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是沙曼翁，他给了我无数的关怀和爱，而能拜师于沙先生门下则緑于我另外的一位恩师戴元俊。 上世纪的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祖国大地，也迎来了科学文化艺术的春天。当年2月，从小喜爱书法的我以优异的书法成绩考入闻名于沪宁线上的家乡常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随单位一位胡姓的老师从事专业书法学习与创作。我少时学习书法就很用功，但是条件十分艰苦，连一本像样的字帖都没有，还拜了一位当地有名的姚省三老先生学书，临习的是一本现代人写的《雷锋日记》楷书字帖，后来又用晒图纸双勾描了一本唐代颜真卿《多宝塔》字帖，家里也没有写字台，只能等大家吃过饭，赶快趴在饭桌上写字。上中学后，有一次忽发奇想，参加全校师生的写字书法比赛居然还得了第一名，这就更激发了我学书法兴趣。当时，常州没有专门的美术院校，工美研究所就是那时常州书法美术青年心向往之的“黄埔军校”，能够进入工美，别人都要高看一眼的。
我一脚跨入“黄埔军校”心中的高兴劲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也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每天趴在书案上从早写到晚，一刻也不肯停笔。工美研究所单位地点绝佳：在市区中心真正的黄金地段，周边大商场、电影院、饭店还有公园，是一个“花花世界”，对年轻人诱惑很大。所里不少学油画、国画的美术青年都会偷偷地溜出去逛公园，看电影，但我就像一个苦行僧，从不外出，每天就是写、写、写。
指导我学书法的老师是位刚从“牛棚”里被解放出来的老先生，书法功力比较深厚，在当地也很有名气。他看我学书非常刻苦，也对我寄予很大希望，说我是块未曾雕琢的玉。受老师影响，我同时开始学习隶书，但是老先生在教学上，似乎没有什么好方法，每天就是要学生照着他以前临写的几张《张迁碑》照片死写，时间长了我对这种学习方法不免心存疑问。不久我又买到了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秦刻铭文选》，这是我的笫一本正式字帖，里面有铁线篆《峄山碑》，我同时又学写此帖。老师看我学书异常用功，临写他的字很像，对我比较喜欢，还经常表扬我，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依着老师的教学方式，学书好像走入了死胡同，虽然很用功，进步并不大，但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有一天，我在书店看到一本汉隶《史晨碑》字帖，感到很好就买来偷偷临写此帖，几个月下来，竟有点像字帖上的字了，心里比较开心。
指导老师不坐班，每天只是不定时来单位转一下，有时也写写字，我怕不临写老师的字他会有想法，于是每次见他来单位后，马上就把他的作品照片放桌上(临帖的习作放抽柜里)。但时间一长，他也看出了端倪，我写的隶书“变了样”，不再像他的字了，就问我怎么回事，无奈之下我只能说出原委，老先生脸色一沉，心里极不舒服。这个时候，我恰巧又认识了一位当地很有名望的老画家戴元俊老先生，他见我学书如此用功，很喜欢我，希望我在学书法的同时，也跟着他学习绘画。他画的是花鸟画，我也非常喜欢，但戴先生说，要我和书法老师打个招呼。哪知道我向书法老师说起此事时，不料，他早就骨鲠在喉，竟勃然大怒狠狠地训了我一通，还很严厉对我说：“你从今以后不再是我的学生了，你随戴先生学画去吧”,把我逐出师门。我看过一些电视剧，也看过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里面逐出师门的描写，是最严重的情况，现在竟落到了我的头上，顿时，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一时间我惊呆了，心里很难受，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得沮丧地向戴老秉报了此事，戴老则鼓励我不要怕，继续学下去，并为我介绍了上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时一起闯天下、曾经的好友沙曼翁先生。于是在1981年初夏的一天，我怀揣着戴老手书的介绍信，拜师苏州一人弄“三友草堂”曼翁师门下，开启了我新的学书之路。（羿耿庵写于北京西海边）
大画家戴元俊先生生前的最后一张合影（右为羿耿庵），摄于常州红梅公园菊花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