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年味二三事 ⑧ | 每逢春节前后，熊经理请我们影评员聚谈聚晚餐

每逢春节前后，熊经理请我们影评员聚谈聚晚餐

——怀念老傅、熊经理 

崔 勇

上世纪 90年代，红星大剧院原经理熊登贵，组织影评组成员活动，每逢春节前后，熊经理请我们影评员聚谈、聚晚餐，在绿杨饭店、马复兴饭店。发过年货，踏花被、电子称。

见双月刊《常州统战》2010年第4期有傅志泉的文章，仔细一看编者按，才知他当年6月4日去世，只有69岁！问起原因，死于肺癌，十分惋惜，不由想起我与他交往的一些往事。

2009年5月15日，常州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广场”节目《重回影院看电影》，播出了5月9日的亚细亚影视城贵宾厅内，举行的亚细亚常州超级影视迷俱乐部成立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上，我站在主席台前，作为资深影迷和俱乐部副会长代表影评员发言，以及对我的现场采访和我提供给影视城名人俱乐部电影收藏品展台的实物镜头，节目以“影迷：崔勇”字幕打出我的身份，画外音还以“上世纪90年代亚细亚影视城第一批影评员”介绍我结合影评研究文化产业……其实会前，影视部电影世界的同志们曾当面和电话2次询问我常州90年代影视活动积极分子的名单，我也推荐过傅志泉等同志，可惜，后来未联系上。

我对文化产业产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傅志泉写影评的影响。

与他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那时我在工贸合营常州市塑料厂厂部办公室工作。1987年第一届“常影杯”征文期间，写了一篇影评《角色·理解·爱护——从宋丹丹在〈月牙儿〉的表演说开去》，稿件在电台“文学爱好者·习作园地”栏目播出，后获得全市三等奖，出席了在原南大街电影公司楼上的颁奖会议，才得知他是评委！后来，便关注起他的文章。第二届征文时他曾获一等奖，常在《常州日报》、《中国电影周报》和《江苏电影》等报刊上发表影评，可见其作品颇丰。把这些比作常州人民生活中的一滴水吧，它同样折射出了我们那个时代瞬息万变的精神特质。当时，影视及其评论活动已悄然进入千家万户，构成当代社会的一大特色。1991年广大城乡出现的争说《焦裕禄》、《渴望》热，便是生动的例证。与此同时，常州的影视评论队伍也在迅速发展壮大，1992年5月10日，市电影电视评论学会成立，他任秘书长。当时是农工民主党市委宣传处处长，我在中共常州市委研究室做秘书，均是学会首批会员。1992年5月，由学会和常州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主编的《影视群言》（第三集）出版了，副主编就是他。短短三年里，它从邮印件发展到那时装帧精美的小册子，令人刮目相看。它的问世及其发展顺应了这种趋势，有着群众参与的显著特点。我的文章《高高台阶特写的深度和感人力量——〈燃烧的婚纱〉艺术表现手法赏析》也被选入该书中。

后来，我俩又同是红星大剧院影评组的成员，每月28日下午在红星办公楼2楼会议室聚会，看新出的《常州市影剧报》，发上海《电影故事》杂志，分头落实、撰写下月按时出的影剧院宣传橱窗的稿件，交流着一个月来的各种文艺信息，实际上是一个影评沙龙。有时为了一个艺术观点，他也可以与影评员争得脸红耳赤，据理力争，互不相让。通过他，我与南京的舒克、江苏广播电视报的王晓明等通过书信相识，并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影评稿。我还专门到他原来在双桂坊的政协、统战部办公楼，取南京来的影评调查表格，填后及时反馈。他和我曾一同参加红星大剧院原经理熊登贵组织的影评组成员活动，一起去溧阳电影公司，天目湖、静泊山庄、金坛茅山旅游。每逢春节前后，熊经理还请我们聚谈，在绿杨饭店、马复兴饭店聚餐……1994年夏天，一同去苏州开明大戏院交流，晚上在“老正兴”吃饭，住苏州，早上在“大三元”喝早茶，从市区乘面包车去周庄。我们在周庄坐游船、穿双桥、尝“万三蹄”、游沈厅、访小南湖、买介绍周庄的书籍，玩得十分开心。回来路上从无锡经过，参观兄弟影剧院的三产，如舞厅、录像室等。多少个日子里，每当与朋友们在茶座里聚会，每当在红星、亚细亚看电影、看戏、看演出，眼前总会浮现出熊登贵、傅志泉的音容笑貌。因为傅志泉长得像严顺开，甚至发生观众将他当严顺开的趣事，而我们圈内人士往往亲切地称他为“老傅”！在书籍里、影视里、报刊上，每当周庄的字眼和风光画面出现，总会勾起我对熊经理、老傅的怀念。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该干点什么，给别人带来幸福、欢乐。他俩通过影剧院、影评小组，把我们这些影评员联系在一起。

老傅办事认真、严谨。有次在亚细亚开影评员和征文作者参加的颁奖会上，他还专门打来电话，约我们几个人提前去会场做准备。在原南大街电影公司、横兴弄原文化局楼上的会议室，我听过他作的发言和影视欣赏的讲座。一些剧组来常举办首映式、观众见面会、座谈会，也常常见到他在会场里。他为人随和、幽默，他平时穿着不讲究，往往是一件茄克衫，普普通通。但有2次见他穿了深色西装：一次在1994年11月27日，常州影评人参加接待由南京影视百花园经理带队的南京影评人一行来常活动，下午在常州亚细亚影城圆桌会议室举行座谈交流结束后，晚上在影城1楼大厅内原喷水池前合影留念；唯一一次我见他打了领带，是在亚细亚影城六楼的小会议室，他主持“银海潮·我与电影娱乐” 征文颁奖会，在台上回顾征文情况时还专门提到我的名字。称赞我在这一年征文活动期间，在《常州工人》、《常州日报》、《常州市影剧报》三处发表了不同的应征稿。还有一次市影视家协会换届大会结束后，在亚细亚1楼大厅我与他同桌用餐，他关切地问起我在职读本科的事情，鼓励我业余学习。

我珍藏着《江苏电影》1992年8月的一期，上面17页上“大众与电影”版块，子栏目“影评”栏目有他的《场面反差与角色反差—— 评两部“女人”影片》。因为他，我知道了该杂志，后向此刊投稿。同年11月，我的文章《〈菊豆〉里的红色……——评张艺谋作品色彩处理风格》，首次在该杂志同样的版块“张艺谋作品漫谈”专栏中登出，印象很深；1993年7月份，我在《大众电视》（北京）杂志联谊沙龙“影迷心语”栏目发表了《平易的丑星——魏宗万》一文。文章发表后，他来电话，建议我写一篇散文，发表在《常州影剧报》上，参加“银海潮·.我与电影娱乐”征文，我马上答应写作、修改，当年9月《巧遇“丑星”魏宗万》一文在二版副头条隆重推出。我兴奋不已！但此文登出后，他还不满意，原来，文中的关键一句话，他认为出彩的一句话，排版时漏掉了，他为此还向报刊有关人员严肃指出来，可见一丝不苟的作风。记得当时他很生气，与一向和气的他判若两人；他还组织常州的影评组成员参加全国的群众性影评活动，我也参加了。1995年底，我收到了北京全国群众影评征文比赛评委会邮来的烫金织锦绸证书。我料想不到的是，2000年报名参加中央党校函授本科时，这次获奖还让我可以在入学考试中加分。

有一阵子，影评文章发表的阵地不多。但听说有常州的影评员在《江苏邮电报》上发影评，我也寄了几稿并且发表了，这都是听了他会上的发言信息。他也有苦恼的事，他曾多次应邀去一些中学为同学们做影视艺术的讲座。但由于同学们看的片子太少，有时提及影视艺术中的专业术语、现象时，同学们竟无反应和共鸣。他跟我讲这些细节时，显得很无奈。我很佩服他在《常州日报》、《常州广播电视报》，甚至上海《电影故事》等发表了大量影评文章。其实，他还写散文，《人民政协报》等国家级报刊也上过文章。

最后一次与他见面，是在2007年9月22日，巧遇在荆川公园河边的九曲桥边上，他一个人坐在河边，说每天来公园，家住在附近清潭不远。当时，他已退休。他问起我的近况，俩人交谈了一会儿。想不到这一次竟成了我与他的永别。周庄之行也成了我们影评组与熊经理、傅志泉最后一次集体旅游活动。就像1998年11月得知熊经理不幸去世的噩耗传来，令人万分感慨，简直不能相信，一向乐呵呵、笑语不断、“段子”连连的他，就这样走了？！

难忘与傅志泉相识、相知的许多经历，难忘中午在市政府机关食堂（原春风饭店）每次见到他带着瓷饭盆子去吃午饭，总要打招呼的情景；难忘他为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90周年）在《常州工人》发表介绍常州影评的长篇专稿。老傅、熊经理，常州影评人怀念你。谨以此文表达多年的思念。

（作者崔勇系中共常州市委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常州市委机关刊物《常州通讯》原责任编辑、《开创》杂志原执行编辑，市委办原党刊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