪安享晚年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
这次见面，我和谢俊杰都已是明归自己的自由之身，没有任何羁绊，没有任何负担。他为了珍惜晤面的难得机遇，就干脆跟我一起住到宾馆，同室而卧，抵膝而谈。我俩敞开心扉，无拘无束，追忆往昔，祝福现在，除睡觉和到他家吃饭的时间以外，海聊了两天两夜。他把自己童稚年代所遭的罪、青少年时代所作出的牺牲、成名后所遇到的波折以及他爱人曹金芳和女儿谢力给他的温暖，竹筒倒豆子般又向我涛涛不绝地讲了一遍。虽然，我以前曾听过其中的大部分，但这次详尽聆听后，依然令我心扉翅动，感慨万分。
临别之际，当他把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悠悠桃河》赠送于我时，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泪眼模糊地问我：“咱俩还有机会再见面吗？”我鼻子一酸，也差点掉下眼泪，但为了安慰他，强忍住哽咽，告他说：“放心吧，我还会来看你的。”
我说的可不是假话。
2016年，也是在金秋10月，我抓住从“阳光”二次退休前最后一次赴京参加全国语文高峰论坛的时机，又一次奔赴燕郊去看望了他。那时候，我的这位在晋阳大地结识的关系最铁的好兄弟，已经动过两次大手术。一次是因脑出血而开了颅，一次心脏换瓣膜而开了胸。可以说，他已经两次差点闯进鬼门关。可是，在他跟我聊天时，还轻描淡写地告我，“下手术台后刚一苏醒，我便笑嘻嘻地伸手要抽烟了，有啥了不起，不就是挨了一刀吗？”当时，我听着心都在发抖。他要不是我相当了解的好朋友好兄弟，真不敢相信，还有如此敢与死神争锋的豁达之人。当然，他其实也心知肚明，再顽强也斗不过命运。曹金芳私下曾告诉我：“有时候，他的豁达是为了安慰我和孩子们。他宁可把一切痛苦都留给自己，也不想让我和孩子们心里难受。”
特别是在他最钟爱的长女谢力每次到病榻旁看他时，他的精神都会为之一振。这是为什么呢？他在跟我的几次长谈中，每次都忘不了要一夸再夸他的这位大姑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这一生最为骄傲的一件事，不是我自己有多了不起，而是拥有一个比我有出息得多的大姑娘。”这谢力究竟有多出息？从她供职于中国文联这些年的履历看，就一目了然了。一个在京城毫无根基的小姑娘，从普通职员起步，先后工作过中网影协和中国文联近十个岗位，在每一个岗位上，她都能既紧扣时代脉搏，又团结好各级各类艺术人才和党内外群众。如今，她之所以能升格为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和党组成员的高位，跟她作出的贡献是完全相匹配的。这还只是工作的一面，她作为家里的长女，“入则孝，出则悌”的古训在她身上发扬得芬芳无比。她不仅对父母极其孝顺，对先天残疾的胞妹也爱护有加，多方帮助。难怪谢俊杰在跟我聊天时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我这个本来残破不堪的家，全靠谢力的全力维持，才得以有此人丁兴旺全家和睦的今天。”孩提时代的谢力我经常见，但打我离开山西以后，唯有第二次去燕郊探望谢老弟时，她开车送我到北京南站去赶高铁，在车上闲聊了一路。在闲聊中，除了海阔天空，聊得最多的还是她对她爸的敬仰和关爱。她的几句肺腑之言，我至今仍有印象：“人不能没有感恩之心，恻隐之心和敬畏之心。我的一切，都是爸妈给我的，我成长的每一步，都是爸苦心栽培的。我爸这一生，太不容易了，我能为他做的却少之又少，怎么孝敬都不为过。”
俊杰老弟，你有一个这么贤惠能干的女儿，也算是你人生的一大幸事了。
俊杰兄弟，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