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文
老城厢是一座城市旧城所在区域，是城市的摇篮，往往也曾是历史上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人口密集的区域，具有“城市原点”意义。
我国古代城市基层居住单位是里坊，早在先秦时代即已存在。《诗·郑风·将仲子》有“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毛传曰“里，居也”。西汉长安城划分为160里，且“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此后，里坊制度日益完备，至隋唐长安城达到鼎盛。这时，在城市结构上，里坊整洁划一，“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市民生活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即“昏而闭，五更而启”。对“诸犯夜者，笞二十”。这样，唐长安城夜间坊门紧闭，坊外空无人行。朱熹对唐代里坊制度甚为赞赏，说:“唐宫殿制度正当甚好，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
严格的里坊制度可强化城市治理、防范盗贼，却给市民生活、生产及人际交往带来诸多不便。随着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唐代中期后，长安城内侵街建房、坊内开店、开设夜市等破坏里坊制行为不断出现。到北宋，由于宋朝经济高度发达，北宋GDP占世界 70%以上，东京汴梁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繁华城市，人口众多，废除了坊墙与夜禁，标志里坊制的崩溃，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唐宋政府虽都试图维持“里坊制”及配套的夜禁制,一些正统士大夫也颇怀念里坊制秩序，但最后政府只好顺应历史潮流，迁就现实，以新里坊制(一坊是一个开放性社区)，取代旧里坊制(一坊是封闭型小区)。
宋代封闭里坊制彻底崩溃，开放型城市格局逐步形成，标志着中国城市格局从封闭性古典型向开放性的近代型转化。坊不再是由高墙围隔的封闭性的居民点，而是开放型的城市基层社区，其间也可包含一定的商业网点。而由一定的坊巷及其附近街道构成较大的，相对较完整的城市空间——“城厢”。 “厢”原为唐以来划分驻军防地的军制，宋借鉴作为城市行政机构，厢坊两级管理机构由此完成。《严州图经》载严州有右、左厢，厢下设坊。
陈伟堂先生介绍，宋代常州所设四厢设置，是以前河(青果巷以南)为界。由于前河以北开发较早，人员较为集中，面积也较大，因此分三厢;前河以南只设河南厢。北边三厢，子城是城市行政中心，官员集中，故单设一厢。余下分为左厢和右厢。明代常州坊厢得到扩展，从四厢变成七厢。清初承明制，但除城内七厢，还有城外三厢，这表明常州城范围已逐渐突破围墙限制，直到城外。清雍正四年(1726),分武进置阳湖，城内子城厢一图、子城厢二图、西右厢、河南厢，城外西直厢(怀南厢、怀北厢附)、北直厢(北半图附属武进县);城内左厢、东右厢、中右厢，城外东直厢(东半图、东二图附)属阳湖县。
清末，随着手工业和贸易的发达，常州城继续向城外扩展，将近郊的怀南厢等地划入城中。城内城外分为十八厢。其中武进县辖城一厢、城二厢、西右厢、河南厢、北直厢、北半厢、西直厢、西仓厢、大怀南厢、小怀南厢;阳湖县辖西左厢、东左厢、东右厢、中右厢、东直厢、夹城厢、东二厢、东半厢。因此，常州城便有十八坊厢之称。
大运河作为常州母亲河，千百年来孕育了常州的漕运文化、建筑文化、名士文化、红色文化、工商文化、民俗文化、园林文化、宗教文化等多种文化类型，塑造了老城厢的历史之根和文化之魂。
当前，常州老城厢复兴发展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广大市民的美好愿望。目前，常州老城厢复兴计划规定的区域范围西至中吴大桥，北至关河路，东至丽华北路，南至明代老运河，总面积7.4平方公里，范围与五代时期罗城大致相当，包括子城一厢、子城二厢、左厢、东右厢、中右厢、西右厢和河南厢。老城厢今天泛指城区，在坊市制向坊厢制演变过程中，常州老城厢发端于宋，演变于元，定形于明末清初，它的形成与变迁与运河息息相关，形成了“三河四城”的历史形态，和“城中有河、河抱古城、城河相依、水陆并行”的城河形制，至今仍是“三河并流”的城市。老城厢位于常州中心城区，是常州的地理、经济、文化的历史浓缩，承载着常州人的“集体记忆”和“文化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