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北京晚报》《新京报》《新民晚报》等多家媒体纷纷报道,8月1日,邵燕祥先生在睡梦中离世,享年87岁。“之前读书,写作,散步如常,清清白白,一切圆满。”
谨以此文,追悼和纪念我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杂文家、鲁奖得主邵燕祥老师,愿他老人家一路走好,天堂安息!
——题记
一把犀利的社会解剖刀
——杂文大家邵燕祥访问记
李寿生
1970年代初,我在苏鲁皖边区的地质队工作,下班后百无聊赖,从朋友处借得“文革”以前出版的一些诗集及诗刊,可谓爱不释手。也许是行业之缘故,我对反映地质队的诗尤感兴趣。那时,与严阵、闻捷、梁上泉、顾工、戈壁舟、雁翼等诗人一样,写过勘探诗草的邵燕祥给我印象尤深。当时我并不知道他1957年后长期蒙受着人间屈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一批诗人得以平反昭雪,纷纷崛起:《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光的赞歌》《在浪尖上》《小草在歌唱》……在这支雄壮的大合唱中,我曾寻觅过邵燕祥的诗。然而,诗人邵公重新崛起的不是诗,却是杂文。他的杂文似一把犀利的社会解剖刀,几乎每篇都振聋发聩。《怕说红楼》《众所周知与众所不知》《沛人与狗》《检阅天安门》《骂人的艺术》……大有鲁迅遗风。一篇批评不重视教育的杂文《大题小做》,不仅获得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一等奖,且引来无数名家的唱和:《小题大做》、《正题歪做》、《左题旁做》,惹得文坛沸沸扬扬。许多评论家在评价邵公的杂文时都认为:他的杂文思想深刻,见解独特,文采飞扬,大大超过了他诗的影响。
1992年年底,受报社领导之托,与同事严国荣(现任常州日报社副社长)去北京组稿,经常州籍诗人屠岸介绍,我们来到北京虎坊桥畔邵公的家中造访。邵公住在一幢普通居民住宅楼的四楼,两室一厅,一间会客室,集书房卧室、会客之大成。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的装饰,几顶塞满书籍的书架倒占去大半空间。书房里,先我们而到的是一位留胡子的老者,一问原来是著名诗人、杂文家公刘。他从安徽来,也来拜会邵公。一屋双星,顿觉蓬荜生辉。邵公年逾六旬,一口京腔,头发已稀但不斑白,额上的道道皱纹刻下了他艰辛岁月的风霜。一落座,听说我们来自常州,就问常州有哪些文化名人。“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李公朴、史良、吴祖光、菡子、高晓声……”我们如数家珍,邵公则不断地点头表示敬意。他一边翻阅我们带去的常州日报《延陵周末》,一边问:现在全国哪家周末报办得最好?当我们夸奖邵公杂文创作的胆子大时,他笑曰:首先是发稿的编辑胆子大。公刘对邵燕祥的杂文也赞叹不已,誉为“字字珠玑!”对此,邵公风趣地摇摇手:“我俩就用不着互相吹捧啦!”逗得满屋笑声。邵公待人和善,发表看法与讨论问题时,总是用“是不是应该这样认识”的口吻,绝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这与他犀利尖刻的杂文风格似乎有点对不上号。
闲扯一番以后,我们便切入正题,向邵公约稿。邵公是当今杂文界的大师,我们担心他会推辞,没想到他竟慨然应允,并问我们有没有字数限制。他说:“新民晚报《世象杂议》专栏规定每篇不超过800字,我得严守报社规定。”说到杂文,我们称赞邵公等人的作品在社会上反响很大,邵公则劝我们不要把杂文的作用看得过重。他说,对杂文感兴趣的多半还是文人圈内的,许多干坏事的人并不看杂文。问及邵公在新时期为什么由诗歌走向杂文,邵公答道:其实五六十年代我和公刘也不只是写诗,也写杂文和其它文章。交谈中,我们由杂文扯到鲁迅。前几年,有人云鲁迅的杂文只敢抨击资本家的“乏走狗”,不敢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要员,邵公明显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说,这是对鲁迅的杂文缺乏全面研究所致,其实,鲁迅的不少杂文都把拳头打在国民党独裁政权身上。
文人下海,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杂文家对此有何评说,没想到这一提问引起了两位杂文家一场热烈的对话。公刘心直口快:“人各有志嘛!我是一没本钱,二没本领,不敢有此奢望。文人下海不是不可以,但下海之后还是要游上来,一下海就沉醉其间不想上来的人,算不得什么文人。”邵公的见解略有不同,他说:“中国需要更多的人从事经济活动,把经济搞活,也是一大幸事。这中间并非所有的人都适合。对于文学界来说,要因人制宜,扬长避短。”公刘接住邵公的话题说:“什么热就跟着什么转,那就不是文化,现在报上刊登的尽是文化人如何如何下海,我以为不宜这样提倡。”邵公摇头不同意此说:“报上登的并不等于提倡,看来您这个老观念也得变变啦!”说到鲁迅、巴金当年创办出版社是否算下海时,两位诗人的意见倒十分一致:“这是两码事,当年鲁迅创办未名社、巴金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是以弘扬民族文化、扶植文学新秀为目的的,经济上还常常赔本。”
告辞邵公府第,已是暮霭时分。回味杂文大师的一席高论,心里忽然亮堂了许多。
我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杂文家邵燕祥先生。
1992年底,邵燕祥(右)在北京家中接受作者访问。 严国荣摄
在邵燕祥府上,巧遇诗人、杂文家公刘先生(左),图为公刘翻阅常州日报《延陵周末》,与作者亲切交谈。 严国荣摄
邵燕祥(右一)与文友们在一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二十岁的邵燕祥创作出版了诗集《到远方去》,曾为各地的青年人热情传颂。
邵燕祥赠给阎纲先生的《邵燕祥诗选》。
《邵燕祥随笔集》。他的杂文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总编、诗人屠岸称为“时代的良心,当代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当代名家的一部力作:邵燕祥先生的回忆录《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