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来自生活的思考

40年前：来自生活的思考

作者:江西大学77级 安文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青年在研究人生，研究社会。新世纪青年，渴求新的精神养分，用自己的思想和语言开拓自己的园地，进行自己一代人之间心灵的交融，这是很可贵的。但是，潘晓同志，我对你的钦佩还不仅限于此。彷徨是前进的起点，怀疑是真理的先导。在这个意义上，你的信及围绕它而必然出现的思索和讨论，标志着《新青年》火炬的接力者，四化大厦的建筑师正在成熟。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从未相逢，却似乎早就相识。英雄的故事，保尔的名言，闪光的日记……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家庭的不幸，经历的坎坷，境地的悲惨……这些心灵的伤痕--你的信使我看见了自己。“由紫红到灰白……由希望到失望、绝望……”“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我完全了解你的心情，同情你的遭遇。生活的美酒对一个青年竟然失去了它的芬芳，不是很可悲吗?然而，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命运不一定产生共同的思想。恕我直言，你的结论我是不能同意的--在你的信中，我又看到了非我。 

有位苏联作家写过他那个国家的《人世间》，我们的人世间还没有人写。可是，要寻求人生的意义，却非要了解我们的人世间不可。你说:“眼睛所看见的事实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我也曾责怪我那些老八路长辈和启蒙的师长，为什么把社说得这么辉煌，把人生说得那么美妙，把理想说得那么灿烂，为什么要我把“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作为人生观，以致于一旦卷入生活的漩涡，我就看不到冠冕堂皇中的卑鄙龌龊，甜言蜜语后面的冰刀霜剑。然而，他们不是也被自己的说教无情地嘲弄了吗?责难他们有什么用呢?我也曾在书本中寻觅，向别人请教，同样得不到安慰和解答。至于老祖宗，我是曾经把他们作为我之所以落难的灾星，不愿问津的。然而，老祖宗却自己找上门来了。由于我的专业，迫使我学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头。我终于明白了，我们的不幸就在于我们认识的马克思是被骗子们用实用主义歪曲改造了的马克思。领袖被神化了，成了神化领袖的人的护身符。科学变成了宗教。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悲剧的症结之所在。青年人喜欢说“看透了”，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看透，因为我们对真正“看透了”人世间的百科全书连ABC也不懂。既然悲剧的年代已经过去，要拉开新时代的帷幕，要解脱并新生，不请教老祖宗怎么行呢?可是你却抬出达尔文。达尔文主义在它的领域里是真理，超出这个范围，就会被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人与动物，毕竟有质的区别。如是生物进化规律也普遍适用于人类了，人类只好再看去茹毛饮血，这种退化怎能令人忍受呢?

其实，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我们的社会当然也交织着光明与黑暗。这好比年有四季、日有昼夜一样，无须忌讳，也无须诅咒。组成人体的细胞中就有癌细胞，人总不能因有癌细胞就不活了，社会也不会由于有弊病就一塌糊涂。问题在于，不能让癌细胞聚成“四人帮”之类的恶性肿瘤。看问题最忌片面性，完全光明或完全黑暗的社会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光明与黑暗比较，是光明占主流还是黑暗占主流的社会。我不否认，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应该说，是青年时期的聂赫留道夫，后期，他已经转变了)式的人物，在当今社会也可以找到成打的原型；但同样不能否认，葛朗台的存在并未抹去少女欧也妮的纯真，聂赫留道夫的存在也未减少卡丘霞的魅力。难道可以因现实生活中还有葛朗台、聂赫留道夫之流，就否定张志新的坚贞吗？即使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在数量上今天并不比过去更少些，但在大师们笔下，他们受着上流社会的推崇，而今天则为社会、至少像你这样的青年所不齿，这不正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吗？尤其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存在弊病，这是事实，但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恰恰在于消灭它们。

实际上，你所看到的人世间的丑恶，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得不从旧社会承继下来的遗产之一，是一种质上改变了，量上也正在减少的一段历史时期的现象。你遭到干部的报复，这是颐指气使的家长作风；你的好友打小报告，这是“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从明代东厂特务沿袭来的整人制度的影响；你那个缺德的男朋友则是“门当户对”封建联姻思想作祟。这都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表现。把救火的人说成放火是冤枉，要旨在消灭旧社会的新社会代旧社会受过，岂不荒唐！当然，消灭旧社会的痕迹有个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党也会有缺点错误。比如，过分地甚至歪曲地强调了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但忽视了反对封建主义，使得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钻出来的“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王朝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钻出来了，至今创伤累累，积重难返。黑格尔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在哲学上是能给我们以辩证法的启示的。一切丑恶的现象，作为现实存在的东西，总有它历史的和逻辑的理由。我们社会的丑恶现象虽然与社会制度本身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但同这种制度，还没有强大和完善到能够最终消灭这些丑恶现象产生的经济和政治根源有关。但我坚信，这一天是会到来的。因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不会永远合理，也就不会永远现实；凡是合理的即使现在不是现实的，也必将成为现实的----这，就是我对我们的人世间的认识。

潘晓，你尽情宣泄了你的苦恼，我仔细想了一番，总觉得你的苦恼，在很大程序度上是出于一种孤独感。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周围的人的问题。我也曾嫌弃过周围的人“俗气”，与其加入他们粗俗的谈笑，不如躲进自己的孤寂中。今天，我不再以为这算什么高尚。你读过高尔基的作品。高尔基怎样对待人民呢？他所塑造的人物大多是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尽管粗俗污秽，但真正同情与关心他们的高尔基，向读者展现了他们出污泥而不染的善良正直的心和他们在痛苦呻吟中的希望与理想。他的现实主义不意味着悲观，而是给人以向上的勇气。在现实生活中，高尔基笔下的人物比比皆是，我们有没有高尔基的感情呢？这是颇值得深思的。 

我认为，你的孤独，与其说是事实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她们”不是批评过你的清高和乖僻吗？不是问过你想不想独身吗？这就不是“漠不关心”了。况且，同志之间的友爱和同情远非止于此，许多日常琐事往往不起眼，叫做：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能深刻地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深刻感觉它吧。有这样一个青年，历来被我们认为是“本质不好”的“候补阶级敌人”。一次看《吉鸿昌》电影，当吉鸿昌就义前长叹：“我灾难深重的祖国哪一天才能富强起来”时，他竟哭了。这对我震动很大。我想，他或许有愧于先烈，或许……我感到他心灵上仍不乏美好的东西。我又想起，过去我不适当地处分过他，打倒“四人帮”后，个别干部想借此作文章，以报我批评他作风不正派之仇。然而这个青年却对别人说，自己是有错的，人家为了公事，过火点也是可以谅解的。这么一联系，我就觉得他作风上散漫一点，并不是“本质”问题，就乐于同他接近了。正如鲁迅的《一件小事》告诉我们的那样，劳动群众没有贵族高雅的谈吐，手上也没有贵族的白手套，但他们有一颗黄金的心和一双勤劳的手。一滴水在阳光下是五光十色的，一个人的性格、行为，在社会中也是极其复杂的。不要说百分之百的革命群众，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也是没有的。第一个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定胜利的马克思，对发生在脚下的事情也有失算的地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斯大林，有时也粗暴得似乎不近人情。但是，有缺点和错误的革命导师仍然不失为伟大。

你觉得自己是个双重性格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人都是具有双重性格的：一重是优，一重是劣。完美无缺的人只好等上帝创造。我反对把杰出的人神化，但也不能同意你把“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都说成“为私欲而斗争”，从而断言“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不能因为你被朋友出卖便不相信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最真诚的友谊，也不能因为你那位缺德的男朋友而怀疑马克思和燕妮的伟大的爱情。过去的宣传把杰出人物说成是石头缝里蹦出的齐天大圣是不对的，但把他们贬为庸人也是不公平的。没有“忘我”的罗伯斯庇尔，一个小律师怎么能成为建立雅各宾专政的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呢？没有“高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成为把人类眼光引向未来的伟大向导呢？每个阶级都需要并存在忘我地为本阶级服务的人。无产阶级更是如此。

你觉得周围的人谈笑粗俗，对这个现象必须作历史的分析。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积累造成了社会两极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是一般规律。你憎恶的东西，首先由于人民在旧中国遭受的举世罕见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不文明，其次由于新中国的经济文化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毕竟还来不及造成足够的文明。前者应当使我们这些有幸受了点教育的人同情和谅解；后者应当激起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的青年人的责任感。任何讥嘲和嫌弃只会成为使自己被劳动人民讥嘲和嫌弃的理由。况且日常粗俗的谈笑绝非都是低劣的，劳动人民豪放粗犷、爽朗真挚的品格往往寓于其中。目前，我国物质和精神文明比较不足的是那些粗俗的劳动者，但他们也是物质和精神文明条件的积极创造者。就在我们周围，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和不满，有的更甚至于我们。我们是应当尊敬把时间和精神耗费在怨天尤人中的人呢，还是那些用劳动的欢笑抚平心中痛苦和烦恼的人呢？你有很好的文学基础，如果你的文学作品不仅表现你个人的存在，而更多地表现你周围的人的存在，用你的笔让人们在他们的平凡中看到伟大，你的生活，你的事业不就是十分美好的吗？如果你的笔下，出现身边的一位妇女，手里既要拿扳手又要拎菜蓝，收入不高，一家人挤在阁楼上，但她照常微笑，一边计划着怎样提高产品质量使国家增产增收，一边设想着如何使一家人生活得更美好。那么，至少是我，一定会深受感动，觉得这样的劳动人民才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真正实践者。我们有什么理由责怪她的谈笑不高尚呢？又怎么能不衷心祝愿她越笑越甜、越过越美呢？

潘晓，你到过海滨吗？看吧：狂暴的海涛轰击着堤岸，石砌的海堤岿然不动，海潮无可奈何地缓缓退去，卷走了零乱的小石子……一个人如果始终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他就永远不能同人们一起筑成抗击海涛的大堤，却会像零乱的小石子，被退潮卷进大海。潘晓，你记得列宁曾劝说高尔基走出彼得堡吗？我觉得，你也不妨走出你的“彼得堡”，从人为的自我隔绝中冲出来，投入到“她们”中去，成为由“她们”筑成的“大堤”的一分子。只有当你不仅感到需要生活而且生活也需要你的时候，你的人生才会具有全新的意义。

　　（原载40年前《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即耀邦等中央主要领导决定结束潘晓人生观大讨论的三篇总结性文章。当时我是江西大学哲学系77级学生。感谢乔木和昊苏亲自修定，感谢官正赞赏鼓励。值编辑马老师最近去世，未能送行，谨此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