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鄤狱中唱和苏轼考论：文化传承精神相通

郑鄤狱中唱和苏轼考论：文化传承精神相通

生活在不同朝代的人是不可能见面的，但是却可以因为某些原因产生精神上的紧密联系，敬仰之情终生不渝。如明代翰林院庶吉士郑鄤对宋代的伟大人物苏轼的情感就是如此，这种情感最集中体现在郑鄤狱中频繁唱和苏东坡的诗作中，这是一个有着不同寻常意义的文化和精神现象。

一 绝无仅有的频繁唱和

1. 对苏诗的频繁唱和是郑鄤诗作的一大特色，笔者才疏学浅，综观明清文人，如此频繁地唱和苏轼的绝无仅有。究其原因，郑鄤自己作了最好的注解：“古今人何必不相及也！”这句话出自他的诗作《东坡海外云……》：

东坡海外云：“与过子如枯禅相对，有韵必令过和之。”予锦衣狱中，独珏从，粗学诗，有佳句亦为欣然。古今人何必不相及也！案有余纸，遂为书之

经忧皆绝境，小适未开襟。强作冰魂健，无如霜鬓侵。

亲朋眞隔世，父子自同心。始识东坡老，枯禅海外吟。[1]

当然，一个小人物雷生与郑鄤的偶然相遇，使得郑鄤反复唱和苏轼有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余移锦衣卫狱，同舍雷生应元，起家文学，携有苏集。时宰方谋亟杀余，无片纸出入，幸从雷生借观，不减东坡海外借得陶柳诗也。[2]

这个雷生名善长，字应元，在狱中以师礼事郑鄤，出狱以后，还带着其他生员到狱中向郑鄤请教学问，郑鄤有诗记载：

黄焕如、萧心写、路心巌、张振藻、雷善长俱京庠生，问字赋赠

霜气凄凄夜漏余，此中还有夏侯书。

山川西北留英骏，天地东南媿腐樗。

五六人羣怀浴咏，三千儒术看簪裾。

他年得老匡庐社，珍重门生舁箯舆。[3]

雷生与郑鄤在狱中有一次深夜的对话，郑鄤的话中凸显了他的骨鲠个性：

    有同系京学雷生，夜隔窗语：“外传汹汹，先生盍自爲计？”余曰：“吾死且诉高皇帝，听盆死我耳，奈何自死乎？”生问所需，           曰：“渴甚。”则以冰两片从牖间入，犹恐冰声爲狱卒闻之。[4]

2 . 郑鄤唱和苏轼诗作的数字统计

笔者对郑鄤《前后狱中草》写及苏轼的诗作进行了分类统计。

其一，对苏诗依韵唱和的诗作共5首。分别为《和东坡狱中诗》二首；《雪后和东坡韵》二首；《次韵东坡悼朝云诗》。

其二，全部诗句都是对苏轼的吟咏有3首，《东坡也是可怜人》《东坡生日》《东坡海外云》《又叠前韵教珏儿》。

其三，读苏轼回文诗以后的戏作3首，《选苏诗至回文绝句三首》。

其四，对苏轼的人事关系类比，诗文或小序中直接写到“东坡”“坡公”等文字或句子，这样的诗作共6首，这里就不列诗名了。

其五，对苏轼其人其事借语用典的诗句就更多了，不列数目。

二 郑鄤在狱中频繁唱和苏轼的原因

1 . 郑鄤对苏轼的人品、学问、为官政绩都十分崇拜，早就把东坡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

郑鄤在《选苏东坡诗序》中，对苏轼的风度、才学、诗作等方面，表达高度的敬仰，称其可以为“百世之师”：

想见先生风度，大都有拙重而无轻儇，有方峭而无圆滑，非独才大无不可，其于诗道亦杜陵嫡派也。至海外诸作，清深高妙，逈然绝尘，追和渊明，彷彿故似。而终于南还，梦中“惟有不贪宝，凛然照尘寰”之句，廉顽立懦，斯以爲百世之师也与！[5]

郑鄤称苏轼在诗作上属于杜甫的嫡系一派，对其诗作给与极高的评价：

读东坡诗

大苏诗格胜，廻薄驱长风。渊泉随地出，孤鹤摩天空。

有时拈梵谛，偶作诙谐雄。不数三赋重，况复余子同。

何必经葱肆，才大天所穷。流离海天外，垂死语益工。

追和渊明诗，千载企此翁。安得一尊酒，常置五柳中。

承明曾几日，流寓如飘蓬。长揖金华彦，耐与山鬼逢。

不以彼易此，所以为坡公。[6]

在《考定苏文忠公年谱》中，郑鄤则通过点评的方式，对苏轼的政治品格和治理地方的政绩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加以赞扬。苏轼治理密州时反对施行不利于民生的“手实法”，郑鄤评曰：“到处经济。”苏轼既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并与之争论，郑鄤评曰：“前不附荆，后不附温，所以千古。”

2. 郑鄤入狱以后，遭遇到和苏轼同样的牢狱之灾、困厄体验，更容易和苏轼进行古今人之间的心灵沟通。

郑鄤在狱中想起苏轼的生日，写了一首诗，诗题颇长：

十二月十九日，东坡先生生日也，且丙子为先生生年。此中忽忽，如坡所云“稍为狱吏侵者”。至丙子王正三日，乃作此诗[7]

这是郑鄤在狱中写到苏轼的第一首诗。入狱不久，便有了“稍为狱吏侵者”的同样体验，当然也赞扬苏轼的品格会光耀千秋，诗句如“今年岁又逢丙子，如公甲子当几廵。当时媚子风雨尽，我公生气犹频申。身命磨蝎何足异，箕风斗口日者论。”

苏轼当时有性命之忧，而终于能够脱险，虽屡遭贬斥，历经万苦，然而他终究名垂青史、流芳千古。而迫害他的人遭到后世的唾弃。

郑鄤的遭遇则更为悲惨，受尽酷刑，磔死西曹，身后被人诟病。然而历史终究还他清白，而迫害他的人又何在呢？温体仁在《明史》被列入奸臣传，传记中写到他迫害郑鄤之事。诬陷他“奸媳”并做伪证，当时受到崇祯帝表扬的武进籍小人许曦今又何在呢？

3.  郑鄤和苏轼精神具有某些内在联系，如刚介的个性，相似的文学观念。

陈继儒称郑鄤“刚介之性情，英特之风格”类似苏轼，绝非虚夸之词，他们之间有较深的交往。苏州丝质工人抗击税璫的领袖葛成被关押十年释放出来，去陈继儒那儿讲述了他的故事。陈继儒约郑鄤去见葛成，对话以后，郑鄤写成《题葛成册页》一文，文章末尾特别写了葛成的期望：

成拱手曰：“命之矣。虽然，吾愿此忠义之脉，常留于荐绅先生，而不见于闾里，则吾侪小人幸甚。”余媿其言，遂书之，以告凡爲荐绅先生者。[8]

这是郑鄤借葛成的话，对只顾自身利益而不顾国计民生的官员们进行讽劝。

又如郑鄤不顾常州知府曾樱所请，婉拒为卸任的苏松兵备道作序。其后四年只是常州司理的刘兴秀带领僚属，请郑鄤为即将卸任的常镇兵备道周龙符作序，郑鄤却欣然命笔。虽然郑鄤和曾樱有交情，他却不愿丧失政治立场。在《送周龙符廉宪荆襄序》中郑鄤这样写道：

犹记甲子春，郡侯（指曾樱）以苏松宪使之章相属，鄤耻其非类，婉谢之，自此遂戒笔墨，亦越四年所矣。如公则怀声集气，其敢后诸？[9]

以上是政治个性方面郑鄤与苏轼的相似，下面则是文学方面。

在学诗之法上，郑鄤赞同苏轼所说，他写道：“乃知东坡所云，当熟读《国风》与《离骚》者，此入门正说也。”

在作文之法上，苏轼曾说：“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 ，又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 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10]

郑鄤则表述了相近的观点。

文之单微不过一线，得此一线，则千变万化可以随手而出。如黄河之水 天上来，万里一源。又如昆仑为山之庐，千嶂一脉。其间起伏开阖，皆有自然而然之妙。长公所云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也。[11]

郑鄤还批评了对“意”与“言”关系的看法方面，与苏轼相反的论点：

东坡云：“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后人欲易其语，以“言止而意不尽者爲至”，东坡之见岂遂不及此哉？[12]

三 郑鄤唱和苏轼的意义

1. 排遣寂寞。

郑鄤在狱中生活的困苦程度更甚于苏轼。苏轼在儋州尚能自由行动，再加上他超强的人际关系能力，处处皆有朋友。而郑鄤只能居于牢狱之中，而且风瘫不能行走，读书、思考、吟诗是他仅能进行的日常活动。他孜孜不倦地唱和苏轼，几乎凡事皆能联想苏轼。在儋州苏轼和儿子苏过和诗，郑鄤也教儿子郑珏学诗，与其唱和。通过唱和苏轼来排遣寂寞是一个绝妙的方法，所以从卷十五至卷十八，每卷皆有写到苏轼的诗句。

2. 郑鄤通过唱和苏轼，增强了应对困厄的精神力量。

如果仅仅把这看作这是郑鄤在狱中排遣寂寞，显然是不够的。因为郑鄤早在天启二年时就有写到苏轼的诗作，他在贬谪回家的途中，就写到定州雪浪石和苏轼所植之老槐树：

     定州雪浪石，文理可爱，东坡凿石为莲花盆盛之。旁有老槐，亦坡手植，盖五百馀年物矣

徘徊一片石，珍重百年思。信道風流事，多傳放逐時。

雪飛寒月浸，浪捲碧雲遲。落落蓮花坐，清音老樹知。[13]

崇祯七年游杭州有《虎跑寺观泉和东坡韵》：

虎跑寺观泉和东坡韵

松里梅芳满径香，寒云欲雪万峯凉。

泉流虎迹风轩静，山作龙蟠云树长。

岂有六通摧异类，自然一滴遍诸方。

谁将五浊成甘露，珍重禅人仔细尝。[14]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凡与苏轼有关之事与物，郑鄤皆会联想，形之笔墨。

所以，郑鄤在狱中频繁唱和苏轼，可以看作是从苏轼那儿获取战胜困厄的精神力量。苏轼这样的“百世之师”都有如此遭遇，而且能在乌台诗案中，以及后来连续不断的贬谪中保持自己的本性，处处皆有友谊，处处可得安乐。作为苏轼的忠实崇拜者，郑鄤为什么不能学习这种“苏轼精神”呢？

        3. 频繁唱和苏轼，是郑鄤在狱中对苏轼的学术研究活动。

郑鄤撰写了《考定苏文忠公年谱》，以弥补王五羊所撰《苏东坡年谱》之不足，王谱没有选用《东坡志林》和别集的内容，郑鄤进行了大量补充，目的在于以具体事例彰显苏轼的人格魅力。2012年北京某公司拍卖近代藏书家苏继庼先生收藏的清代手抄本《考定苏文忠公年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为之写序。郑鄤所撰考定谱在清代被人抄传，显示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郑鄤亦通过其诗作，对苏轼的诗进行了学术评论。现代人编纂的《明人诗话》之中的“郑鄤诗话”，选入了郑鄤评苏诗的两首诗作，分别是《读东坡诗》和《又叠前韵教珏儿》。前一首诗已载，后一首诗如下：

又叠前韵教珏儿

坡仙有诗教，离骚与国风。若言非关学，珠隐光将空。

若言非关才，龙泉谁为雄。初盛与中晚，一朝犹不同。

寒廀与轻俗，咄咄几乎穷。所以作者徒，苦心未必工。

三百篇之遗，独有杜陵翁。晚年勤追和，欲往柴桑中。

尚矣愚公愚，犹疑麻与蓬。独有春梦婆，愿与长相逢。[15]

四 透过郑鄤唱和苏轼看社会与人性

郑鄤在狱中频繁唱和苏轼是一种文化现象，透过文化现象，可以看出社会现象的某些本质。

1. 历史上忠奸斗争始终不绝，这是人性不同的必然体现。而忠贞之士蒙受冤屈之事，屡见不鲜。但这和政治是否清明、社会是否安定关系很大。

苏轼处于王安石变法之时， 新旧两派斗争非常激烈。苏轼反对变法，而且在诗句中反应出来，给小人有可趁之际，真凭实据俱在，从而陷入乌台诗案。郑鄤则处于明王朝的严重危机之际，中原农民军烈焰正旺，辽东清军虎视眈眈。正直的官员们希望朝廷改弦更张，挽救危亡。而受到崇祯帝恩宠的温体仁无视社稷安危，专事揽权固宠，排斥异己。郑鄤面对危局，信口信心，狂直无讳，走他的建言报国之路。所以遭到温体仁的嫉恨，必欲除之而后快。

2. 帝制时代，皇帝一言九鼎，大臣的死活就在他们的一念之间。法制不敌皇权，帝制时代，必然如此。

宋神宗以为进行变法，天下可立致富强，苏轼反对变法，对神宗来说是很难容忍。苏轼在《再上皇帝书》[16]中甚至直接批评了神宗。如果不是太后回忆往事，说苏轼兄弟由先帝选拔，留给子孙任用，否则的话，苏轼能否保住性命就很难说。

明思宗其实明知郑鄤杖母缺乏证据，而奸污童养媳致死更是天方夜谭，他置法律于不顾，执意要处郑鄤重刑，目的是为了打击以黄道周为代表的言官，他认为他们妨碍了他的治国方略。君臣矛盾斗争尖锐的局面下，郑鄤成了牺牲的供品。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以帝王的个人好恶为转移。崇祯帝处死郑鄤，不仅不能团结群臣共赴国难，反而使得官场更加分崩离析，再过五年，大明王朝就灰飞烟灭了。

就看大宋，在苏轼死后一段时间，官场积弊难除。宋徽宗有艺术才华，无治国之能，禅位钦宗。金人南下，皇帝父子被掳，宋室南渡，失去半壁江山。

3 . 光辉的思想和卓越的文艺作品，定会万古流传。苏轼死后，他的文学作品被禁止传播。而结果恰恰相反，苏轼的高尚品格和脍炙人口的诗句，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正如郑鄤所写:“乃知坡公须眉朗然照人，千古上下，恍恍如对后之览者。”[17] 

郑鄤当然不能和苏轼相提并论，但是他在晚明文坛应有一席之地。至清乾隆年间，他的诗文集被列入禁毁。直到民国廿一年才有郑族刻印的完整《峚阳全集》出版，分送一些图书馆。而现今则进入了《四库禁毁书丛刊》的集部第126册，也算历经波折而后有了归宿。

注释：

[1] 郑鄤：《东坡海外云》，见《峚阳草堂诗集》卷十六，页6-7。

[2] 郑鄤：《考定苏文忠公年谱》，见《峚阳草堂文集》卷十五，页1。

[3] 郑鄤：《赠京庠生问字》，见《峚阳草堂诗集》卷十七，页12。

[4] 郑鄤：《选丁丑房正序》，见《峚阳草堂文集》卷七，页33。

[5] 郑鄤：《选苏东坡诗序》，见《峚阳草堂文集》卷四，页19。

[6] 郑鄤：《读东坡诗》见《峚阳草堂诗集》卷十六，页5。

[7] 郑鄤：《东坡生日》，见《峚阳草堂诗集》卷十五，页4。

[8] 郑鄤：《题葛成册页》，见《峚阳草堂文集》卷九，页14-15。

[9] 郑鄤：《送周龙符廉宪荆襄序》，见《峚阳草堂文集》卷六，页21。

[10] 苏轼：《论文》,见《苏轼集》卷一百（钦定四库全书）。

[11] 郑鄤：《明文稿汇选序·许之逊》，见《峚阳草堂文集》卷七，页16。

[12] 郑鄤：《峚阳草堂文集》卷七，见《明文稿汇选序·唐荆川》页2。

[13] 郑鄤：《定州雪浪石》，见《峚阳草堂诗集》卷一，页4。

[14] 郑鄤：《虎跑寺观泉和东坡韵》，见《峚阳草堂诗集》卷十二，页12。

[15] 郑鄤：《又叠前韵教珏儿》，见《峚阳草堂诗集》卷十六，页6。

[16] 苏轼：《再上皇帝书》，见《东坡全集》卷五十一（钦定四库全书）。

[17] 郑鄤：《考定苏文忠公年谱》，见《峚阳草堂文集》卷十五，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