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智谷成因

江南智谷成因

安文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一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4页)智谷在常州形成，首先与其有利于开放交流的自然环境和区位条件有关。

      第一，常州号称延陵(丘陵蜿蜒)，有山多水，面长江靠太湖嵌玉珠两颗(鬲湖和长荡湖)。山的凝重和水的灵气使常州人具有厚德和欢迎并创造变革(创新)的品格；而山水交汇又使他们习惯于差异性、跳跃式的融合，能够容纳、吸收、消化和创造新事物(博学)。

     第二，常州是我国东南的十字路口，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是吴、奄、越、楚和山东列国交界之处。吴南下灭越、西进攻楚、北上称霸，没有季子在延陵的多年经营不行。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和两宋的战乱年代，大批北方望族效法奄人避难常州，常州(含今无锡、镇江沿江地区)成为汉族政权南退的屏障，“西湖歌舞几时休”，须“鼓角联营守常州”。这种环境，锻炼了常州人保家卫国的刚烈性情，英雄壮士风起云涌；另一方面承担安置北方难民的责任，使全国各地思想文化在这里碰撞和交融。如前所述，奄人是遗民，季子是移民，萧氏是难民，东坡是寓公，兰陵是侨郡，常州其实自古就是移民城市，尤其是在几度血洗之后，新居民几乎都是外来户。在通信交流不方便的古代，被社会认同的优秀文化正是以这些移民为载体聚汇龙城的。

其次，江南智谷形成，与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有关。

就官方而言，康乾二帝六巡当然不是游山玩水，而是为遏制前明势力影响，保障江南财赋，笼络士人之心。常州作为才子之乡，运河商埠和中吴要辅，自然是南巡必经之地，也为清朝经略江南发挥了重要作用。常州历代地方官一般文化水平较高，而常州籍京官众多，清代号称“无常不成朝”(主要是与和坤对峙的庄、刘两系)，市民又有崇文重教传统，因此地方政府往往优待学者，重视教育，如常州府学创办于756年，王安石、李纲、杨万里等倡议创办文会诗社，使常州文人集社风气浓厚，书院众多，道乡书院（新桥实验小学）建于1858年，清末学校在全国2000多个县中名列第二，直接促进了“唐宋派”、常州学派、阳湖文派等产生发展。

第三，常州并无垄断性的自然资源，垄断性的社会资源对移民也不存在，但运河却为南北物资和人员的交流提供了区位便利。因此，常州人只能以耕耘贩卖求生存，以苦读科举谋发展，养成了耕读为业的传统，至今好学进取之风尤盛，年年中、高考追求金榜题名便是常州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博学”的市民精神的基础和方向。

      第四，常州距南京、杭州和苏州不远不近，几乎等距离，除丹徒212年前曾为三国吴都(后迁秣陵称建业即南京，丹徒改武进)外，历史上一直不是政治中心，但政治文化信息却很灵通，毗陵驿就是东南第二大交通邮政枢纽，加上商业发达，生活方便，因而成为文人墨客汇聚之地。从市井街坊看，由于常州自古就是长江运河边的较大商埠(唐为十望之一，明居全国33个大商埠之列)，商业氛围浓郁，市民文化发达，科举成名渴望热烈，因而士人与商人和市民联系密切，一些创新思想得以在市场流行。另外，常州文化教育艺术历史悠久，形成了稳定的文化商人队伍，如书商、印社、茶楼、戏馆等业主，他们是智谷的第三产业，与智谷主体的智业也有相辅相成关系。

最后，江南智谷效应也可用现代的产业集群理论分析。

马歇尔早在100多年前就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个体)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的地区聚集，会在经济活动中出现人类分享知识体系的奇妙作用，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他将这种产业集聚区域称之为“产业区”，并把特定产业对特定地区的依赖称为“产业的本地化”。克鲁格曼将马歇尔产业区优势归结为3点:(1)本地专业化劳动力的发展;(2)大量增加的相关企业和生产服务中心对核心产业的支持;(3)频繁的信息交流对降低创新成本的贡献，认为这种优势聚集在特定的区域的现象 即“产业群”，它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波特在其国家和区域竞争优势的研究中，将影响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因素归纳为市场需求、要素供应、相关支持产业和机构，以及同行和替代品竞争者，并兼顾了政府和偶然事件的作用。

回到对江南智谷的分析，我们发现，常州有市民对读书做官的狂热的市场需求，常州环境迫使千军万马走科举成名之路的士人要素供给，府学、县学、家学、女学、实学等教育机构，出版、印刷、茶楼、戏剧等相关产业的支撑，以及政府倡导和一些偶然因素，造就了智谷的辉煌。产业集群理论强调知识创新的社会性和内生演化过程，特别是集体学习过程的重要性，强调企业或个人不是无差异空间自由运动的原子，交易活动镶嵌在各种社会联系的网络之中，生产原料、产品、资本、信息、劳动力等要素在由这些联系纽带的错综复杂的网络里流动，网络主体的资源整合、信息获取、决策制定既受已有网络结构的约束，又参与塑造网络、影响网络演化的轨迹。

如此看来，江南智谷的形成就是这种知识创新社会性、内生性演化过程，智谷就运行于由毗陵前七子、后七子，文会诗社，书院学校、学派文派等主体构成的社会化网络之中，取得了克鲁格曼所谓的“规模效益递增”的三种产业群优势，特别是集体学习的倍增效率。

不过，江南智谷的文化基因不是苏州的士文化，也不是在苏州、常州、杭州之间经营的无锡商文化，而是读书致仕、经世致用的官文化。常州智者主流主要是官员或准官员，智业主要与科举做官有关，篦梳、农副产品、曲艺等主要为官府服务，盛宣怀创办的都是官商，缺乏无锡荣氏、南通张骞等龙头民营企业家，“苏南模式”不过是“红顶商人”，现在不少企业还是“官督商办”，市民拿官府鸡毛当令箭、以长官意志为是非的氛围浓烈，缺乏浙商、粤商，甚至锡商那种工商业的创新创业精神，类似晋商，经济在民国以后逐渐被苏、锡，甚至通后来居上并不奇怪。反言之，常州再创辉煌，缺的是把官文化的博学、务实、创新、勤奋等基因，植入适应新时代的常州市民精神，摒弃那些不合时宜的因循守旧、长官意志、唯上唯书、重官轻商等糟粕。当前首先要深入开展新时代思想大解放讨论，真正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氛围，不要动不动就围剿扼杀不同意见，甚至人身攻击。须知，当前常州可能的危机，肯定不是百家争鸣，而是万马齐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