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畅：永远的红色大姐
蔡畅(1900-1990)，原名蔡咸熙，是晚清名臣曾国藩之后，红军长征年龄最大的女红军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和国际进步妇女运动著名活动家，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
蔡畅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1900年5月14日)生于湖南双峰县荷叶光甲堂，乳名毛妹子，是父母的第六个孩子。在故乡群山环绕的紫云峰下，毛妹子随兄姊割草放牛，栽花种豆，捉蝴蝶，采野果，度过了欢乐的童年。
母亲葛健豪有着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蔡畅兄妹成为共产党人，受母亲的影响极大。1913年，接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母亲变卖自己的衣服和金银首饰等妆奁，带着儿子蔡和森、女儿蔡咸熙(蔡畅)及蔡畅的姐姐蔡庆熙一起进学校求学。和母亲一起在学校读书的日子，是蔡畅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中的一段。她非常珍惜母亲为她争得的学习机会，读书异常刻苦，每天直至深夜还抱读不倦。因而成绩十分优秀，一连跳了好几级，只用了两年就读完了别人四五年才能学到的功课。
母亲高小毕业后，回家办了一所学校并自任校长。为节约开支，蔡畅转到母亲办的学校读书，兼教音乐、体育课。十三四岁的蔡畅上音乐课时，要站在板凳上讲，后排的学生才能看到她。
正当蔡畅潜心读书之际，父蔡蓉峰从上海回家，他素来认为女孩子应擅守“娘家做女，莫出闺门”的古训，因而对蔡畅上学读书很看不惯。这年夏天，他到一家地主家去了几次，就擅自接受人家500元光洋的聘礼，将蔡畅许配给这家做小媳妇。一心想求学上进的蔡畅，得知这一消息，犹如五雷轰顶，惊呆了。
母亲对丈夫为了几个钱就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的行为极为愤慨，更何况蔡畅又是这样一个好学上进的孩子。她面对丈夫的疯狂举动，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下决心让女儿逃走。在母亲的支持下，蔡畅逃婚长沙，考入周南女校音乐体育专修科，改名蔡畅。1916年春毕业后留校任体育教员。
蔡畅抗婚出逃来到长沙，不久，长沙周南女校招生，她前去报考音乐体育专修科。在报名表格的姓名栏目内，端端正正地写上了自己的新名字“蔡畅”(原名蔡咸熙)，既表达了她与命运搏斗后的舒畅心情，也反映了她渴望今后的生活道路畅通无阻的美好愿望。
蔡畅在周南女校结识了向警予、陶毅、劳启荣等进步学生。她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探讨人生，抒发各自的理想和抱负。她还参加周南女校召开的“反对袁世凯签订卖国二十一条”大会，她第一次听到动人心弦的爱国主义演讲，第一次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宣传演讲，体会到唤起民众觉醒的激昂心情。通过这次参加反帝反袁斗争，她开始悟出了“革命”二字的含义。她饶有兴趣地探讨有关女权主义、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等思想观点，逐渐地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同情。当时，蔡畅虽然还没有明确的革命目标。但由于她渴求真理，为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铺垫了基石。
1919年，蔡和森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蔡畅和向警予发起湖南女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母亲通过姻亲关系向曾国藩女婿家借600块银元，全家一同飘洋过海。次年1月30日，蔡和森、蔡畅兄妹及母亲葛健豪、好朋友向警予成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二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来到法国马赛。作为运动组织者，她在法国跟哥哥一起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妇女解放理论，并把在法国学到的新思想不断地传回国内，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妇女运动的深入发展。蔡畅哥哥蔡和森和毛泽东友谊深厚，他们在长沙就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在国内反响巨大。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启发帮助、耳提面命下，蔡畅懂得了许多道理，决定和他们走同样的道路。
留学生活艰苦，发放生活费非常有限，蔡畅一家人经常以马铃薯、空心粉、黑面包、大白菜果腹度日。但蔡畅精神上很充实。课余工余，留学生们相聚美丽的蒙达尼公园，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分析国内外时势，争论救国救民之策。蔡畅开始不大发言，常静静地在一旁倾听，细细体味人们阐述的道理。后来，在泼辣大胆的向警予的影响下，也变得慷慨陈言、直抒胸臆了。
1920年，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一大批热血青年带着追寻真理、振兴中华的远大理想也来到了国。1922年，蔡畅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为了方便党的工作，蔡畅从里昂转到巴黎，白天做工谋生养家，晚上做党的宣传工作。
1920年底，李富春到法国。当时正赶上北洋军阀政府勾结法国当局刁难迫害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所以一直没有进学校机会，在巴黎一家机车厂当了4年工人，利用工余时间自学。起初，李富春信仰无政府主义，到法国认识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快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
李富春、蔡畅都是湖南人，他们同年同月生，蔡畅比李富春大一个多礼拜。认识之初，李富春便亲切地叫蔡畅“大姐”，因此，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人都和李富春一样，称呼蔡畅为“大姐”，连身边的工作人员，同事也这样称谓--“大姐”成了蔡畅的代名字。一次留法学生聚会中，年轻的李富春邂逅了手捧着传单的蔡畅，蔡畅那青春焕发的神采吸引了他。他追了上去，送她回家，一路谈学习，谈生活，谈革命，还谈到了新民学会，十分投机……蔡畅的母亲葛建豪非常喜欢这个质朴活泼的湖南小伙子，热情地招待他吃家乡的辣子拌面。
李富春和蔡畅的婚姻生活，以一个浪漫新式的婚礼而宣告开始。葛健豪作主，1923年3月一天，李富春和蔡畅携手走进巴黎市区一个半地下的咖啡馆，想单独庆祝这个大喜日子。没想到邓小平提前得到消息，早早躲在咖啡馆里，当新郎新娘坐下，突然笑着出现在他们跟前，一边道喜，一边嚷着要为大哥、大姐证婚。16岁就留法的邓小平天性活泼，操着一日浓重的四川口音，当着二人快言快语说，“怎么样，该请我吃喜酒喽!”
婚后不久，蔡畅怀孕了，性格倔强的她宁愿放弃做母亲的权力，选择“革命家”这一危险且神圣的职业。蔡畅生活中本就没有预留孩子的位置，不是她不想要孩子，而是害怕他们的事业会造成孩子不幸。考虑再三，蔡畅果断作出人工流产决定。她连连找了几家医院，可当时法国的法律禁止堕胎，蔡畅闷闷不乐回到家里。母亲葛健豪却极高兴，因为她极力反对蔡畅冒险流产，说自己放弃做工也要抚养外孙。在母亲和李富春的劝阻下，孩子终于生下来了。
1924年春，蔡畅在巴黎剖腹生下一个女孩，葛健豪高兴地说:“很像她爸爸呢。蔡畅两个字的法文字母开头都是特，就给她起名特特吧。”蔡畅两口子觉得女儿是在特殊条件下来到人世的，起名“特特”很有纪念意义，于是欣然同意。为表示自己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决心，蔡畅在产床上便做了结扎手术。
1925年2月初，蔡畅和李富春奉党指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8月，蔡畅从苏联回上海，不久赴广州，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书记。同时根据中央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邓颖超一道协助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领导妇女运动，蔡畅领导的中共两广区委妇委为引导妇女走上彻底解救的道路，提出了妇女解放运动要同国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同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相结合的方针，领导妇女积极支援省港大罢工，支援北伐战争，推动了两广地区以及全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1926年11月，蔡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1927年任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长。蔡畅大力选拔培养妇女革命干部，领导建立了两省妇女解放协会，使两省妇女解放运动迅猛发展。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4月27日在汉口召开“五大”，系统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蔡畅是“五大”代表，完全赞同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同志正确观点。在分组讨论中蔡畅尖锐批判陈独秀:“蒋介石公然提出清党的反动主张，明目张胆地要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开刀了，陈独秀却说什么那是国民党内部的事，我们不要干涉，这不是投降主义是什么?”在中共历史几次正确与错误斗争的重大关头，蔡畅都坚定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表现出了作为革命家的坚定原则性和敏锐的洞察力。
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妇委，考虑由蔡畅任妇委书记。但蔡畅认为向警予之后，杨之华一直代理中央妇女部部长，有经验，还是由杨之华任妇委书记为宜，中央采纳了蔡畅意见。杨之华曾对中央妇委的同志说:“蔡畅同志能力比我强，应当是她当书记，但她不肯，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中央妇委恢复后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周恩来、邓颖超的家中举行。当时正值白色恐怖中，为了安全，杨之华建议妇委之间以年龄为序编成姐妹关系，相互联络以姊妹相称。大家自报年龄后，蔡畅年长，应为大姐，但蔡畅认为杨之华是书记应为大姐，蔡畅自认二姐，李文宜三姐，贺稚华四姐(后叛变)，邓颖超五姐，第六杨之烈(张国焘妻)，七妹是一位姓朱的女工，八妹庄晓东，此为当时闻名党内的中央妇委“八姐妹”，在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蔡畅以卓越的革命功绩，赢得党内敬重，成为中共党内著名的“大姐”，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第一、二代领导核心都尊称蔡畅为“蔡大姐”，与周毛邓革命情谊深厚。
1931年蔡畅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组织部长，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委。当时苏区男子要上前线作战，后方农业生产劳力紧张。蔡畅破除当时江西农村流传的“妇女犁田、母鸡学啼，触犯天神、要遭雷劈”的迷信，亲自带头向农民学习耙田犁地技术，发动苏区各县组织妇女耕田队，引导苏区广大妇女投入农业生产而成为生产主力军，使农业喜获丰收。“蔡畅领导妇女吓跑雷公。苏区妇女是不怕雷打的英雄”，在根据地传为佳话。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期间，蔡畅一直把母亲的一张旧照片带在身边。为鼓舞大家战胜漫漫征途，蔡畅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及去过的地方。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有时还唱《马赛曲》，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宣传鼓动，提高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后来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蔡畅是长征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在党内人们亲切地称她“蔡大姐”。她对待年轻一代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爱护，人们又亲切地称她“蔡妈妈”。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蔡畅身患严重胃病，组织上分配给她一匹骡子，但她很少骑。警卫员曹昌年纪小，长征不久因病掉队。她不顾自己有病，坚持步行，让曹昌骑骡子。曹昌身体恢复后，她就帮他学文化。没课本，她用红军路上写的标语、口号作教材，教曹昌识字，还常给曹昌讲苏联和中国革命斗争故事。缺粮时，她与小曹一起采野菜充饥。小曹见她将青稞麦分给危秀英等女同志，自己忍受胃病之苦，艰难吞咽野菜，心里不好受。蔡畅将小曹拉到一旁，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为了革命事业，大家走到一起来了，革命同志要互相关心。眼下我们有野菜吃，就算不错了，有的同志连野菜还吃不上呢?”茫茫草地，不少战士光荣牺牲。蔡畅特别担心年轻的曹昌，发现他因疲劳过度打瞌睡，马上将他叫醒。晚上督促他烫脚、烘衣服，教他如何尽快消除疲劳。
1934年10月，蔡畅跟随红军走过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出任陕甘省委统战部部长。在宁夏、甘肃、陕西交界的定边地区，蔡畅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真诚耐心细致地动了当地一位回民首领。他佩服身为女性的蔡畅是真正的贫苦人的朋友，宰羊杀鸡和蔡畅、宋任穷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不少回民青年踊跃参军支援革命。1941年6月，蔡畅替代王明任中央妇委书记，改组中央妇委。为纠正湖南妇女工作推行的路线方针及右倾错误，蔡畅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妇女工作新方针的建议，并受中央委托，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日前妇女方针的决定》，具体体现了蔡畅关于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作为中央正式文件下发，这就是中国妇运史上著名的“四·三决定”，从而结束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妇女工作干扰，使妇女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里程。
1945年4月，蔡畅出席七大会议，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先派蔡畅赴东北解放区参加东北局的领导工作，她披荆斩棘，组建了东北局妇委，使全东北妇女迅速组织起来，走上了翻身解放的道路。
蔡畅是中国共党第一个最先致力于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947年2月和1948年11月，她先后两次代表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出席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登上国际妇女活动舞台，开拓了中国妇女的国际交往。蔡畅以卓越才华、高雅风度、谦和品格，赢得国际民主妇联代表拥戴，被推选为国际妇联理事、执委、副主席。
1967年，北京动荡不安。李富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蔡畅也受了牵连。这一对革命夫妻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却终日忧国忧民，寝食不安。两个人都极力使自己表现平静，安慰对方，互相鼓励。他们唯一的支柱就是相伴在一起，共同度过这艰难的历史考验。1973年，李富春和蔡畅在困境中度过了他们的“金婚”。1975年年初，李富春积劳成疾，病危住院。蔡畅探视时，因自己感冒，怕感染丈夫，在特护病房外与李富春交谈。无情的玻璃窗门将有情人分隔在两边，使两人只能隔着玻璃倾诉。他们用纸和笔相互传达国家的希望和夫妻的爱意。1月9日清早，蔡畅在中南海接到医院电话，请她火速赶到医院，说李富春病情恶化。蔡畅坐着汽车风驰电掣赶到北京医院，上到病房楼层，邓小平已在电梯门口等着她，握着她的手沉重地说:“大姐，节哀!”蔡畅手里的黑色纱巾无声地滑落在鲜艳的地毯上，她浑然不觉，飞快地冲进病房，在病床前猛然刹住脚步，定定地站住，眼泪哗哗地涌出眼窝。突然用力甩开扶她的秘书，大叫:“富春!我来迟了!”泪如泉涌，声悲音切，在场无不动容。
在长期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和国家领导人职务期间，蔡畅无论什么事情，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原则，立党为公，这是她一生的党性所在。1956年初，曾与蔡畅在湘乡“二女校”同学的陈彰吾，写信要求找个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蔡畅答:“你这种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非常值得钦佩，我也希望你能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只是现在国家正在实行精简政策，一般机关，非必要人员，概不参加。所以，你的工作问题也难解决，现在随函附上人民币40元，为你过春节的零用。”60年代初，蔡畅家乡中共双峰县委曾派其亲属去北京，想通过她找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购买一辆汽车。蔡畅坚持原则，说当时国家汽车供应很困难，必须按计划指标才能买到，无法“走后门”。
1979年，双峰县委派人看望蔡畅时，向她报告:过去蔡和森读过书的双峰高小与蔡母创办的湘乡“二女校”，如今是双峰第一中学。为纪念蔡和森，县里拟将双峰一中改名“和森学校”，将他老家永丰镇季家巷所在的街道命名“和森街”。蔡畅婉言相劝:“请转告县里不要改，我们的党早就有个规矩，不用个人名字命名，党的纪律不能违背呀!”几年后，县里写信向蔡畅报告，学校名字不改，请她为双峰一中题写校名，双峰县第一部县志告成，请她题词，她都欣然答应，很快给家乡题词。
蔡畅与李富春处于高级领导岗位，但一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从不乱花国家一分钱。晚年，老俩口生活在一起，国家给她家配吉普车买菜。蔡畅想，专为我家办生活，已安排了一名管理员，还配一辆专车，既浪费，又是特权。于是与李富春做好管理员思想工作，硬把买菜专车退给国家。在生活方面，蔡畅素来十分朴素。到80年代，还穿着50年代衣服。去世以后，家乡有关领导到北京接受蔡畅一些遗物，作蔡畅陈列室展品，看到她穿过的不少衣服都是多次打过补订的。在她身边工作过的服务人员说，有些补过的衣服因有新旧两种颜色，外孙不愿再穿，她自己拿来又要穿好几年才丢。
蔡畅一生如此克勤克俭，艰苦朴素，是不是想把钱积攒下来留给后代?不是，她是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好传统、好作风代代相传。她与李富春早就作出这样决定:节省下来的工资，除适当资助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全部存入银行，日后上交作党费。1975年，蔡畅的革命伴侣李富春去世了。她把老俩口积累多年的一张10万元存款单，作为富春的“特别党费”交给了党组织。几年后，当她又要把自己积存的3万多元作为富春的第二笔党费上交时，其身边的工作人员问她:是否给外孙李勇留下一点，她坚定地说:“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用不了就应该退给党和人民。我们留给他们的应该是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思想，而不是钱财。”当党组织高度称赞蔡畅时，蔡畅却谦虚地说:“这3万元算不了什么，只表示一个老共产党员一颗关心祖国建设大业的心”。为了把党的好传统留给后代，蔡畅不仅自己严于律己，而且处处严格要求亲属。早在战争年代，她就把独生女李特特送到苏联学习农业技术，让女儿立志为改变中国落后的农业作贡献。晚年，她带养一个外孙在身边，为避免养尊处优，她将小外孙寄居幼儿院，一个星期才接回来一次。小外孙能上学以后，从没有用公家的小车接送过。据外孙李勇说:“记得上小学时，我住校，每周回来一次，外婆每周就只给我往返一趟所需车费5角钱。说起来有点‘寒碜’，我有时为节省出买一只冰棒的5分钱，而不得不步行几站路。”
十、心系家乡
蔡畅自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从未回过家乡。但她的心与家乡人民是紧紧联在一起。1957年9月，全国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全国妇联主席的蔡畅，知道新化县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的妈妈是本届全国妇代会代表，非常高兴。会议期间，她邀李贞女将军单独进行接见来自家乡这位妇女代表，亲切交谈达两个小时之久。1973年8月，党的十大在京举行，蔡畅在湖南小组参加讨论。听到有位代表发言讲的是家乡话，主动打听是哪里人。得知是双峰县千金公社党委书记，便多次与他交谈家乡的情况，委托他向家乡人民问好。1980年9月至1982年，蔡畅年事已高，主动辞去了党和国家的一切领导职务，退下以后，虽长期住院，但仍心系中华，不忘家乡。自己不能再回离别60多年的故乡，多次打发亲属回故乡。其女李特特还曾给县里引进70万元无息贷款，帮助家乡发展农业机械生产。蔡畅在长期住院期间，罗绍志曾与县委领导多次赴京看望，每次都受到她的热情接待。1990年5月14日是蔡畅的90大寿，他们去北京医院为蔡畅祝寿。县委、县政府敬赠了“邦家之光”的寿匾，她高兴极了，连声说:“谢谢家乡领导，谢谢家乡人民!”并与他们合影留念。几个月后，蔡畅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照片竟成与家乡人民的最后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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