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笔下的几个知名文人形象

钱钟书笔下的几个知名文人形象

钱锺书是一个极其冷静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没有批判过别人，也没有受过别人的批评。这种不趋附时势，能够独立思考的品格，让他安然躲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劫难。他极少评论别人，即便有，也常常是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的。

比如徐志摩——一个颇富传奇浪漫色彩的人物。社会对他或褒或贬，评论很多。但钱钟书没有随波逐流，他对徐志摩的评价仅见于《围城》之中。

《围城》中有两处地方谈到徐志摩。一次是方鸿渐在学校做“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时说：“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把徐志摩和梅毒相提并论，颇具调侃意味。第二处是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董斜川提到“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如果这能算是钱钟书对徐志摩的评价，那么徐志摩在钱钟书心中的形象应当是否定中带有肯定。

郭沫若和钱钟书，1949年后两人都在科学院供职。郭沫若是院长，颇受中央宠信。钱锺书则是科学院下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两人之间应该没有交往，钱锺书对郭沫若的评价，也见于《围城》。有这样一段描述：“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这是一段颇具讽刺意味的评论，文中的 “三百年祭”显然是暗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名誉教授夏志清的《重会钱锺书纪实》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夏志清奇怪，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锺书说回答：“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这应该是钱钟书对郭沫若的最直接评价。

陈寅恪和钱钟书一样，是一个学富五车，却具有独立人格的大家。但钱锺书对陈寅恪的评价似乎不高，依据是： 1978年，钱锺书在意大利一次学术会议上的演讲。演讲题目是《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演讲中说：“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 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显然这位大学者，指的是陈寅恪。似乎是说，陈寅恪“花费博学与细心”从事的并不是“严肃的文学研究”。不过许多学者对此观点并不认同。

台湾作家汤晏在他的《一代才子钱锺书》中就提到了杨绛的看法：“锺书并不赞成陈寅恪的某些考证，但对陈的旧诗则大有兴趣，曾费去不少时间精神为陈残稿上的缺字思索填补。蒋天枢中风去世后，他这份心力恐怕是浪抛了。能说钱对陈颇有‘微词’而看不起陈吗？我不能同意。”杨绛是在说钱钟书是尊重陈寅恪的。

原《文学评论》主编侯敏泽的回忆中也印证杨绛的说法。侯回忆说：陈寅恪完成《元白诗笺证稿》后，曾寄给过钱锺书一本。可见他对钱锺书是认可的。蒋天枢20世纪70年代末编纂《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时，曾请钱锺书细校过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