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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与其他

梦都子 最后编辑于 2023-02-04 16: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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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梦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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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万民都有五常之性,五常之性是上天化生人类时赋予的天赋本性。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这也是儒教五个重要德目。其仁表现为恻隐之心;其礼表现为恭敬;其义表现为羞恶;其智是明辨是非;其信表现为忠信。当人们生活中有了恻隐之心、行恭敬、知羞耻、辨是非、守忠信,社会就会安定和谐。

    传统社会里,天下之民无不包含五常之性,天下之民的刚柔、缓急和声音,皆因水土风气而不同而称风。天下之民的好恶、取舍和动静也并无常态,常常随君主情欲而变,因此称俗。概说风俗,其风偏地域,其俗偏于人之上下。风俗往往倡于上,成于下,上下相染,以成习惯。风俗的构成取决于人,也受制于土。

    社会风尚指的是特定期流行的价值观、审美心理、民情风习及所表现的社会与生活行为。社会风尚改变,意味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改变。风尚的形成带有群体性和社会性。

    风俗则与风尚不同,风尚更多在风气,风俗则为历代相沿促成习俗。风俗离不开人心,人心一趋,便成风俗。风俗变,人心也变。人心的最后落脚点在“六经”上,所以明朝人观点是:六经不明,则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则国家安得善治,乡闾安得有善俗?既如此,那么风俗也离不开学术风气。同时,人心和世道大有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盛世人心多厚,愈厚则愈盛;衰世人心多薄,愈薄则愈衰。不论是天下的风俗,或者一家的兴替,实则莫不如此。王朝在祖宗创业时必定长厚待人,到了守成的子孙就变薄,乃至家业渐衰。所以,学术、人心、世道与风俗间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学术直接对人心、世道起决定作用,并影响了风俗。孟子说过: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这是本着心术而言;又说过: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这是本着学术而言;学术一变,心术随之变,而心术一变,世道风俗当然也随之变。这一点,在明代的士大夫精神世界中最为明显,他们将风俗和士风视为关键词,因它牵涉社会秩序的变动。

    风俗具有多样性,古人言: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同时,又主张移风易俗,其目的就是想达到一种理想化的天下大同境界,以此来谋求万民幸福。风俗也反映着地方的习惯,古人观风俗阐述的理论,无论是帝王诏令,还是士大夫的训诫,关注的无非是奢俭、劳逸、贞淫、忠孝、廉洁、信实、仁让等内容,他们常兢兢于去奢崇俭、教忠教孝,藉此作为改良风俗的先驱。这其实是透过人们的行为,去观察他们的精神品质。

    既如此,人便是风俗的中心,风俗的形成起源于人心的变动,常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尤其是上层的人物或是地方精英,这些人在移风易俗中起着重要作用。风俗一旦形成了,就会成社会化东西,移易社会的人心。

   礼制其实是约束风俗的规范,风俗的变迁与礼制的盛衰关系密切。我们常用礼俗一词,包含礼仪和风俗两层意思。礼属于宗教,是仪式的;而俗属于习惯的。两者相比,礼显强迫,而风俗较自由。正因如此,礼的起、立需因俗,只是礼一旦形成后,就会对人们生活与行为起强迫规范作用。事实上,动辄依礼而行,会导致行为拘谨刻板,乃至迂腐。但从王朝建立者的主观愿望看,他们往往希望人们按照现有礼制来生活,让各社会阶层人们都按各自等级,安分守己。

    道(礼)与俗,传统的观点认为是一个相反的关系。陈确说过:道则不俗,俗则非道。不过,王阳明的心学似乎为人们的内心找到自然之礼提供了依据。礼与俗的关系,在明代的思想家观念里认为,一是礼因俗制,二是将礼简化。礼因俗制是因人们行为必有所制约才不敢放肆,恣情任意。而礼要尽可能适应时代变化,适应民间习惯。将礼简化是从俗的进一步发展,目的普及。

    我们人生四礼中,如果单讲四礼,按吕坤的说法,是人道之始终(冠、婚、丧、祭四礼);如果单讲人生,便是生老病死,如果人的一生,局限一天之内,人生就是吃喝拉撒或衣食住行。明代学者们基本看清人道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他们才将礼建立在民间日用常行、浅近鄙俗乃至家喻户晓之上,为了使礼通俗化,最直接做法无非是将礼简单化。古人如此,当世亦如此。以婚礼来说,古有六礼,朱熹制《家礼》时略去了问名、纳采、请期,以简化古礼,顺应时代。明初撰《大明集礼》,用以确定规范人们行为准则。到了明代中期后,礼受现实生活和习俗冲击无法施行,导致晚明学者重制适应时代的礼制。新礼因俗,目的自然是礼下庶人。

      再谈谈风俗的上行下效,明朝嘉靖九年(1530)三月,御史周释提出一论说:今都城之中,衣轻乘肥,非贵戚之臧获,即貂铛(按:应作踏)之仆夫 .而其结果,则是导致远近效尤,恬不畏法 ;同样,嘉靖二十四年(1545)正月,礼科给事中查秉彝看到当时风俗趋奢的现象,也曾因事求故 ,认为下面两个原因:一是“世禄之家好作无益,崇尚虚糜,以荡民心。”二是“四方罢闲无藉之徒,聚党游食,变乱黑白,以愚黔首。”整体而言,明代风俗变化基本脉络:就地域而言,先城市,后乡村;在城市中,又先都城,而后一般城市。尽管都城(明代南北两京)可领风气之先,但因江南经济发展与商业化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所以明代出现苏州、杭州领导风气之先特殊现象。社会阶层言,当然贵戚、貂铛、士大夫,而后才民众;而一般民众中,先城市平民,而后乡村农民。明人何良俊评价当时士大夫说:“今之仕宦,有教士、长民之责者。此皆士风、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于上,则天下之人群趋影附,如醉如狂。”在风俗形成过程中,皇帝起着表率作用。“人主好尚,所系甚重。”这也是 明人陈仁锡认为风俗变化本源在朝廷的原因。他认为有尧舜在上,下臣岂敢效法魏晋风流,甚至犯禁愈限?张居正给皇帝讲《通鉴》时,也曾主张人君应崇尚“俭德”,事时朴素,不可少萌奢侈心,以启无穷之害也。事实上,就明朝一代而言,明初诸帝,数行俭约,晚明皇帝开始奢侈,各省的课程,明初开始仅送钱钞、金帛,其中并无采纳珍宝玩好之物。到了嘉靖末、隆庆初,尽管降谕户部,暂时收买一些珍宝玩好之物,但不过偶一为之,并无定例。但是到了万历初,明神宗已接受尚衣监太监崔敏的奏本,下旨要求户部将宝石、珍珠、香品“作速买进”。

以皇宫蜡油为例,可见一斑。

时间                               黄蜡/年                   白蜡/年

正统年间                         3万斤                     5000斤

正统十四年(1449)      4万斤

景泰二年(1451)          5万斤

景泰四年                         8.1万斤

景泰七年                         8.5万斤

天顺年间                         8.5万斤

成化十一年(1475)      12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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