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

苏东坡在西湖不只造了个苏堤，还领导过抗疫

一代文坛巨擘苏东坡托起人们的无限倾慕和万重景仰，成为一位永不过气的精神偶像和文人楷模，但很少有人知晓苏东坡还是一位治“疫”高手能手，他在黄州、杭州等任上均有治“疫”的经历和经验，特别是任杭州知府期间，苏东坡先抗“疫”再防“疫”，充分展示了他善于统筹治“疫”的政治理念和系统治“疫”的高超智慧。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发生了，苏东坡遭奸佞构陷锒铛入狱，司马光、张方平等一帮重臣亦受牵连，由于宰相吴充等极力为苏东坡开脱和求情，苏东坡得以从轻发落，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任团练副使。尽管团练副使地位低下官阶卑微，但苏东坡正是在这个位置上演绎了一场传承后世的抗疫伟业。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苏东坡携长子苏迈来到“僻陋多雨，气象昏昏”的黄州赴任，此时一场可怕的瘟疫正在黄州肆虐，当地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目之所见，白骨遍地。”瘟疫的阴森与恐怖使得黄州百姓不敢外出活动，只能呆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上天佑护。当地官员慌张躁乱、一筹莫展，眼看着疫情猖狂而无所作为。刚到黄州的苏东坡于镇定冷静之余，想起其眉山故友巢谷送给他的抗“疫”药方圣散子。圣散子是专门用于治疗由阴冷寒湿引发的各种疫病，但巢谷赠送苏东坡药方时一再叮嘱其不要传于外人，苏东坡只好当面对天发誓才取得巢谷的信任。但当看到眼下备受瘟疫摧残的黄州百姓大量死亡时，具有济世救民情怀的苏东坡只能“背信弃义”了。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大都具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兼济天下的使命担当，所以古代知识分子中以儒通医者不乏其人，一代文豪苏东坡便是其中之一。违背“承诺”的苏东坡迅速组织人员将圣散子熬成汤水后送给黄州百姓，将绝大部分患病百姓从死神那里抢了回来，正如《东坡全集》卷34《圣散子叙》所记载：“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在这场抗击伤寒瘟疫的斗争中，苏东坡自始至终保持一种从容与淡定，以一种泰然自若的精神状态和章法有序的作风指挥抗“役”，借用其偶像陶渊明的诗来评价他，就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苏东坡不仅在短时间内平抑了这场黄州历史上罕见的瘟疫，而且将圣散子传播到民间使更多罹患疫病的贫民转危为安。圣散子拯救了黄州众多百姓的性命，加之苏东坡的名人效应，这一“灵丹妙药”很快便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蕲水名医庞安时闻听此消息，亲自到黄州拜见苏东坡，两人相见恨晚遂结为金銮好友，苏东坡便将圣散子传给庞安时，并为其庞安时后来所著《伤寒总病论》一书作叙记之。

命运对苏东坡总体而言是不公平的，但有时对他也有几分垂爱。苏东坡再次使用圣散子抗击瘟疫、恩泽百姓，已是八年后再度到杭州任职之时。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苏东坡出任杭州太守，这与他第一次到杭州担任通判时已过去了18年。但与18年前苏东坡刚到杭州时迥然不同的是，近年来包括杭州在内的江浙一带连年发生水旱灾害，旱灾与水灾接踵相连，引发瘟疫的孳生与繁衍，而瘟疫的流行又导致粮食歉收、米价飞涨，食不果腹的老百姓被瘟疫所传染，不久便死于非命，一些家境贫寒的农户无钱埋葬亲人尸体，任尸体发霉腐烂变质，由此引发疫情在更大范围内扩散，据《宋史》记载苏东坡“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公共医疗卫生条件是不具备的，对于瘟疫根本无法抵御和防治，疫区百姓只能坐以待毙，加之一些不法郎中和药商借机抬高诊费药价大发瘟疫财，使得众多疫病家庭雪上加霜。苏东坡此次以知州身份到达杭州后忧心如焚，立即投入到阻止瘟疫的扩散的抗疫斗争中，首先拨出二千缗公款，自己又带头捐赠五十两黄金，在杭州众安桥兴建了一所公立病坊，取名安乐坊，邀请远近郎中和懂得医术的僧人在安乐坊坐堂诊治，并要求属下每年从地方财政中拿出一定资金，用于维持安乐坊的日常运营，今天，我国医学史界亲切地称安乐坊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为百姓兴建的官办医院。此次疫情结束后，安乐坊迁移到西湖岸边并改名为安济坊，直到苏东坡去世时依然存在。苏东坡在瘟情汹涌之时果断决策建立公立病坊，与企图在疫情中牟取暴利的不法郎中和药商相博弈与抗衡，这与他手中握有曾经在黄州瘟疫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圣散子直接相关。苏东坡在组织人员建设安乐坊的同时，部署当地官吏和寺庙僧人到各地大量购置中药材，以圣散子配方制成药剂，要求衙役们在杭州大街小巷架起铁锅进行熬煎，无论男女老幼还是尊卑贵贱，无论杭州本地人还是外阜人，只要有疫病症状者均可免费服用，绝大部分患者服用数日后疫症逐渐消失。据苏东坡在《圣散子叙》中记载：“《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病情严重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守完复”，症状较轻的感染者“空腹一服，则饮食倍常，百疾不生”，圣散子化腐朽为神奇，一方面驱除了疫病解救了患者，另一方面还对贫民百姓起到了防病健身的作用。

鉴于年代久远加之当时医疗水平所限，苏东坡在黄州和杭州究竟遇到的是何种瘟疫，正史和野史上均无明确的记载与说明，但从历史资料对圣散子功效的记述来看，其对治疗天花、霍乱、黑死病等烈性瘟疫未见得有特殊作用，根据后人的推断和猜测，圣散子在当时是一种治疗普通疫病的民间药方。物以人贵，物以人传。宋代词人叶梦得在《避署录话》一书中做了精彩阐释：“子瞻以谷（巢谷）奇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方。” 作为一代文宗和旷世奇才，苏东坡既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到某种极限的化身和代表，也是一位把事业诗文功名写在大地上的平民文人的表率和典范。苏东坡在黄州和杭州的成功抗“疫”实践，既充分彰显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态养生防疫观，也集中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古老东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