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手解决“高价彩礼”之时，请先定义“高价彩礼”的标准

下手解决“高价彩礼”之时，请先定义“高价彩礼”的标准

无所求

　　自从日前中央发布2023年一号文件，其中再次提及“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连日来，有关“高价彩礼”的讨论高潮不断，分析“高价彩礼”的文章连篇累牍，褒贬“高价彩礼”的各路观点漫天飞舞。

　　有分析合理性（大概是女性）的，有声讨非理性（大概是男性）的，有追溯来源归为传统民俗的，有感叹物质至上爱情靠边的，有归咎于房价高养育后代成本大的，有归责于攀比之风的，有挂钩追问女婿是否赡养岳父母的，有探讨深层原因的，有推出网上民意调查的，有到部分农村地区抽样调查的，有科学研究“现状、成因与治理”的，……目不暇接，举不胜举。

　　这表明，“高价彩礼”，确实是目前全社会关注度很高的一个问题，是广大适婚青年尤其是男青年及其家庭的一个痛点。

　　不言而喻，社会、国家、民族是由人、家庭构成的，爱情、婚姻、生育，不但是个人生活道路上的一个个里程碑，也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繁荣富强、民族发展壮大的未来和前景。

　　所以，分析“高价彩礼”的诸多根源，缓解“高价彩礼”的情绪紧张，探索“高价彩礼”的解决路径，理顺“高价彩礼”的合理标准，事关重大。

　　说到这里，笔者发现，在成千上万的文章和跟帖里，还没有人追问过，或探讨过，多少彩礼就叫“高价”了？“高价彩礼”的标准是多少？

　　当我们批评“高价彩礼”时，当我们要解决“高价彩礼”的顽症时，都还没弄明白什么叫“高价彩礼”，那不是空对空乱开火盲无目标吗？

　　众所周知，“高”是一个模糊词。什么叫高，必须要有一个公认的、或多数人认同的参照物。这个参照物，就是标准。如果没有参照物作为标准，那么对于同一个高度，你可以说高，他可以说不高，大家都是无可辩驳的。这样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无法达成结果，不能解决问题，也就没有实际意义。

　　什么叫“高价彩礼”，如果没有一个标准的话，那么，10万元彩礼，双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出彩礼的男方家庭可以说太高了，受彩礼的女方家庭可以说不高甚至太低了，地方领导或者周围邻居也没有根据支持哪一方、反对哪一方。

　　所以，下手解决“高价彩礼”之时，请先定义“高价彩礼”的标准。

　　甘肃定西，日前公布该地治理高价彩礼行动方案实施情况时，披露其方案明确的彩礼“指导价”，即婚嫁礼金不超过5万元。这似乎是成文的规定，事实上的标准。也就是说，在甘肃定西，彩礼超过5万元的，就可以叫做“高价彩礼”，不超过5万元的，就不叫“高价彩礼”。这就给当地居民讨论彩礼是否“高价”时，有了参照标准。

　　据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方面介绍，5万元的“指导价”是根据实际调研情况制定的。定西如能介绍“实际调研”的情况以及“制定”的原则或计算公式，就更方便其他地区借鉴了。

　　澎湃新闻就此做了“官方出台方案限制彩礼不超5万，你怎么看？”的网上调查，其中“你认为合理的彩礼价格是多少？”，截止笔者成稿时，调查结果是：赞同彩礼“20万以上”的占3.97%，“10万-20万”的7.65%，“5-10万”的25.88%，“3-5万”的27.92%，“1-3万”的13.35%，“1万以下”的7.91%，“0”的13.32%。共有135527人参加投票，这个网调的民意性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定西治理“高价彩礼”，有标准，一定比没有标准好说话。问题是，这个标准是根据什么来制定的，制定原则需要科学化、客观性，需要能够服众，还需要让标准，能够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不妨与当地人均可支配年收入挂钩。当地人均可支配年收入，是有权威性的统计数据的。如此挂钩，也可给“适当彩礼”或“指导价彩礼”赋予一定的权威性，更能给“高价彩礼”的定性有一定的说服力。

　　讨论到此，笔者认为，相关国家高层机构可以通过广泛调研、听取民意、严谨探讨，把“高价彩礼”定义为，超过当地人均可支配年收入的N倍（如10倍或20倍），各地相关机构每年给出一个适合本地的“高价彩礼”之明确边界，让大家知道，此地此时，多少彩礼才算触到“高价彩礼”红线，从而争取有效治理“高价彩礼”的不正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