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渡】
王观泉：以“觅渡”精神，为瞿秋白立传
李寿生
１９９１年５月８日，常州市政协礼堂挤满了热情的读者。钦佩共敬仰一色，颂诗与赞歌齐飞，王观泉同志《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再版首发式在此隆重举行。此刻，参加会议的秋白故乡的父母官和读者们都凝神屏息，聆听着来自长城内外来自大河上下来自祖国四面八方鸿雁传来的祝贺。
中央党史研究会、江苏省社科院、黑龙江省社科院、徐州师院、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左联会址纪念馆，以及陈沂、温济泽、瞿独伊、陈铁健、羊牧之……都给王观泉发来滚烫的贺信、贺电，祝贺之情，赞美之情，敬仰之情，犹如一股股清泉，在人们的心头叮咚流淌。
…………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６日，王观泉历尽三载艰辛的煌煌巨著《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终于出版了。这一天，观泉来到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当他从编辑手中接过这本厚厚的散发着油墨芳香的著作时，眼睛突然一黑，不几天，他仅有的一只左眼又脱落了视网膜。翌日，正巧是他５７岁的生日，寿面未吃成，人却坠入了深深的黑暗中。
失去双眼，对于一个作家、学者来说，如同鸟儿失去了翅膀，如同军人失去了武装。５７岁，作为一个作家、学者，正是成熟与奋发的季节。为何老天却过早地夺去了他的光明?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王观泉告别了十年牛棚和干校生活，去北京创办美术界影响最大、级别最高的杂志《美术》月刊。编辑之余，他潜入了鲁迅研究的海洋。沉默了十几年，积累了十几年，一旦上阵就如火山爆发。不到三年时间，他一下子推出了三本学术著作。第一本叫《鲁迅年谱》，全书１４万字，初版３６０００册，被一销而空，一部分还远销海外。这是我国第一本成集的鲁迅年谱。第二本书叫《鲁迅美与美术》，出了１９０００册，研究鲁迅与美术，这又是国内第一本人物传记，出版后也受到读者青睐。《鲁迅美术系年》是观泉的第三本书，全书２１万字，由茅盾先生亲自题写书名。至今，鲁迅研究界还没有出现这个专题的著作。１９７９年，他被调回黑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从此，他同美术研究脱钩。脱钩后，观泉又在新的阵地发起攻击。１９８４年，观泉的一本１０万字的《“天火”在中国燃烧》，轰动文坛，轰动 了学术界。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怎样传到苏联又怎样传到中国的，这在马克思主义东渐史的研究领域里，又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观泉当是第一个拓荒者。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传奇式人物，为郁达夫立传，让当代人和后来人了解郁达夫、学习郁达夫，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事。王观泉呕心沥血，先写《郁达夫传》，后编《达夫书集——致王映霞》，两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反响强烈。《达夫书集》数次印刷，单在海外就发行好几千册，香港、台湾、印尼、新加坡等地掀起了一个研究郁达夫的热潮。郁达夫的前妻王映霞也一举成为新闻人物。
弓拉得过满就会断弦，扁担压得太弯就会开裂，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东奔西波，日以继夜，用脑过度，用眼过甚，一本书稿送去出版社后，每次观泉都在招待所“死”过去，几天昏睡不醒。如此长时期超负荷运转，岂能无事。１９８４年９月，《郁达夫传》刚刚交稿，头重脚轻的观泉在出版社门前踩了个空，顿时眼前金星乱飞，随即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了。经检查，观泉的右眼视网膜脱落了。靠友人力荐，填补手术是上海一位眼科权威做的，然而，高手也有失误时，手术没有成功。观泉万箭穿心，一再恳求，医生被迫作第二次手术，终未奏效，观泉同志宝贵的右眼，从此失去了光明。
然而，观泉是一个性格十分要强的人。他从不服输，写瞎了一只眼睛，后悔吗?不！世界上有得就有失，甘蔗从无两头甜。此刻，保尔·柯察金、吴运铎、高士其……一个个坚韧不拔的刚强形象在他脑际浮现。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他没有停止战斗。卧床静养，无所事事，这对于观泉来说，比什么都难以忍受。双目尚在包扎之际，他就急不可耐地在病床上，结构《瞿秋白传》的写作大纲。手不能书，咋办?就请贤惠的妻子为之笔录。一部《瞿秋白传》的写作大纲全部是在病床上完成的。１９８５年６月，他拖着病躯来常参加“秋白牺牲五十周年纪念会”，秋白传的总体构想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肯定。出院回哈尔滨后，于是，一项浩繁的工程又开始“独眼”作战了。
首先是搜集和筛选资料。观泉搜集资料极其广泛，在黑龙江省社科院的支持下，他向院图书馆借出了整套的《新青年》、《向导》、《布尔塞维克》等影印刊物和相关年月的《晨报》以及全部中共党史资料，装了满满一面包车拉回家，连同历年收集的资料，包括目前已停刊的《党史资料》丛刊，堆了大半屋。这中间有丁景唐先生借给他的秋白著作初版本、莫斯科工人出版社１９３７年中文版《殉国烈士瞿秋白》等极其珍贵的资料，还有杨之华发表在《红旗飘飘》上的回忆文章，我们常州史话组编写的《革命烈士》专辑和连载过“秋白在无锡”的《无锡日报》，连当年关押秋白的审讯记录，他都弄到了手。书中有一段关于“八七”会议的环境描写：“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的武汉，天气特别闷热，隔天和凌晨虽然下了一阵子雨，也只是湿了一层地皮，在灼热的阳光直射下，仅有的一点儿雨水立地蒸发，水气冉冉上升，折射出奇异的光波，长江穿梭而过的武汉三镇，确实不负‘蒸笼’的诨名”。为了这段重要描写的真实性，观泉请在辽宁气象局工作的弟弟帮忙，几次与湖北省气象局联系，好不容易调来了武汉市１９２７年的气象资料。观泉同志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１９８８年２月，一部１７００张稿纸长达５０万字的书稿终于脱手了。脱稿后观泉却病倒了，天天发烧至３９度，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发了两天高烧，观泉想到交稿时间已过，岂能叫出版社等我，于是从病床上一跃而起，不听家人劝阻，拖着沉重的身躯，高一脚低一脚地搭车上天津。在出版社招待所，他又一次“死”过去，两天两夜人事不省，把编辑们急得六神无主。
《瞿秋白传》于１９８９年６月出版，到１９９０年年底再版，这期间，观泉同志一直处在仅有的左眼的治疗期和养护期。煌煌巨著已与读者见面一年多，他却不能一睹为快，分享一下胜利的喜悦。
观泉并非科班出身，没有大学文凭，仅仅是一个初中还未毕业的部队转业军人，如今却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草台班”搞文学创作成功者并不鲜见，但搞学术研究取得大成果者确实凤毛麟角。其自学成才的秘诀何在?观泉笑声琅琅，给我的回答也只有朴朴实实七个字：多读，勤奋，方法论。观泉对于读书说得很多，他说他在部队搞条令时，就喜欢读书，党史、军史、文学史，涉猎很广。有些看似闲书，其实不闲。有次逛书店，看到一本书《回忆东亚图书馆》，作者是出版家汪原放。观泉买回一翻，书中有不少关于陈独秀的第一手资料，他如获至宝，当天就读完１６万字。至于勤奋，观泉说，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八路军”来说，勤能补拙。他说，他很喜欢玩，但到各地出差，由于头脑中装满了学术问题，很少有游山逛水的闲情逸致，有时甚至连喝咖啡的时间都没有。观泉认为，做学问要敢于寂寞，敢于坐冷板凳，不怕非议，不怕孤独。最后讲到方法论，观泉说，有人问过我，你看那么多资料，怎么记得住，是不是有上万张卡片，其实，我是不做卡片的，只是把资料做个编年。写作前，造成一个小气候，比如写瞿秋白，那在我办公桌周围前后左右全是瞿秋白的资料，写到什么地方，根据编年，就把什么资料拿过来。观泉形象地说，把资料变成学问，大有方法可讲。这如同捏面团做馒头、包饺子，同样是面粉加水，有的过软，有的过硬，如何恰到好处，这就是方法论，做学问也是同理。
观泉的左眼视网膜脱落后，经过两年的治疗和养护，视力已恢复到０·２度，视力极为朦胧，你坐在他的对面采访，他都看不清你的面容。可是，王观泉决不愿放下手中的武器——笔。他如同一名优秀的跳高运动员，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还要向更高的目标冲刺。那次来常，他头脑中考虑的，与人交谈的，床头摆着的，全是“陈独秀”，他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要拿下这个制高点，为陈独秀立传，让后来人从他那里汲取智慧、经验和教训。刚刚恢复一点点视力，又要四处奔波，又要搜集和阅读那么多资料，况且陈独秀比瞿秋白立传难度更大。观泉的家人朋友们都担心他，劝说他，可观泉认准的东西，是八匹牯牛也拉不回来的。正如他在《瞿秋白传》的后记中写的：“曙光永远在前，我将永远追求。”
（知名作家、学者、美术史家王观泉先生，已于2017年6月11日告别人世，享年85岁。）
王观泉和友人在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参观留影。左起：陈独秀秘书、学者郑超麟孙女郑晓芳、王观泉、瞿秋白纪念馆馆长候涤、瞿秋白研究专家丁景唐公子丁言模。
王观泉先生接受专访后和本文作者李寿生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