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亲
葛维亚
我家世代务农，祖上生活在山东和河北大明府等地。清朝嘉庆以前苦闯关东，先后落脚于辽宁大连、吉林农安、黑龙江拜泉、克东地区。到了祖父一代家境渐好，靠六个子女的辛勤劳动，成为拥有自己劳力、土地和牲畜(马、骡、猪、鸡等)，可以自耕自种的中农。祖父几个兄弟的子女，按长幼次序统一排行，我父亲葛永茂排行第六，其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姐妹，为二伯、三伯、五伯、老叔(七叔)、五姑、老姑等。全家人中，只有二伯读过一两年私熟，粗通文字。祖父在兄弟中排行第六，父亲小时由祖父做主，过继给他的无子女的五哥，于是五爷、五奶就成为我的祖父母了。
五奶(以下均尊称祖母，五爷以下均尊称祖父)葛龙氏为人谦逊和善，虽目不识丁，却明辨是非，通情达理，聪明能干，智慧过人。对十六两一斤的斤两法心算既快又准。在父亲从事律师工作后，她耳闻目染，竟能初通法律，有时替父亲接待来访，口头咨询，成为父亲事业上的得力助手。祖母心胸宽广，目光远大，非常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道理，因而对父亲管教极严，要求父亲走读书发家之路。在父亲十二三岁时，祖父英年早逝，祖母靠自己和我亲生祖父、叔伯的资助，供父亲读私熟、上小学、中学、大学。终于改变葛家多少代以来没有读书人的历史。也使葛家的一支终于从农村走向城市。
从祖父、祖母算起，我们这一支已相传五代，共60余人全部生活在城市，儿孙们大多数大学毕业，从事军政、科技、教育等工作。有的在国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有的已移居国外，创业发展，成为葛家第一代外籍华人。此皆祖母之功，恩泽后人，永远受到子孙后代的怀念和敬仰。
祖母一生治家严谨，对子孙教育有方。经常给我们讲故事、说格言，教我们如何行、走、坐、卧，如何处世待人。在儿孙面前从不动怒、发脾气、讲粗话，总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
祖母一生勤劳节俭，吃苦耐劳，直至晚年仍劳作不息。整天絮棉、纺麻、擦地、带孙，一刻不得空闲。最拿手的是自制黄豆酱，色美味鲜，邻里闻名。
祖母性格温和，待人热情。同族亲属有了困难，总是鼎力相助，克己待人。我家常年不断有人来家吃住、求借，祖母自己省吃俭用，接济亲友却从不吝啬。她同邻里关系极好，礼貌待人，和睦相处，在亲友和邻里中，为忠厚长者，具有很高的威信。
父亲葛永茂生于1902年6月，自幼刻苦读书，奋发向上。192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该校为国民党法律界王牌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法律界的泰山北斗、重要骨干，多数为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对于一个出身贫寒，且已娶妻的农家子弟，从北大荒赴京求学，并非易事。在祖母决定和亲属全力资助之下，祖母、母亲协同父亲一道进京，在朝阳门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安顿下来。父亲苦读，祖母和母亲支撑起生活重担，整日为人做些浆洗与缝补等手工，籍以贴补家用。父亲在京期间，广结朋友和同乡知己，其中不乏开明的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比较知名的有国民党政府司法界权威夏勤，还有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担任共产党解放区东北行政区副主席，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的林枫，黑龙江省省长、共产党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于毅夫等。当时正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之中，对国共两党进步人士，无情镇压。父亲埋头学习，很少参加党派活动。在一个穷学生眼里，读书立业，养家糊口，才是正事。
1925年、1927年，我的姐姐和大哥先后在北京出世，给本来拮据的家庭带来更沉重的经济压力，但也带来了欢乐与希望。
1927年，父亲在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成为葛氏家族第一代知识分子。父亲毕业后，谢绝留京及去首都南京司法部门任职的邀请，尊母之命，同时带着对故乡黑土地的眷恋，毅然回归白山黑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卜奎中学担任训导主任，月薪大洋150元。这对当时两个银元可买一袋25市斤面粉而言，等于一步跨入高薪阶层，给家庭带来欢乐，也给葛氏大家族带来一份体面。
大约在1929年，父亲辞去中学职务，专门从事律师工作。曾担任齐齐哈尔市律师协会会长和东北律师协会理事。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从不趋炎附势结交权贵。他正直善良，洁身自律，处在伪满恶劣环境下，多次保护和资助抗日人士，避开日伪的迫害。以其出众的才华和高尚品德在齐市享有盛名，成为一位受人信赖尊重的大律师。
父亲乐善好施，诚恳待人，经常接济贫困亲友，施恩从不图报。他心胸豁达，文明礼让，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不为区区小事纠缠不休。
父亲思维敏捷，具有雄辩之才，常以孔孟之道和中华古训教育子女。告诫子女“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与行”。
父亲在“伪满”时期，痛恨日寇侵略，从不与“伪满”和日本政界、军界权贵来往，并多次拒绝担任司法官员。但苦于生计，无奈的从事着律师这一自由职业。
鉴于他上世纪二十和四十年代两次有着和国共两党接触的历史背景；鉴于他的清贫出身；鉴于他对自由、民主、世界大同的向往；鉴于他同情弱者和升斗小民的悲惨生活， 他对共产党的“反剥削，反压迫，反独裁，要民主”的主张出自内心的拥护。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占据齐齐哈尔，拉拢父亲担任黑龙江省司法厅厅长，被父亲拒绝。因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战”、 “高层政要叛国投敌”、“利用抗战发国难财”、“五子登科”、“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贪腐大案层出不穷”、“吃空饷”等丑闻给父亲留下极坏的印象。那时，父亲总给我们几个子女讲国民党腐败，老百姓遭殃，共产党清廉，注重民主民生的故事，以致影响到我的两个已经成年的哥哥，暗中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从事地下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1946年国民党从齐齐哈尔撤退时，要求父亲一同撤离，遭到父亲的拒绝。
1946年4月24日共产党及其部队解放齐齐哈尔。由于父亲与延安任命的黑龙江省省长于毅夫和省议会副议长、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老干部、黑龙江省统战部长张瑞麟是故交，来往密切。并积极参加过各种政治活动，成为当地最知名的民主人士，担任了黑龙江省副省级的省议会（相当于省政协）的副议长 。
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1946年齐齐哈尔刚刚解放，我的两个哥哥就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军四野前身），跟随林彪从东北一路南下，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围攻长春，攻打四平，锦州战役，平津战役，进军武汉、长沙、广东等地。建国后从解放前的营连级逐步成为师级高级干部。
粉碎”四人帮”后，全面拨乱反正形势下，春风化雨，父亲“文革”沉冤得以昭雪。1980年，他应邀参加全省民主人士座谈会，据传还要恢复他副省级工作。可惜会议期间，因疲劳和兴奋过度，突患脑溢血在宾馆不幸去世，享年78岁。
父亲生活在中国社会激烈大变革时期，他的坎坷一生深深带有历史的烙印，父亲对此非常理解,，因而不论何时何地，不论处于何种逆境，始终无怨无悔，相信共产党， 拥护社会主义。以历经清朝、民国、伪满之身，坚定与新中国同行，坚决跟着共产党一路走过来，他一生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这一天，个人受再大的冤枉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对我们几个子女谆谆善诱，总是要求我们朝前看，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好好工作, 做一个有益于新中国，有益于社会的人。
父亲申明大义，顾全大局，委曲求全，无怨无悔，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追求，是我们子女的楷模，他永活活在我们心里!
母亲满敬堂原籍为黑龙江省讷河县，1903年2月(阴历为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一生操持家务，抚育七个子女。母亲自幼丧母，家境贫寒。有病无人照顾，冷暖无人关心。外祖父曾续弦两次，又先后生下三个女儿。母亲20岁嫁至葛家，起早贪黑，省吃俭用供父亲读书。全部家务由母亲和祖母操持，辛辛苦苦抚育子女。一生任劳任怨，把自己的青春和心血献给了亲人。解放后，她积极支持我的两个哥哥参加第四野战军，枪林弹雨，从东北一路打到北京、郑州、武汉、长沙、广州。
母亲是世界上最苦、最累、最可怜、最具有伟大母爱和牺牲精神的人。她为儿女甘心忍受生活的煎熬、人间的凄苦和晚年的孤寂。她一生节俭，没吃过一口美味佳肴，没穿过一件华贵衣服，没享受过一点人生乐趣，没得过一刻的空闲。盖的是多年旧被，坚硬如铁；穿的是破衣旧衫、布鞋、线袜；吃的是残汤剩饭。为儿女甘心受苦，用生命换来儿女的成长和平安。
她日夜操劳，五更起，半夜眠。苦心育儿、买菜、烧饭、缝衣，干不完的活，流不完的汗。儿女的衣食住行全靠他来打点，新鞋未做好，旧鞋已穿破。母亲一生不知缝制了多少衣服，做了多少鞋袜，直到把十指累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忍受饥寒，到晚年体弱多病，仍养猪喂鸡，一步一挪的去市场买饲料，自己却不肯吃一块肉一个蛋。养猪卖钱供弟弟上学。鸡蛋留下给儿女们吃。在她病重住院时，想吃鸡蛋竟无处去买，未能如愿。
母亲开朗坚强，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用一生的心血抚育七个儿女，帮助子女升学、就业、参军、结婚，一个个远离自己的身旁。她为儿女的前途，从不挽留和阻拦，默默忍受常年离别之苦与刻骨的思念。
1968年病重住院，为不影响儿女工作，一个人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和病床的凄苦，住院半年竟无一人服侍。为儿女劳累一生，却没有等到儿女的回报。1969年元旦，伴随着残冬飞雪，穿着旧衣，带着思念，一个人悄悄的离开了人世，享年67岁。
回忆我的父母，他们申明大义，光照宇宙，令我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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