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汉隶与行草

谈谈汉隶与行草

                         陈平

汉隶以碑刻见著，明清出现的行草以章法严谨，书写飘逸，用锋讲究变化多端非常人所掌握，正被近代人推崇喜爱，可以说，能创作出行草书法作品者，方谓书法高手，因为比起隶书书写，行草创作的难度大许多，况且碑刻如今已是博物舘保存的旧物，无广泛的社会性，所以学书法者除了了解临摹外，不要化大功夫去研究，多练行草方是与时俱进也。

隶书古朴是一方面，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比如书写单一无太多变化，用笔筒单，另外汉隶碑文古朴的原因，是用匠人用刀斧刻凿而致，即使是拓片常人也难以模仿。  

其实书法上的楷行草书，早在汉晋唐宋元就有名家创作了，如三国时期的锺繇，擅篆、隶、真、行、草多种书体，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推动了楷书（小楷）的发展，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后世尊为“楷书鼻，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史称“草圣”的唐代杰出书法家怀素，元代的赵孟頫于篆、隶、真、行、草诸体皆擅，尤以楷书、行书著称；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创“赵体”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

但到明清，美学主潮以抒情扬理为旗帜，追求个性与发扬理性互相结合，正统的古典美学与求异的的新型美学并盛。清代书法的总体倾向是尚质，同时分为帖学与碑学两大发展时期。明末书坛的放浪笔墨狂放愤世疾俗的风气，在清初进一步延伸，如傅山等人的作品，仍表现出自我内在的生命和一种不可遇止的情绪表现。这一点在中期“扬州八怪”的身上又一次复现。于此同时，晚明的帖学统也同时进一步光大发扬，姜英，张照，刘墉，王文治，翁方纲等人在刻意尊传统的时候，力图表现出新面貌，或以淡墨书写，或改变章法结构等。但由于帖学长时期传承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认识，调整，某种积弊也日益加深，这就使帖学的颓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正此时，金石出土日多，士大夫从热衷于尺牍转而从事金石考据之学，一时朝野内外，学碑才趋之若鹜，最后成为清朝书坛的发展主流，加之阮元，包世臣。康有为大力张扬，碑学作为一种与帖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当时著名的书家如金农、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 张裕钊、康有为、刘觉民、于右任、刘田依等，纷纷用碑意写字作画，达到了尽性尽理，璀璨夺目的境地。可谓是中国书法文化的一在景观。如果说，帖学家们力图寻找质的愿望没有实现的话，那么这种愿望在碑学那里实现了。

社会在发展，人们对对美的感受也在不断更新，任何东西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总会有新的理念出现，譬如清未民初，许多遗老遗臭大兴怀古之幽情，提倡书法创作以碑文为主导，结果被胡适斥为想开历史倒车，所以行草渐渐盛行至今。展眼如今。各种书展少见篆楷隶魏体书法，均以行草见多，这应该是有科学性的。当然，有人一辈子练篆楷隶魏体是亇人爱好，谁也无权干涉，这是传统文化的魅力，应予赞赏与保护。在书坛走向多元化的今天，书法艺术升华到观念变革的高层次，这无疑是迈了一大步。书法现代性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书法艺术的形式、结构、线条等外在面貌，而是取决于内在精神的现代化。书法现代性的精神是指当代书法艺术所体现、传导的现代社会的价值趋向，就是现代书法最完美的传承与创新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