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益州在中晚唐时的地位？

虽然几乎在所有人的印象中，中晚唐时的益州还是相当富庶的，不然就不会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出现了。如：

《成都记序》：“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　
《容斋随笔》：“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掌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　　
《旧唐书·德宗本纪》：“请为两都、江陵、扬州、成都、汴州、苏州、洪州等署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十万贯，收斛斗匹段丝麻。”　　
《新唐书·高骈列传》：“扬州雄富冠天下。”　　
《元和郡县志》：“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　　
《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时号扬益，俱曰重藩，左右皇都。”　　
《资治通鉴》唐昭宗景福元年：“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　　
《嘉庆扬州府志》：“故有唐藩镇之盛，惟扬益二州，号天下繁侈。”　
《权载之文集》：“扬州四会五达，此为咽颐。”　　
《道程及郡国志》：“四大港，龙编、广州、泉州、扬州。”　
《旧唐书·秦彦列传》：“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


然而之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了，在对于蜀地的看法上，唐高祖与隋文帝的想法堪称是不谋而合，一致认为此地特别适合用来防范那些不安分的皇子。因为“巴蜀险阻”“地既僻小易制”，可以“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谋”。可见蜀地在隋唐统治者的心中就是一种“边地”的存在。所以在唐高祖的这种指导思想下，益州在唐人的心中会是怎样的一种地位几乎可想而知了。

而唐人对蜀地的态度究竟如何，可以从唐朝中央政府对蜀地的种种政策中略窥一二。

唐朝政府先是将好好的一个剑南道划分成了东西二川，原本“址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大县”的梓州，一跃成为与益州比肩的节度使镇府所在地。结果讽刺的是，向来被益州人鄙视为“岂得与我为耦哉”的梓州，偏偏在成为东川镇府后发展迅速，至宋时已经以江山形胜水陆之冲，跃升至与益州相对的剑外都会。

至于中晚唐时候的西川，则再不复安史之乱时大唐稳固后方的辉煌地位了，而是已经沦为了戍边之所，变成了唐朝与南诏吐蕃战斗的前沿阵地。

事实上早在唐玄宗避难成都的时候，吐蕃弃松德赞赞普便要求南诏的阁逻凤攻打嶲州。于是阁逻凤派出大军将六人、清平官一人率大军联合吐蕃军一起进攻，一时间占领了大片蜀地，又掳去大量的人畜财物，《南诏德化碑》上称：“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等到第二年的时候，南诏再度破越嶲，结果唐都督被擒，唐兵全部被掳。一直到唐德宗的时候派遣大将李晟、曲环，这才大破了吐蕃南诏军，收复了被吐蕃占去的维茂二州。

而蜀地因为处于民族茅盾交汇地区，蛮、羌诸族常常根据唐与吐蕃的强弱而或臣或叛，所以历来是唐、吐蕃、南诏的角逐之地。中晚唐的时候，在蜀地发生的大大小小战争简直是不计其数。

如《新唐书·南蛮传》：“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吐蕃耻前日之敗，复以众二万寇清溪关，一万攻东蛮。……冬，十月，韦皋遣其将曹有道将兵与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巂州台登谷。”

又如《旧唐书·吐蕃传》：“先贞元十六年，韦皋累破吐蕃二万余众于黎州、嶲州……诏韦皋出兵成都西山以纾北边……遂围维州。”

同时蜀地因为长期为吐蕃南诏诸獠所剽掠，豪强势力割据，往往十数年都不曾向唐朝中央上交贡赋。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大历十四年九月条略云：“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在蜀十余年，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杨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饶，宁据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宁虽入朝，全师尚守其后，贡赋不入，与无蜀同。’”

《册府元龟》卷九六五亦云：“骠旁等自陷巂州，臣于吐蕃，绝朝贡者二十余年。”

所以当韦皋接手西川的时候，承袭的便是蜀土地富兵强的局面。韦皋刚入蜀时，也曾一度除租赋以争取民心，然而由于连年战争与“重赋敛以事月进”，最终还是导致了“蜀土虚竭”。

更有甚者，因为安史之乱时南徙避乱人口的大量迁入，益州的人口一度膨胀得很厉害，使得只有区区八里之地的益州州城拥挤严重，既无战守之牢，亦无通商之便，城内水源严重枯竭，“数万户人，填咽共处，池泉皆竭，热气相蒸，其苦可哀，斯弊可恤”，百万人口一时间岌岌可危。

故而高骈在担任西川节度使后，不得不向朝廷上表说，“西川境邑，南诏比邻，频遭蛮蜒之侵凌，益以墙垣之湫隘。寇来而士庶投窜，只有子城，围合而闾井焚烧，更无遗堵，且百万众类，多少人家，萃集子城，可知危敝。井泉既竭，沟池亦干，人气相蒸，死生共处。官僚暴露，老幼饥悽，但言牢城，未敢出战，货财而岂能般辇，商旅而空怀怨嗟”，请求准许广筑罗城，以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

正是在这种连唐朝的中央政府都把蜀地当做边地看、把蜀地作为中枢大员贬所的情况下，蜀地周边的蛮族又如何能不利用这个机会，随便动动手，捞捞好处。

《新唐书·南蛮传》中便有言：“异牟寻立，悉众二十万入寇，与吐蕃并力。一趋茂州，逾文川，扰漠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邾关。令其下曰：‘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岁赋一缣。’”

虽然异牟寻企图掠蜀的这种计划遭到了唐朝的强烈抵抗，未能得逞，然而等到太和三年的时候，蒙嵯巅发动了全国的兵力大举攻蜀，“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蒙嵯巅甚至驱赶被俘的百姓到大渡河边说，河南岸就是南诏境，允许你们哭别你们的故乡故国。百姓都痛哭流涕，数千人跳水自杀。此次掳掠，自益州至越嶲八百里间，人畜财物荡然无存，蜀人说“西戎尚可，南蛮残我”。

之后蒙嵯巅怕唐朝出兵讨伐，又送给吐蕃金帛及蜀俘二千人，意图合力抵御唐军。唐文宗准许了南诏的求和，立约互不相侵，又将李德裕任命为剑南节度使，整顿边防训练士卒，防止南诏再来攻掠。而南诏则借此次机会获得了大量的工匠，“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从此手工业发达起来，与蜀地不相上下。

等到咸通十年，南诏再次入侵西川，并于第二年围攻益州。直到乾符二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才将南诏军驱逐过大渡河，收复了所失州县。唐僖宗广明元年时，宰相卢携等总结南诏的攻掠说：“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厉，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榛杞，皆蛮故也。”

所以益州在中晚唐的时候能有什么样的地位，已经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