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给范志超画过一张炭笔肖像，头巾没过发际，眼睛大而清朗，不加粉饰，却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松江小乡村，这个被父亲取名“凤声”，被哥哥唤作“雅仙”的女孩却很叛逆果敢，小学毕业就逃出家乡，给自己改名“志超”。
褪去名字中娟秀之气的同时，似乎也预示了她的命运。早年她在景贤女中就读，接受新的思潮，师从朱季恂、侯绍裘，后来走南闯北，投身进步事业，是很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国共两党的不少高层人物都很熟悉。柳亚子视她为“三传弟子”。而从牯岭回上海的途中，茅盾给她起名“范云”，一个“云”字也道出她翩若惊鸿，飘如游云的脱俗和率性。
范志超晚年时照片
逃离家乡寻求独立
范志超出生在松江一个叫范家滩的乡村。父亲是中医，5岁时就教她识字。她更喜欢母亲，母亲虽是个有钱小姐，但没有一点娇气，温柔善良，吃苦耐劳，以前完全不会做的粗笨工作都努力学做。
母亲爱美的天性也很打动她。从母亲那手精致的刺绣女工活里，从她干净素淡的衣物上，从她房间里的摆设布局中，年幼的范志超接受到最早的“美的教育”。也是在母亲的力促下，她终于能欢喜地跟哥哥去镇上的小学念书了。
可毕业后，父亲执意要她留在家里学中医。她十分不情愿，看见同班同学毕业后就能外出升学，就无比羡慕。
于是，在小哥哥的帮助下，她偷偷地整理好简单的行李，在一个秋初的早晨，独自离家进城去，考上了松筠女子职业学校。母亲变卖首饰供她念书，她非常感激。家里原本还要把她许配给富贵人家当媳妇，也幸好有母亲暗中为她掩护。
但由于范志超在学校为一位遭遇不公待遇的吴姓女教师打抱不平，故最终没有拿到文凭。
回到老家的两个月，对她而言是度日如年，于是她再次私自离家，到上海窦隆医院学习看护。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独立，不依赖别人，更有力量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
但还是因为直来直去的性格，她又一次“出言不逊”，得罪了院方，被勒令回家。
景贤女中思想革新
终于在机缘巧合之下，她进入了当时有“革命摇篮”之称的松江景贤女中。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名人都和景贤女中有渊源，如朱季恂、侯绍裘都是范志超的老师，恽代英、肖楚女、邓中夏、沈雁冰、邵力子、柳亚子、陈望道、叶圣陶、杨杏佛等也都来开办过讲座。
范志超在这里接受着进步思想的洗礼，顿时感到如鱼得水。她知道学校的经费除少数校董捐助外，大多由侯、朱两位老师从家里“偷”拿出来的，或借债来的，因此格外敬重两位师长。
她回忆侯绍裘，说：“他确是位最起模范作用的共产党员。朴实诚恳、爽直乐观，吃得起苦，负得起重任。判断事情非常理智，大多数同学惧他，又爱他。”
有段小插曲，说侯绍裘曾在给她的评语里写过“思想出众，服装奢侈”八字。可其实范志超长年穿土布校服，与众不同的只是她是全班唯一剪了短发的女生，还在短发上别了一个蝴蝶结。
她去找侯绍裘“理论”，侯绍裘听罢她的话立刻豪爽地说：“我一方面只听了一些同学的批评，另一方面由于我不假思索感到你在班中有些不一样，因此我犯了观察不细致，断事不审慎的毛病，我的批评宣布收回。”老师的坦诚也让她尊师重道的意念加深了。
令人唏嘘的初恋
在上海海澜英文专门学校读书的时候，范志超认识了助教蒋丹麟（徐悲鸿发妻蒋碧薇的弟弟）。他们因为同样爱好英国文学而互生好感。两人开始通信。
从通信中范志超了解到，蒋丹麟的父亲蒋梅笙也就是范志超当时的国文老师，是清末的举人，他并不反对儿子与她来往，而蒋丹麟的母亲却不喜欢新潮好动，留着短发，经常参加社会活动的范志超，为儿子做主相中了另一位媳妇。
范志超看得出蒋丹麟在家中不够强势，她不愿因自己而使他与家庭不和，只好选择转学离开。
其实她转学后，蒋丹麟每星期仍去看她一次，书信照旧来往不绝。不过表面上出于维护各自自尊心的缘故，一致承认保持“永恒的友谊”。
后来，范志超因为要参加学生运动，或是搞社会活动，四处奔波，走南闯北，和蒋丹麟也就不再见面。
她容貌清秀，阅历丰富，再加上活动能力强，落落大方，在武汉工作的时候，追求者甚众。
比如年轻有为的爱国将领，后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黄琪翔就给她写过一大叠情书。
还有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也追求过她，瞿秋白就对小弟开玩笑说：在你没有把塌鼻子修好以前，还是不要急着追求范志超。但是这些人始终难以取代蒋丹麟在她心中的地位。
1949年5月5日柳亚子等恭谒碧云寺孙中山纪念堂（左起：余心清、范志超、柳亚子、郑佩宜、田家英）
五十多年踽踽独行
范志超曾追随恩师侯绍裘，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江苏省党部中工作。后来，在何保珍（刘少奇前妻）正式介绍下加入共产党，在各地开展革命运动。
南昌起义前后，范志超去了菲律宾，后来因为答应了重病的父亲，与早期革命活动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董冰如保持过一段婚姻关系。
她在菲律宾办过报，也在美国做过家庭教师、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人员，由于她的工作出色，曾被杜鲁门总统太太邀请参加过茶会。
范志超的朋友廖静文回忆说，1931年初夏，范志超刚从海外归来不久的一个晚上，她在梦中哭醒。她梦到蒋丹麟穿着西服来向她道别，那种庄重使她有种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早上，她就去打听蒋丹麟的下落。果然不出所料，噩耗传来，1930年8月，蒋丹麟在庐山脚下的牯岭普仁医院因患肺痨去世！
而范志超为了忠于丈夫，此前知道蒋丹麟患病，也一直不敢去见他，以至于他最后一面也未曾见到……
接下来的一幕，使廖静文触目惊心，并且感动不已，几十年不曾忘记：范志超在白色的床单上，用红丝线绣了个大大的“念”字，四周绣了一圈心，组成了一个花圈，她每夜就躺在这个花圈上。（是一个“哀”字，廖静文记错了）
此后50多年，她一直保持单身，踽踽独行。
人们在松江的街头看到晚年的她，背已经驼了，但进进出出仍保持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清高，齐耳短发一丝不乱，卡着一只素色发夹；总是穿着对襟上衣，黑色大裤脚管八分裤；脚上是一双方口带襻布鞋，拎着带大环的江南蓝印花布提兜，一副二三十年代女学生的扮相……
慷慨捐赠名画墨宝
范志超珍藏有徐悲鸿猫石图轴和齐白石篆书联，有人曾多次愿出高价索要，被其婉拒，1983年，范志超将这些珍贵文物捐赠给上海市文管会。
回忆起和徐悲鸿、齐白石两位画家的交谊，范志超说：“徐悲鸿1938年抗战期间我旅居香港，正遇先生亦赴港开画展，他去我寓处看我，就画了一幅《猫石图》赠我，我很珍惜它。以后我侨居菲律宾，又去美国等地，这件杰作一直陪着我。我于1947年归国，这幅画也跟我到了上海。”
在抗日战争以前，徐悲鸿亦有《喜鹊》《奔马》各一幅赠送给她，“那是他精力充沛期的佳作，可算是宝中之宝了。”抗战胜利后，徐悲鸿任北平艺专校长，特邀范志超去该校任教。解放后北平艺专改为中央美术学院。
1948年范志超在中央美术学院执教时，认识齐白石，当时他主动赠范志超一幅隶书对联，上联：莲花心地；下联：雪藕聪明。
赠书的时候，齐白石还颇为得意地说：“我还没有给别人写过同样的东西呢！这是你独有的。”
解放后，柳亚子先生看到此联赞不绝口，品赏之后认为应再有一幅中堂则更为雅致。
不久北京文艺界老人聚会于申隆饭店，席间亚子先生请齐白石先生再作一幅牡丹赠给范志超。后来齐白石果然送来一幅《牡丹图》。
“此对联于画同我相伴十多年，凡爱好画的亲友见了都说百看不厌。可惜这幅《牡丹图》和徐悲鸿的《喜鹊图》《奔马图》都在“文革”中被盗失了，现回想起来真是心痛呀!幸好这两件文物我东寄西藏才得以保存下来，总算万幸。如今我已老弱病残，总想及早适当地处理，所以我决定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一则可供人们一起欣赏国宝，二来也了却我多年的心愿。”
1988年，范志超在松江患癌症去世。消息传到了北京，廖静文写下了：“情深意重，笔墨难以尽言”几个大字。
请询这一幅画家是谁？
这是刘伟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