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帝王成功的驭民之道
1、愚民。
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族的侵略，汉族在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几乎不需要与其他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中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轻蔑。
文化是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每个人都是通过他们的文化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因此，话语权的争夺和价值观的对峙或许比枪炮制造的战争更为惨烈。文化变革是令统治者恐慌和遭到抵制的，因为它威胁到传统的、令人舒服的社会标准和现实。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写道：对一个想维持统治的君主来说，他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善事，并根据情况需要来决定是用还是不用这些先进的知识。中国皇帝对西方发生的变革和涌现出的新技术不可能一无所知，但他们害怕西方文化的入侵会给政权的稳固带来隐患。
一封盖有元帝忽必烈（1271年称帝）印玺的、给法国国王菲利普的信件现在存放在法国历史博物馆的国家档案馆里。可想而知，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1793年），中国“盛世”的乾隆皇帝会不知道吗？
中国历史上除了引进大量动植物品种外，在精神和社会文明领域，只有佛教通过中国化才留存了下来。通常情况下，科技变革是普遍被接受和受欢迎的，因为它一般都能提高生活水平，养活更多的人。但是在中国的皇帝眼里，这些也是危险的。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精神状态。”然而，同其在西方的爆炸性影响比较起来，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却没有什么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
几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都兴“文字狱”。每个新政权为了标榜本朝的合法性和政治正确，一般都贬低前朝，最明显的例子是晋代魏，编造曹家的坏话，为自家篡位添置理由。我们过去了解到的历史知识，大多经过“修史”的粉饰，就是被称为“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纪》，也是充满司马迁个人情感色彩的、道听途说的“实录”，其文学性的价值远大于史学价值。
马基雅弗利（1469--1527）的《君主论》、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的《利维坦》、约翰.洛克的《政府论》（1690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以及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在美国的民主》等著作，今天依然在许多国家大学生的必读书单里。
西方文明一旦被“拿来”，对中国的旧学，就会产生破坏性的冲击，就会加速中国传统文明“礼崩乐坏”的进程。顾准说：“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给历史这个小姑娘换上不同的漂亮服装，也许是各朝各代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不得不做的愚民功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