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挑战和新对策

疫后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挑战和新对策

    武汉战疫暴露的问题，是对区域经济发展传统思路的新挑战。

第一，在城市发展中，我们重视了要素和人的聚集，重视了竞争力的提升，但忽视了城市功能性生态的合理构建。武汉是我国中部地区医疗卫生资源最为集中的城市，作为公共资源应该为中部更大区域提供服务的。但疫情到来的时候，医疗救治体系几乎崩塌，自己都不保，还波及了周边很多区域。武汉是全国重要的交通物流枢纽和产业基地，但在应急状态下它的储备保障体系极为脆弱，若没有中央的紧急驰援可能会出很大麻烦。所以我们要研究要素配置的综合效益，特别是不同层级的城市，它的公共产品、公共设施、公共服务配套和应急保障能力要有一些标准和基本要求，以形成一个合理的功能生态系统。以深圳为例，它发展很快，GDP已经超过了广州，它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但它在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很多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上短板很突出。如医院数只是广州54.5%，三甲医院只是广州的31.6%，全部医院床位只是广州的50%。而常州这方面从一、二院门口车水马龙、患者人满为患情况看，不会比武汉和深圳强多少。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发展越快，人民公共卫生医疗供求矛盾就越突出，很难在安全秩序、社会公平和民生福祉上确保人们无后顾之忧地宜业宜居。

第二，我们国家正在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深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武汉集中了湖北乃至中部地区大量的优质产业、交通、科技、教育、卫生等资源，形成了强大的社会生产和创新能力。武汉集中了一些省部级单位，还有众多的央企和中央驻汉机构，自己还有13个行政区。这些设置是否合理？它的行政层级的设置、条块分工的管理体制是否高效？包括常州在内的管理者怎样驾驭协调好这个大系统？当然，这次全球的一些国际化大都市如纽约、伦敦、莫斯科等，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也都出了不少问题，“考试”也没考好。希望今后我们不再打“武汉保卫战”，而是要使武汉这样的中心城市成为保卫更大区域发展的坚强堡垒，应该有些反思。

第三，社区的作用需要高度重视。高度集中的人口和高度信息化，为我们推动社会的网格化管理提供了条件，这次疫情中以社区为中心的治理、保障、服务模式的优点凸显出来了，但这也引起我们对现有的地方政府治理机制的反思。一是叠床架屋般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的配置是否浪费，造成了低效率？二是社区化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怎么样提升？三是如何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建设，在加强和改善社区管理的同时，怎样注意隐私保护和人员与生活生产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

单边主义、中美贸易摩擦带动的逆全球化潮流，特别是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巨大冲击，也对区域经济面向全球化形成的格局造成了破坏。但我们对全球化前景不能动摇，对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变革要坚定信心，对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中国健全的产业体系、中国的发展前景要有清醒把握。如今苏南区域经济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疫后区域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挑战，面对全球供应链的一些变化，特别是可能全面恶化的局面，我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还应在扩大国内消费、优化区域供应链的同时，做好几项工作：

第一，在全球供应链格局出现区域化和本地化倾向时，要重点巩固、改善和提升我国与周边区域的多双边经贸关系，特别是要把握好东北亚、东盟、上合组织、“一带一路”这四个我国可以积极主动作为的方向上。这就需要常州区域经济要更好地与这几个重点市场进行对接和连通。我国近年来陆续构建了一些与这些地方深化合作的平台与机制，要进一步加强，以使其承担起国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和保障我国供应链安全的责任。在推动RCEP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开花结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空中、网上、路上“丝绸之路”等方面，很多要靠常州等区域积极参与、积极作为的。

第二，继续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发展。各区域要在持续扩大开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上下功夫，在维护提升全球供应链上下功夫。常州区域经济也要承担维护提升全球供应链的任务。为此，布局在各区域的对外开放平台要发挥好作用，包括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口岸、综保区、服务外包试点、跨境电商试点、外向型经济新体制试点等等。中央政府应更多放权赋能，有关部门应抓紧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限制性政策，出台一些新的激励措施，使各区域能承担起这个职责。如航空运输，现在的供应链问题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航空运输能力不足造成的。跨境电商，目前在稳外贸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我们进口的正面清单限制很多，其他政策上也有很多限制，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要深入做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