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渡】“三杰”光辉耀天地，二万“余话”呕心肝

【觅渡】“三杰”光辉耀天地，二万“余话”呕心肝

无所求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谋将来永远的幸福。”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这些生前的豪言壮语，是他们真挚豪迈的人生理想，是对祖国和人民以及党的事业赤胆忠心的光辉写照。

　　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并称“常州三杰”。他们言行如一，矢志捐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毫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义无反顾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2009年，“常州三杰”一起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常州的骄傲，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人生的楷模。

　　“常州三杰”的艺术形象，曾分别出现在屏幕或舞台上，也曾一起出现在同一部电影《建军大业》中。而新上映的影片《觅渡》，则是专门展现“常州三杰”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的革命经历，呈现他们坚持共产主义崇高信仰短暂而光辉的人生，昭现他们非凡而高尚的人格魅力，彰现他们坚毅而浪漫的家国情怀。

　　瞿秋白，影片《秋之白华》也曾专门讲述他在前妻王剑虹不幸病逝后，与杨之华相知相恋、终成眷属、生死离别的传奇爱情故事。那部影片中窦骁饰演的瞿秋白，既儒雅又坚毅、亦温情更大义凛然的文人志士兼革命家形象，同样深深打动过我。

　　回忆起来，半个世纪前，我在大老远的乡下读高中时，便听说了瞿秋白这个名字。那时的高中政治课含中共党史；党史课主要讲党的路线斗争；瞿秋白作为一次错误路线的代表，成为党史课上的反面人物。政治老师还提到《多余的话》，说那是瞿秋白在狱中的自白。

　　来到常州生活后，知道了有瞿秋白纪念馆在，感觉瞿秋白并没有被彻底否定。当然，我等老百姓，碌碌于生计；又是理科生，工作与政治无关，便未曾对历史人物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有多少关注。

　　日前电影《觅渡》登陆全国院线，中国常州网发布《“笔墨致敬三杰”主题征文启事》，我有心搜索浏览了一些有关瞿秋白短暂一生的资料，尤其是阅读了不足2万字的《多余的话》，以及关于《多余的话》之他人评说。

　　才知道对《多余的话》的主流认知，有过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5年到1963年。基本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至少是篡改了的。鲁迅、茅盾、郑振铎、陆定一、减克家等了解瞿秋白的人，压根就是不相信。既然没有人看到过瞿秋白的原稿，更难相信那是真的。

　　第二阶段，1964年至1976年。《多余的话》被认为是“叛徒自供”“晚节不保”的实证，瞿秋白就是李秀成式的“叛徒”。笔者也是在这个阶段，听到高中政治老师提过瞿秋白和《多余的话》。

　　第三阶段，1977年至今。“文革”后拨乱反正，中央为瞿秋白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论界、党史界逐渐形成共识，认为《多余的话》确系瞿秋白所作，但不算是“投降”的自白书。

　　据资料，李克农曾报告陆定一，得知《多余的话》之真迹已从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流出国外，并请示要不要买回来。陆定一表示，那是伪造的，不必买。后来陆定一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这事，周恩来说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陆定一于是相信了《多余的话》并非伪造。但瞿秋白为什么会写出这般情绪低沉的遗书？陆定一认为，瞿秋白不是情绪低沉，而是因为他没有坚决与王明斗争，使得党的革命事业遭致灾难而感到内疚。

　　民间对《多余的话》，判断就更多了。略举几例文章标题，可度其观点：“文人介入政治的悲剧”“诗性革命家的一部心灵史记”“对王明罪孽的揭露和控诉”“内心的真相”“人格解读与价值重估”“瞿秋白的心路历程”“忧思党的发展”“复杂的人自剖复杂意识”“回‘家’之歌”“文学的灵魂 革命的英雄”“坦诚之至的解剖刀”……。

　　然而这些观点集合起来，并没有完全覆盖笔者阅读《多余的话》时所产生的各种遐想。我读《多余的话》时，颇有大感意外却又眼前一亮的感觉。设身作者的处境，设想作者的心思，设念作者的意图，设若作者的智慧。

　　我们的思路可以这样，瞿秋白，身在虎穴，无法脱身，随时可能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多余的话》，是打算写给谁看的？写作目的是什么？当然，真实心境如何，只有瞿秋白有发言权；但这已不可能。然而我们，不妨作一些猜想。

　　第一，是写给自己看的。从家庭，到社会，从童年，到青年，经历了困苦，干了大事业，须给自己一个交代。《多余的话》或是布满迷雾的自传，或成暗藏心思的遗书。文中作者的经历和做过的事，是真实的。

　　第二，是写给妻子、家人、族人等亲人看的。不管作者写作动机是什么，与亲人一场缘分，现将生离死别，他做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被官方逮捕甚至枪毙，犯了什么王法，对在千里迢迢之外的亲人以及后人有个交代。

　　第三，是写给妻子、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的人、以及其他可能会想办法营救他的人看的。瞿秋白被捕的消息已经传到上海，杨之华和鲁迅正在四处活动想法营救。如果他们能及时读到《多余的话》，品味到其中的奥妙，就会造成舆论，说瞿秋白已经不是共产党人，本来就是一个文人，现在就是一个民主人士，可以通过有影响的知识界，呼吁国民党释放瞿秋白。

　　第四，是写给共产党中央领导看的。瞿秋白于1935年2月24日不幸被捕，此时遵义会议召开已过1个多月。中央领导核心已由原来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变换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这个情况瞿秋白应当是知道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与瞿秋白的交集甚多，应能理解《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的用意。瞿秋白希望党中央明白其用意，批评其“意志薄弱，情绪堕落”，公告将其“开除出党”；如果留守中央苏区的领导能这样做，也能达到目的。即使党中央或苏区留守领导层，没有明白瞿秋白的用意，根据《多余的话》，公开将瞿秋白清除出党，也可以将瞿秋白临时与共产党切割，使得国民党对瞿秋白再下毒手显得没有理由、意义或价值。

　　瞿秋白的用心是很显然的。在开头“历史的误会”中，就说“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尤其是“告别”这一部分主要是写给共产党高层组织领导看的，“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清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明明白白希望被开除出党。后面又追加了一句“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瞿秋白暗示党组织把他清除出党，要比他自己声明退党要好。他被清除出共产党，表明他就成了无党派民主人士，不必为国民党服务，就去当一个文人。保留下生命。出来后，再继续为共产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工作。如果他声明退出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利用此事大做文章，更有理由要求瞿秋白为国民党服务，这不符合瞿秋白的意愿。蒋介石放低要求，瞿秋白不必公开声明反对共产党，只要愿意在国民党机关工作就行。但瞿秋白没有答应。

　　第五，是写给国民党蒋介石看的。瞿秋白当然很明白，国民党蒋介石必是他《多余的话》的第一读者。只有把话说得很消沉，情绪表现得很低落，才能被国民党当局作为反面教材公开发表出来，共产党中央和苏区领导才能看到，他的妻子杨之华以及鲁迅等朋友们也才能看到，他写《多余的话》的主要用意才有希望达到。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瞿秋白是有贡献的重要人物。他参与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在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奔波于上海与广州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后来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孙中山任主席，瞿秋白递补为委员。同时还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同时还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

　　在此期间及后来，瞿秋白与蒋介石个人之间没有过节。瞿秋白被捕后，也就安排在国民党36师管辖的监狱里。36师师长宋希濂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当然知道宋希濂是瞿秋白关系很好的学生。这样安排，既能创造更多方便来劝降瞿秋白，也能让瞿秋白得到良好的监狱生活条件。这一切，瞿秋白自然也心知肚明，也就让瞿秋白萌生谋求被释放的可能，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被秘密杀害。可以说，《多余的话》最重要的动机，是写给蒋介石看的。瞿秋白不是年老跑不动路、自知逃不掉而选择跳崖的何叔衡，他才36岁，他还想做很多事，不想就这样结束生命。

　　《多余的话》要把情绪表现得很低沉，又不能让蒋介石看出来是故作消沉；既要暗示共产党中央公开谴责瞿秋白，并与之切割，又不能让蒋介石看出这个苗头。毫无疑问，《多余的话》从设定目标、全篇布局、用词遣字，都要字斟句酌、精心仔细的。最终是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一个你蒋介石杀害了并无必要、不杀害也无所谓的无用“文人”。

　　从“历史的纠葛”到“历史的误会”，从“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到“不合式”，从“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到“心中空无所有”，从“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到“回到自己那里去”，从“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到“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从“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到“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奋斗，为站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从“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到“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从“我始终带着假面具”到“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不必例举更多，这些都是写给蒋介石看的。让蒋介石相信，他瞿秋白骨子里是一个无用的文人。过去的一切，都是机缘巧合，万不得已，也是虚与委蛇，而且疲惫不堪；现在只想回到自己的真正爱好——文艺研究里去，不会再介入政治。

　　《多余的话》开头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大家知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曾有很多人引用过诗经里的这个名句来表达自己的复杂心绪，但有几人如瞿秋白引用在《多余的话》里这般深沉、如此贴切呢！

　　瞿秋白怕死吗？非也。瞿秋白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国民党软硬兼施、各路劝降、各种诱惑，都没有从瞿秋白这里得到一点儿党组织的机密；即使“只要在国民党机关工作”这个免死条件，瞿秋白也没有接受；当死刑命令传达给他时，他泰然自若，只当将去“伟大的”休息；执行死刑前的留影，也足够见他的勇毅和坚定。既然蒋介石毒手不留情，瞿秋白也就不必“多余的话”而表现了共产党人真正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慷慨而坦然地走向刑场，一路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以及《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到达刑场后，盘膝而坐，微笑着对刽子手点头说：“此地甚好。”

　　毛泽东赞扬瞿秋白：“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瞿秋白想生吗？当然。不但在和平年代，而且在战争年代，任何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只有身体还在，才能继续工作、奋斗、追寻理想、走向目标。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有全军覆灭的巨大风险。于是开始战略转移。其时中央领导核心是博古、李德、周恩来。博古是王明前往苏联时指定的中央负责人，无疑是王明的追随者。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都是王明“残酷斗争”的对象；周恩来是王明不得不留在中央干具体事务的人；毛泽东、瞿秋白自然都没安排在参与长征的名单；最后毛泽东通过系列活动，获得准许参加长征；瞿秋白向毛泽东提出也要参加长征，自身难保的毛泽东没能帮上忙。其实周恩来与瞿秋白交集更多，很可能周在“三人团”中说不上很多话，没办法把瞿秋白带走。正在养病的陈毅见到瞿秋白很诧异，要让瞿秋白骑自己的好马去追赶大部队。瞿秋白谢了，说，服从组织安排。

　　不参加长征而留在苏区的，基本都是伤病者，生存境况可想而知。果然不久，瞿秋白这一班人被敌人发现、包围。瞿秋白与何叔衡都跑不动，便要求其他同志快逃，否则全部被抓。后来何叔衡跳崖，瞿秋白在树林中被找到。瞿秋白自报姓名林祺祥，声称自己是医生。不料被叛徒出卖，暴露了真实身份。不难设想，《多余的话》只是瞿秋白在不当叛徒、不出卖同志、不泄露共产党秘密的前提下，求生的最后一招。

　　我的这些想法，至多属于猜想。但也觉得是阅读《多余的话》时自然产生的猜想。我很奇怪，为什么别人没有这样猜想。不过在日前的9月12日晚，我网搜到了一篇文章《剑走偏锋欲何为——<多余的话>的另一种解读》，让我兴奋了整个夜晚，似乎听到了知音。

　　《剑走偏锋欲何为》于2013年4月16日发布在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叫谢宏，身份是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该文关键词：瞿秋白、《多余的话》、求生图存。该文摘要：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在不变节投敌的前提下，一个致力于“求生图存”的特殊文本，可以从中看到瞿秋白的生之顽强和智慧。文中并非全是真话，因其不符合他坚决革命的真实经历，也不符合他在狱中最后慷慨赴死的真实表现。《多余的话》是写给敌人看的，其实际意图，就是在守住底线和尊严的前提下，试图脱离虎口。为此，他剥离自己与政治的关系，将自己还原为一个“文人”，对自己进行了严苛的剖析，写下了诸多消沉、伤感和过度自轻自贬的文字。瞿秋白剑走偏锋，在“中性”的边缘与国民党高层展开生死博弈，但终因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而遇难。

　　我又问了自己一个问题。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多重用意和良苦用心，难道毛泽东、周恩来看不出？不可能。

　　瞿秋白是陈独秀之后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曾是毛泽东、周恩来的上级。虽然瞿秋白犯了左倾错误，但他对革命的忠心耿耿、对党的忠诚赤胆，二人必有了解。瞿秋白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为之作序。王明统治中央时，毛泽东与瞿秋白、周恩来可谓是难兄难弟。瞿秋白、周恩来一起辞职，毛泽东与瞿秋白的交流也很多。此前立三路线造成革命事业严重损失时，共产国际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处置，周恩来把主持中央工作的重任让给了瞿秋白。这既是周恩来的谦逊恭让，也是对瞿秋白的尊敬和信任。

　　我认为，周恩来不点破《多余的话》很可能潜藏着的求生用意，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表态认可。而毛泽东不对《多余的话》很可能潜藏着的求生用意发表看法，是因为作为党的一把手，不乐意部下共产党员采取这种方法求生。何况，真实的意图只有作者自己表白，并用行动来证实。但是瞿秋白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作为一种可能性，无法实证的可能性，也缺乏对全党的说服力。不如就让《多余的话》成为历史的疑案吧，反正这也不构成叛变的证据。

　　大家会想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薄一波等61人在30年代初期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到大破坏而被捕。1936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为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关押在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的薄一波等61人，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如果瞿秋白被关押到党中央到了陕北安定下来看到《多余的话》，得以专门研究营救，是否有可能批准瞿秋白变通获释？如果瞿秋白被关押到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是否可能名正言顺地载誉归来？然而，如果永远是希望中的如果，遗憾、痛惜，才是最真实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