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境 心态 心胸

心境  心态  心胸

一个人高兴的时候，就会说今天心里真高兴；痛苦的时候，就会说今天心里真痛苦。促使你今天高兴痛苦的具体原因就是心境，你表现出来的高兴痛苦状况就是你的心态，你如何对待高兴痛苦就是你的心胸。古人讲修身，实质上就是修心，就是如何面对心境，如何摆正心态，如何培养心胸。由于客观原因，很多事情不是你所能把握的，但心态、心胸你可以修炼。好的心态、宽广的胸怀不是一日练就的，学习可以帮助你，根本的途径是生活的经历。但有很多人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不仅没有练成好的心态和博大的心胸，相反心情越来越糟糕，有的走向消极甚至自杀的道路，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古人很注重修心，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我读古代经典，有三句话印象最深，对我的触动最大，帮助也最大，这里与大家共享。

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论语•述而》中孔子对颜渊说的一句话。原文是：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也就是说，用我，我就去做；不用我，我就隐居起来。一直以来，人们总是认为儒家是入世哲学，道家是出世哲学，其实这是一大误区。通读《论语》全篇，孔子最佩服的人中，有三个人值得我们研究，一个是吴泰伯，另外两个是伯夷和叔齐。《论语》第八篇就是以《泰伯》来命名的。开篇就是孔子赞扬泰伯的话：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意思就是说，泰伯，可称得上品德至高的人了。他多次把王位让了，老百姓都找不到合适的语言称赞他。那么，泰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泰伯就是吴太伯，他是周朝祖先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太伯、仲雍和季历。相传，古公亶父因预见其孙、季历之子姬昌有德，便想将君位传给季历，继而传给姬昌。太伯知道此事后，为了让其父的愿望得以实现，便与二弟仲雍远避至吴。孔子非常赞赏泰伯的做法，引用老百姓的态度夸赞他。再看伯夷、叔齐。他们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孤竹君本立叔齐为储君，但孤竹君死后，叔齐想让位给长兄伯夷，伯夷坚辞不受。叔齐也不愿意继位，两人先后逃至周国。周武王伐纣时，两人拦马谏阻。周武王灭纣后，两人又耻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最后饿死在那里。在《论语•述而》中记述，当弟子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回答：“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从孔子对这三位先贤的钦佩来看，孔子并不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他曾经赞扬宁武子：“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现在，我们把“愚不可及”当成一个贬义词，究其原始含义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宁武子在“邦无道”时的外愚内智是别人学不到的。孔子曾对自己的学生说：“道不行，乘桴桴于海。”《论语•公冶长》 就是说，如果我的主张得不到实施，我就乘着木筏漂往海外去。他还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天下有道我就出来做官，无道就去隐居。正是因为孔子具有这种“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心态，十四年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主张，虽到处碰壁，也不改初心，最后回鲁从教，成一代圣人，万世师表。

二、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这是《庄子•逍遥游》中的一句话：“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庄子用这句话称赞宋荣子，说他并不因为全社会都赞誉他而更加奋勉，也不因为全社会的人都责难他而更为沮丧。因为他能认清自我与外物的分际，辨明荣辱的界限。老子和庄子连称“老庄”，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人们一直认为道家哲学的核心是无为，其实不然。《道德经》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道家“不自生”是为了“长生”，“后其身”是为了“身先”，“外其身”是为了“身存”，“无私”是为了“成其私”，一句话：道家的无为是为了有为。这就是道家哲学的高明之处，道家是人类辩证法的鼻祖，后世无人能够企及。明明是想做这件事情，偏偏不直接去做，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做成了，而且还事半功倍。而儒家很多人由于没有得到真谛，往往为名誉所累，一些天才之所以英年早逝，大多如此。如西汉时期的贾谊，少有才名，21岁出任博士，同时升任太中大夫，后逐渐失宠，外放为长沙王太傅，最后郁郁而终，年仅33岁。假如他有庄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胸襟，结局不止如此。当然儒家也有胸襟比较宽的得人，如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提到的孟之反，孔子说：“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部队打了败仗回来，孟之反主动断后，但快进城的时候，他策马扬鞭，跑到了前面，还说不是我愿意拉在后面，是马不争气啊。有功不自夸，有责不自侮，这就是宽大的胸怀。

三、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苏东坡《留侯论》中的一句话：“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苏东坡这段话虽然说的是张良，其实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曾自嘲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整治他的人希望通过恶劣的环境致他于死地之时，他却活得非常潇洒。他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正是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使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我国有一个著名的“唾面自干”的典故，《新唐书•娄师德传》中记述：“其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絜之乃已’。师德曰：‘未也。絜之，是违其怒，正使自干耳。’”娄师德是唐高宗、武则天时代著名的大臣，功高盖世，怕引起别人的嫉妒，劝诫弟弟，当别人吐口水在你脸上时，不要擦拭，让它自己干掉。这就是“无故加之而不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