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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和郑鄤:铁杆的好友,天壤的结局

清凉黄昏 最后编辑于 2023-06-06 16: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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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和郑鄤:铁杆的好友,天壤的结局

郑燮贤


                                     一 结局天壤之别

明代末年有两位同年进士是铁杆好友,世称 “石交”。他们于明天启二年(1622)同登二甲进士榜,又一同考馆进入翰林院,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彼此友谊至死不渝,但是人生结局大不相同。他们两人分别是黄道周和郑鄤。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浦人。明隆武二年(1646)抗清兵败被俘,就义于金陵曹街。隆武帝追谥“忠烈”并“赐祭”。清代乾隆帝称他为“一代完人”。他是上自皇帝下至平民都公认的忠孝典范、道德楷模。

郑鄤(1594-1639),字谦止,号峚阳,江苏(明直隶)武进人。明崇祯十二年(1639)被磔杀于北京,京师小民争买其碎肉以作药引。崇祯帝钦定郑鄤为“蔑伦杖母”的名教罪人,清初诋毁郑鄤人品的小说广为流传。乾隆朝郑鄤的著作《峚阳草堂集》被列入禁毁书。

反差之大可谓天壤之别。一个进入功德碑,一个被钉耻辱柱。

经过历史的不断沉淀,时至今日,也有学者从某个角度把黄道周和郑鄤归入同一类历史人物:“高风劲节,堪称末世之真品望。”

 

 公认的道德楷模

黄道周三十八岁时中进士,与郑鄤成为铁杆好友,古人称他俩之间的关系为“石交”。石者,坚固也。

天启二年,太监魏忠贤和皇帝的奶妈客氏互相勾结,排斥正人君子,专擅朝政的局面逐步形成。文震孟认为国事堪忧,上《勤政讲学疏》;郑鄤继之,上《谏留中疏》。黄道周先尽孝、后尽忠,三疏三焚,留下了深深的自责和愧疚。

天启五年(1625)已是翰林院编修的黄道周请假陪同母亲回乡。途经毗陵看望郑鄤,以子侄辈对郑鄤的父母修升堂之礼。

第二年,黄道周的母亲去世。他滴水不进五天,然后整日在北山为母亲营建坟墓,即使在海盗侵扰地方时他也不停工躲避。天启七年(1627)墓成,腊月葬母亲于北山。崇祯元年,黄道周又葬祖母、伯叔及自己的前夫人于北山之左。这期间他不参加宴会,也不作诗文。连续筑坟葬亲和虔诚守墓,黄道周以他的行动完美地树立起孝子形象,受到广泛的赞誉。

 

崇祯三年(1630)黄道周复官,被提升为右春坊、右中允。阉党被铲除后,短暂的东林内阁如昙花一现,随即垮台。此时朝中正发生着一件大事,阉党余孽要把辅臣钱龙锡牵入袁崇焕案,罗织成“袁党”,欲置钱龙锡于死地,然后伺机翻钦定逆案。钱龙锡生死难卜。黄道周“中夜草疏,排闼叩阍”,言词恳切,提醒崇祯帝:“陛下御极以来,辅臣获重谴者九人矣,一代之间,有几宰辅乎?”虽然最后黄道周受到降三级的处分,但是钱龙锡终于被免去死罪,改为流放定海卫。黄道周营救钱龙锡,凸显其直言敢谏之臣的形象。为了避免礼科对省试事的纠缠,他愤而辞官。

辞职南下后,黄道周到余杭山中建书院“大涤山房”讲学。山房落成之际,他的四个及门弟子请郑鄤为山房题匾额并写《记》,郑鄤写五首绝句给他们。因大涤山房即宋代洞霄宫故址,郑鄤诗中有“天上谪仙香案吏,宋时提举洞霄宫”之句。 其后黄道周又回到漳浦,继续守墓并到漳州紫阳祠等地讲学。

崇祯十年(1637)他再次被起用,五月官升谕德、掌司经局。而且他得到一个美差,担任会试的房考官之一。两次任考官和长期讲学,黄道周的门生弟子以及崇拜者众多。就影响力而言,他成为仅次于刘宗周的儒家传统道德代表人物。崇祯感到他忠诚可靠,需要利用他的影响力。即使黄道周为郑鄤鸣冤叫屈,甚至写了《救郑鄤疏》,崇祯也没有十分为难他,甚至在年底给他升官为少詹事。但是遇到具体政务观点相左,就会导致激烈的冲突。

在任用杨嗣昌的问题上,黄道周坚守的是儒家道德准则,所以他坚持认为杨嗣昌必须回家守孝。崇祯帝需要杨嗣昌夺情视事,不仅让他担任兵部尚书,并且入阁为大学士。十一年(1638)七月初三,黄道周一天之内连发三疏,分别弹劾兵部尚书杨嗣昌、宣大总督陈新甲不遵制守孝,弹劾辽东巡抚方一藻与满清议和。崇祯帝再也抑制不住对黄道周的愤怒,初五在平台召对大臣,从道德上对黄道周进行讨伐。

崇祯帝指责黄道周有私心,说他因为自己没有能够入阁而弹劾别人。又指责黄道周,为郑鄤那样不孝的名教罪人评功摆好,是何居心?经过反复辩论,黄道周强硬地说:“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崇祯脱口而出尔一生学问,止成佞耳! 皇帝想治黄道周以重罪,但是顾虑黄道周名气高,恐怕自己在历史上留下恶名。作为皇帝,他很在意今后的历史对他的评价。

杨嗣昌唯恐对黄道周处分太轻,于是唆使别人继续弹劾黄道周,崇祯帝就把黄道周官降发配到江西为按察司照磨

黄道周一天连发三疏,不仅使得自己陷入险地,同时也把郑鄤带入绝境。郑鄤的墓志铭中,他写道:“乃杀余者遂欲先杀峚阳以成其事。八月己卯之故,余心欲解之,而不意其速之也。”

 

黄道周离开了朝廷,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继续在地方上讲学。偏偏江西巡抚解学龙在崇祯十三年(1640)向朝廷推荐黄道周可用,皇帝勃然大怒,说他们党邪乱政,下旨把解学龙、黄道周押解进京投入监狱,各廷杖八十。黄道周受刑后疮口发作,几乎支撑不住,幸亏医生来剜去腐肉、敷药治疗,才渐渐恢复。上疏营救黄道周的官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黄道周本来对《孝经》有深入研究,在狱中反复地抄写《孝经》,共抄了一百二十部,但是他自己一本也没有留存。狱卒经常拿纸张来请他写字,他就把抄写的《孝经》送给他们。这一次,崇祯把他永戍广西,这是死刑之外最重的刑罚了。

黄道周在广西只待了一年,崇祯就把他召进北京,给他官复原职。原因是周延儒再次为相以后,与蒋德璟等人乘经筵之机在崇祯帝面前为黄道周说了好话。但是黄道周再也不想在崇祯朝为官了,他请假回到了漳浦,在崇祯朝的官场生涯就此打上句号。

 

李自成攻下北京以后,大明实则已经亡国。黄道周在南明的弘光朝任过礼部尚书,后又在隆武朝官至少保、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时的黄道周看起来位极人臣,但其实只有虚衔,朝政掌控在拥有军队的武人郑芝龙手中。郑芝龙想的是拥兵自保,不是想为大明恢复江山。黄道周明知事不可为,但是请求到江西图恢复。从未经过战阵的黄道周当然不是清军的对手,兵败被俘押解南京。

黄道周拒绝劝降,绝粒十四天未死,隆武二年(1646)三月五日,“完节于金陵之曹街,兀立不仆”。 的四个追随者同日就义。“兀立不仆”,大概不会是尸体真的笔直挺立不倒下,而是作文者对黄道周的独特表彰。黄道周对就义的地点的选择亦是独特的,表明他生是大明人,死是大明鬼:“临刑,过东华门,坐不起,曰:‘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矣。’监刑者从之。”

 

综观黄道周一生为官,在崇祯朝几起几落,从编修升到少詹事。黄道周的事迹,在朝则直言进谏以陈时弊,在野则筑坟守墓以尽孝道,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多处讲学培育人才。黄道周的忠孝形象一步步形成,日益卓著,成为公认的道德楷模。这一路走来经历的磨难,若无内心的虔诚、学问的深厚和极大的勇气,绝对难以达到这样高尚的境界。然而这些都还不够让黄道周名留千古,杀身成仁才是人生境界的最高升华。

 

 钦定的名教罪人

郑鄤二十九岁成进士,与同科状元文震孟、庶吉士黄道周结交为密友,相约“尽言报国”。作为书生,他们的报国方式就是上奏章,直言敢谏,不怕因此受到处罚。

天启二年(1622)郑鄤就这样主动跳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文震孟的《勤政讲学疏》被留中不发十多天,魏忠贤传旨要将他廷杖八十。挺杖会把受刑者打得皮开肉绽,有的甚至当场毙命。郑鄤为营救文震孟,履行“尽言报国”的盟约,挥笔写就《谏留中疏》递进宫门。郑鄤详细分析了留中的弊病,并且暗指魏忠贤弄权干政,疏中“权档之炀灶”“奸辅之藉丛” 这两句,一时广为流传而成名句,他说出了人所不能说、人所不敢说的话。

魏忠贤到内阁大发雷霆,要把郑鄤和文震孟一同廷杖。幸亏辅臣叶向高和韩旷竭力营救,两人被降级外调候补,未有性命之忧,未受皮肉之苦,也算皇恩浩荡了。

上疏使得郑鄤一时声誉鹊起,成为具有政治潜力的一颗新星。他的同年萧士玮说他:“方其初入承明时,炎炎赫赫、洛阳纸贵;及其抗鸣遭斥,燕都价重。” 但是此举使得郑鄤终生停留在庶吉士的位置上。天启六年(1626)他再次受到阉党的迫害,被迫西进庐山、南下广东,过了近两年时间的游历避祸生活。

按照一般的思路,庶吉士应该只管读书取得“编修”(三甲的授“检讨”)的资格,暂时不必过问时事。但是郑鄤的想法与众不同。他对一些官员只顾自身利益、不愿进谏的做法很不认同。他在诗作《初入翰林言志》中写了自己的志向:“有求皆自贼,无欲称至刚。一意不可乱,千人无敢当。” 

进入官场不久,郑鄤就继承了他父亲上疏的传统。郑振先当礼部主事时弹劾首辅朱赓十二大罪,因而被降级发配到四川永宁,郑鄤跟随他父亲去贬谪地,肩挑行李,风餐露宿,路途十分艰难。后来郑振先在京察中被革职为民。这些过程郑鄤都是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了的。所以郑鄤知道上疏的后果,甘冒政治风险。

阉党垮台以后,郑鄤官复原职。由于父母分别在崇祯元年(1628)和四年(1631)去世,使他失去重返官场的机会,无法一展心中抱负。

郑鄤尽孝的方式和黄道周有很大的不同,他既不必筑墓,也没有停止作文与写诗。他分别撰写父母行状,寄托自己的哀思。他还亲自去常熟恳请钱谦益为母亲撰写墓志铭,钱谦益那时也在居丧中,拒绝郑鄤的请求。阉祸横行的时候,两人曾经共患难、各以老母相托对方,郑鄤用这些情节来打动他,钱谦益这才同意写了《封安人吴氏墓志铭》。父亲逝世一周年之际,郑鄤请高僧在家做道场纪念父亲,写了二十首倾注情感的礼佛诗。

崇祯六年(1633)苏州人金日升的《颂天胪笔》刻印,书中写到郑鄤:“适丁外艰,擗踊几绝,日侍太夫人侧,不复一通贵游,盖公若遂无意于世道者。”但他后面又写:“呜呼!如公者,岂可无意于世道也哉!” 金日升的眼里,郑鄤不仅是一个孝子,更应该成为一个为国家作贡献的、有作为的士大夫。金日升的书写,代表了当时清流人士对郑鄤的评价和期望。

在郑鄤的心中,忠和孝是融为一体的。他父亲去世前几天对他说:“韩子有言,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郑鄤守父丧满期,母亲催促他进京,说:“儿忘丙丁之际乎!…天子活尔命,且活全家之命,自今已往,捐糜未足言报也。” 父母的遗愿都是要他入朝做官,为国效力。

 

崇祯八年(1635)郑鄤进京补官,非但没有获得报效国家的机会,反而被送进了监狱。原因是首辅温体仁弹劾他“惑父披剃、迫父杖母”。一个首辅为什么弹劾一个小小的庶吉士?因为郑鄤是文震孟的密友,政治上的同道,又有发展的潜力。温体仁略施小计把文震孟排斥出内阁,随即把毒箭射向郑鄤,欲置之死地以绝后患。郑鄤在政治上无懈可击,他就从家庭隐私入手。好像瞌睡遇到枕头,大学士吴宗达是郑鄤的堂舅,曾向温体仁提供近三十年前有关郑振先家庭琐事的流言,其中涉及郑鄤。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崇祯帝,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把郑鄤投入监狱。

郑鄤在监狱中被关了近四年,先在刑部狱,后来移送诏狱,罪名从杖母增加了奸媳(儿媳)。崇祯帝把郑鄤定性为“蔑伦杖母、名教罪人”。温体仁和崇祯想处死郑鄤,但是先后遭到两位主审法官——刑部尚书冯英和锦衣卫都督吴孟明的抵制。冯英认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处死郑鄤,“异日物换星移,必将以臣部之拟议为不当,必将以朝廷刑罚为不平。” 冯英因而被免职、流放。

 

郑鄤在狱中所受的苦难是双重的。从精神方面看,以忠臣孝子自许的郑鄤,却被指为杖母的罪犯,痛心疾首而无处申诉。诬蔑他的恶俗小说在市井广为流传,这是被温体仁收买的常州人许曦等的杰作。在身体上,郑鄤因患病而导致两腿瘫痪,用手握笔写字颤抖不已,只能口述而由侍奉他的长子郑珏书写。

郑鄤在肉体上所受的更大苦难是酷刑。崇祯帝平台召对黄道周以后就下旨锦衣卫对郑鄤严审,实际就是要用刑。在崇祯的严旨逼令之下,吴孟明两次审讯郑鄤时都用了刑。吴孟明被免职以后,改由刑部、锦衣卫、东厂联合审讯,重刑之下郑鄤晕绝三天方才甦醒过来。他在年谱中记述:“严刑两桚一夹,奇惨极刑,非世间所有。予终无以承,惟号呼皇天上帝太祖高皇帝而已。” 郑鄤带到北京的小妾梁蓝桥,得知郑鄤受刑审,“遂卧疾,昼夜呼天,近百日而死”。

面对将要降临的死亡,郑鄤坦然处之。既没有像司马迁那样愤怒,也没有像屈原那样忧丧。所以黄道周的同乡陈轼说郑鄤:“虽烦冤菀结不能自直,而绝无侘傺怅郁近于怨诽之所为,其达于死生之义,非《怀沙》《哀郢》所得而比也。”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六日,郑鄤走完他人生最后的一天。磔刑是残酷而长时间的,“午馀事完,天亦暗惨之极”。这一天,不仅是郑鄤暗惨的一天,也是大明王朝暗惨的一天。

 

给郑鄤的罪名,温体仁根据流言蜚语进行弹劾只是案件起步,而后来却由崇祯帝定调为“蔑伦杖母,名教罪人”,然后收买许曦等人提供伪证,以貌似充分的证据、严格的法定程序来定罪。然而刑部拟定的刑罚只是对郑鄤大辟,最后崇祯帝亲批“加等”,这样,郑鄤遭受人间最惨的刑罚作为自己的人生结局。舆论场上,不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迎合崇祯的旨意,把郑鄤描绘成道德败坏的十恶不赦者,死有余辜。

郑鄤的命运可叹可悲。可叹的是他生逢末世,在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之间,他选择了兼济天下,这是他不能保全自身的起因。可悲的是,他遇到了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这时崇祯正好需要用一颗人头来祭旗,威慑以黄道周为代表的清流舆论,让杨嗣昌等人大展身手。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郑鄤固然做了无辜牺牲的羔羊,杨嗣昌的结局是兵败自杀,渴望中兴的崇祯帝成为亡国之君,吊死煤山。说明他在郑鄤案上打错了算盘。他用皇权来超越法制,希望借此达到政治军事目的,其结果却是法制受到破坏,而其目的未能实现,效果适得其反。

在帝制时代,被冤杀的官员不可胜数,只有情况特殊者才会被历史记忆,被后人不断研讨。

崇祯朝有两大凌迟冤案,受害者分别是袁崇焕和郑鄤。杀死袁崇焕是自毁长城,辽东局面从此不可收拾,这是十分明显的后果。而郑鄤被杀对国事的影响看似并不明显,其实后果也是十分严重。大明的官员从此人心更加涣散,最后他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大明的亡国随之而来。所以历史学者认为,郑鄤之死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郑鄤之死不仅是他个人的、家族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时代的悲剧。

和黄道周同样怀抱忠孝之志的郑鄤,却未能得到为国尽忠的机会,反而被变形的国家机器无情绞杀,造成他和黄道周人生结局的天壤之别。

 

 结局迥异探源

明亡清兴之际,黄道周和郑鄤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天壤之别的两类人。

郑鄤是被他所想效忠的崇祯处死。在他死后,无论是乡村学究还是三尺童子,人人喜谈郑峚阳。所谈内容,无非是街头巷尾的流言和恶俗小说所渲染的细节,市井小民把它作为茶余饭后消遣的谈资,满足了他们一窥官宦人家房帷隐私的好奇心。郑鄤成了乡间议论的消费品。

黄道周在崇祯朝仕途坎坷,他和皇帝的关系时而靠近、时而抵牾,虽然他的官位最高只是四品,但他积累起的忠臣孝子形象,人人仰望。明亡以后在弘光和隆武两朝,黄道周的官位迅速提升,从礼部尚书到武英殿大学士成首辅,位极人臣。起兵抗清,兵败被俘后拒绝劝降从容就义,他成为改朝换代之际以死节效忠朝廷和国家的典范,声望可比文天祥。

有人不禁要问,黄道周和郑鄤这两个好朋友,结局反差如此之大,这是何因?这俩人怎么会成为好朋友吗?

搜集有关史料,探索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分析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就能拨开历史的迷雾,得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黄道周和郑鄤的友谊是真挚而深厚的。

他俩天启二年同登进士榜,因此而相识,这是郑鄤和黄道周成为朋友的偶然因素。其后二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具有必然因素的存在。

根据郑鄤的记载,他在中进士以后,与五位同年进士的交流接触最为惬意。他写道:“同年文湛持、黄石斋、萧三峩、朱沧起、王心乾过从为密,以此数兄谈《易》、谈诗、论文、论史,旁及禅玄,滔滔不可竟也。”文湛持即文震孟,黄石斋即黄道周。

文震孟和黄道周、郑鄤三人相约“尽言报国”,则说明他们从同年进士发展到政治上的同道。黄道周虽没有参加这次上疏,并不说明他改变了初衷,他是权衡情势,在忠孝之间进行抉择。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来,黄道周的选择有其合理性,也无可指摘。

从个人志向方面看,两人亦有相同之处。

根据《黄道周年谱》的记载,他“垂髫即志四方,游罗浮、崧台、匡阜”,“游归,更习举子业。然于时事得失,往往慷慨指画,有贾生流涕之意,身不能禁云。”

十四岁开始,黄道周从一个对道家炼丹术感兴趣的少年,成长为改习举业、意欲指点江山的有志青年。大约在相似的年岁,郑鄤在父亲的熏陶下,耳濡目染官场聚会,逐步建立其志向。

有政治志向,必须同样具有正直的人品,才会仕途意见相同。仕途意见相同,才会成为亲密的朋友。

双方在文学和诗歌方面的互相欣赏是他们成为挚友的条件之一。

郑鄤在《明文稿汇选序》中评价了黄道周的八股文及其思想,称“黄石斋耿介独立,突兀千古,诗文俱自成一家言”。郑鄤又感叹,“然则石斋之文,尚未有知之者也”。 可见郑鄤认为自己对黄道周了解最深,是其知音。

黄道周写有《郑峚阳稿序》,对郑鄤的文风和思想进行了评论。文中第一句话就是“天下人以气相取也”,通篇内容所用典故和比喻极多,其文深奥不易理解。不过郑鄤看了是肯定能够心领神会的。

当然,他们的诗歌唱和也是极多的,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举例了。

黄道周对待郑鄤的真诚友谊,他的同乡、清初人陈轼写道:“余乡漳浦黄石斋先生,立朝大节与夫殉难本末,炳烁天地间,而生平所相信者,莫如峚阳郑先生。流连于患难之际,痛哭于君父之前,至于触忌讳、受谴谪而不少悔,古今交谊之深未有逾于漳浦者也。”

现今故宫博物院收藏有黄道周行书《录呈郑鄤十五首诗卷》,分别是黄道周在郑鄤家和毗陵驿舟中书写。这诗卷不仅仅体现了黄道周的书法艺术,从一个侧面反映他的郑鄤之间的深厚友谊。

所以,黄道周和郑鄤之间的友谊是毋庸置疑的。

郑鄤以忠臣孝子要求自己,并且身体力行,也是毋庸置疑的。

 

郑鄤和黄道周迥然不同的结局差异,无疑是崇祯帝造成的。

崇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目的,用皇权践踏法制,把“蔑伦杖母”的罪名强加给郑鄤,然后处以酷刑。

然而在正直的清流人士中,郑鄤是孝子的形象不会改变。最具代表性的是黄宗羲的《郑峚阳先生墓表》里的叙述。黄宗羲写道:“当公之受诬,欲陈其本末,则恐有碍于父母,故宁隐忍而死, 赉此冤于地下,岂非仁者之心欤?” 在我看来,黄宗羲说的“仁者之心”,是大孝的行为。

 

 

 歪曲记录的两本书

清初有两本个人著述的野史,严重歪曲了黄道周和郑鄤之间的友谊关系,虽然所记内容不同,但立意是相同的:郑鄤用虚假的行为欺骗黄道周,因而得到了黄道周的信任。

李清是明末的官员,崇祯时任刑科给事中,和郑鄤案件有过交集。郑鄤被处死以后,崇祯帝责问六科给事中,责问他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揭发郑鄤的不孝行为。李清写《为遵旨回话疏》,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吹捧崇祯帝对郑鄤案处理恰当。但是他和其他给事中们都得到了降级的处分——崇祯帝借此对给事中们也发泄了一通。

他的《三垣笔记》中这样写黄道周携母访问郑鄤家的情况:

黄尝寓鄤家,渠皂帏瓦器,事事同荆素。每宴坐,必入询母数四,或膳或药,皆躬亲。及黄与眷属行,鄤又奉母亲送,煦煦承颜。黄太夫人曾诮黄曰:“尔事我能如是乎?”

舟发,母先辞归。惟鄤不忍别,作数日送。一日忽愀然抚胸曰:“吾心痛,必家慈感疾,曩恒如此。”须臾,数僮果以太夫人病告逆,仓皇归。或曰:“彼舟中母,亦假一老妪为之。”

李清不仅说郑鄤假装孝顺,表演给黄道周看,而且说那个老年妇女不是郑母,而是用一个老妪假扮郑母。

 

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则写得很简单:

黄道周雅重鄤,携夫人过,尝宿其家,见鄤妻布衣,内室惟列纺织具,佯作道学状。又事母极恭。夫人告道周,道周益贤之,而竟不悟其伪也。

 

计六奇出生时间稍晚,所以他对郑鄤的记述主要根据道听途说。而李清和郑鄤几乎是同时代人,当然他的记述属于编造性质,是别有用心的。有意思的是,李清的第五世族孙李详在重刊《三垣笔记》时写的序言中,对李清“于郑峚阳之狱短其伪孝”,做了含蓄的道歉,说是书中“人所不满者” 的三个内容之一。

以前读历史的大多数人,最初是通过《明季北略》《三垣笔记》知道郑鄤的,因而会受到误导。我想,现在的情况应该是不完全一样了。

如果把李清和计六奇的记述,和本文的内容对照比较一下,孰真孰假,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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