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纪念方孝孺

原创；纪念方孝孺

                 陈平

1940年8月18日，胡适给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开过一张代表中华民族人格、堪为中华民族榜样的人的名单,,列有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与民族英雄，3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能被胡适全面肯定值得颂扬的仅23人；其中有孔子、孟子、老子、墨子、司马迁、王充、诸葛亮、唐太宗、魏徵、韩愈、杜甫、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朱熹、文天祥、方孝孺、张居正、王守仁、顾炎武等（王春南《胡适的十大历史名人排行榜》，《齐鲁晚报》2017年5月10日），方孝孺赫然名列其中，可见胡适对方孝孺评价之高。

今年7月25日，是明代大儒方孝孺殉道620周年纪念日，为此，许多地方举办了纪念活动，因为许多人对方孝孺不了解，为此先简单介绍一点关于他的历史记载，然后再来讨论当代人为何要纪念他的价值所在。

【一】方孝孺其人其事

方孝孺是明代人，1357年4月出生浙江宁海， 1402年7月25日)殉难于南京，终年46岁。方孝孺【正学先生】，是明朝初年的一位大儒，他的大忠大孝、大仁大义的事例，一直都在历史上传为佳话。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非常看重这位有学问、有道德的贤士就起用他，直至辅佐太祖皇孙朱允炆明惠帝朝政。不久，因为燕王朱棣对明惠帝削藩不满，就以“清君侧“名义，发兵夺侄帝位。在率军从北平出发时，高僧姚广孝把方孝孺托付给朱棣；南京城攻下之日，他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朱棣点头应承。

朱棣率军攻陷南京后，立刻下令追捕建文旧臣开杀，唯独对方孝孺例外，他想借重其名声，为自己起草即位诏书。所以已被下狱的方孝孺被召到朝廷，其悲切哀恸的声息响遍大殿台上台下 。朱棣亲自走下卧榻慰问他说，先生你不要自取忧苦，我的打算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辅佐成王的方式。方孝孺问他，周成王在哪里?朱棣答曰，他已经自焚而死。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朱棣说，国家有赖于成年的君王。方孝孺说，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朱棣答道，这是我们朱家的事。回头示意左右侍者授予方孝孺纸笔，说道，诏示天下，非得由先生您来起草不可。方孝孺死都不肯，只是在他的昭书上写“燕王篡位”，说他这是篡位。

燕王非常的气愤，他说，你敢这样做，难道不怕我灭你九族吗？方孝孺就破口大骂说，你这不仁不义的人，哪怕灭十族我也不会屈服于你。  燕王非常生气地说，好，你说灭十族，我就灭你十族。中国人只有九族，十族是什么？方孝孺把笔掷到地上，一边哭，一边骂道，死就死了罢，诏书我绝不能起草。

燕王就把方孝孺的老师、还有那些门生，统统都抓起来满门抄斩，总共杀了八百多人，连方孝孺自己本身也都被腰斩。明建文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1402年7月25日)，方孝孺慷慨赴死，并留下绝命诗，上天降下战乱忧患啊，谁知道其中的缘由，奸邪的臣子如了愿啊，求取国柄耍弄计谋。忠正的臣子愤怒悲怨啊，血泪淌流;以此血泪为君殉葬啊，还有什么企求?呜呼哀哉的悲鸣啊，大概不是我的怨尤，时年四十六岁。他的门生、德庆侯廖永忠的孙子廖镛，与其弟廖铭收拾他的遗骨，掩埋在聚宝门外的山上【南京雨花台】他俩也因此被杀。

方孝孺有位兄长方孝闻致力学问，举止淳厚，先于方孝孺去世。弟弟方孝友与方孝孺一同赴刑场，也赋诗一首而死。方孝儒有两个儿子，长子中愈，幼子中宪，长子中愈自缢身亡，妻子郑氏也自缢而亡，两个女儿跳进秦淮河溺死。那么常州芳茂里的方氏宗祠，与这位明代大儒方孝孺有何关系呢？之前人们对在崇祯年间编纂的《熹宗实录》中，记载了当年方孝孺的幼子中宪被人救出，逃出生天，假借余姓延续方姓一脉，至天启二年，方孝孺十世孙伏阙上书以闻，得以赠恤的这事表示怀疑；因为在封建社会，任何人面临灭十族酷刑还能留下后人的情况，似乎不可能出现的。

经过对常州横山桥方塘村“方氏宗祠”的实地考察，仔细查阅了方氏二十七代家谱后，真相终于大白；据方孝孺第二十三，二十四代孙方兴南、方成健叔侄对方氏宗祠建设的情况介绍，结合明史学者樊树志基于史料研究，在其《“读书种子”方孝孺》文中记载道：方孝孺殉难时方46岁，妻子与两个儿子自缢而死，两个女儿联袂投秦淮河而死。但就在要被满门抄斩时，曾任刑部尚书被贬为宁海县典史的魏泽，百般周旋，隐藏其幼子，“以故孝孺有后”。【宁海县典史，相当于现在的宁海县公安局长】 樊树志的依据，是郑晓写的《皇明名臣记》和徐象梅写的《两浙名贤录》。文章说，这两个人都是明朝人，是当时人说“孝孺有后”。 另据崇祯《宁海县志》卷七中，有一篇方孝孺“遗胤备考”，里面收录了两段引文，也讲述了“孝孺有后”。一是郑晓在《吾学编》一书说：“录孝孺时，得魏典史泽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后。”录，逮捕。魏典史泽，即魏泽（典史为官职名）。

二是《万姓（此处似“统”字）谱》说：“魏泽，字彦恩，溧水人，有学行”，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间，做到过刑部尚书，后谪为宁海典史，“悉力保护周旋，以故方氏有遗育”。 明史学者樊树志找到《四库全书·万姓统谱》一书，卷九十四“魏泽”名下，有一段相同记载。查该书为明代凌迪知所撰，编于明万历年间，时间晚于郑晓。接下去，这篇“遗胤备考”非常具体地讲述了一个类似“赵氏孤儿”“程婴救孤”的“三人接力救孤”传奇。先是魏泽“得方先生遗孤，年九岁”，随即藏“匿”。再是“秀才余学夔”，“佯狂乞食于市，迓县官于城隅”（迓，迎），借“狂歌”表达“区区尚愿效程婴”之意。于是“县官默会其意，叱曰：扶颠子去”，把他说成是疯子的言语。“两日后，复遇在市，仍作狂歌。县官迺審，致书劄，将先生文稿并雅子尽托之。

”迺，乃。審，审察、弄明白。劄，札。雅，有“正确的”“高尚的”之意（一说为“稚子”之误）。就此，“学夔逃，赴海，匿岛屿弥月，沿及海边各镇，抵松青村，与其童日治（此处一字似“荟”：草多的样子）网，易米以给。”给，供给。松，松江。青村，学者认为是今奉贤区奉城镇一带。随后，出现了“三人接力”的第三棒：“华亭有俞公允、任公勉，皆先生癸酉畿府所造士也【方孝孺门生】。学夔潜入城，访之，三叩，始得见，出县官手启。大惊咤。遂得覆庇安置焉。”咤，有“叹息声”“惊讶”之意。后十四年，以俞公养女纳为馆甥，因冒俞姓【此时方孝孺的遗孤由余姓改姓俞】，是时奸党禁严，俞以为嫌，复改姓余，名德宗，字必昌，迁白沙里，日耕夜读，寒暑不休。”馆甥，此处应指女婿并含有“住在女家”之意，按照当代人说法，就是德宗被招女婿在俞家。

直到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去世，他的长子朱高炽即位（明仁宗），当即为惨遭杀戮的建文旧臣平反昭雪，他对大臣们说，“建文诸臣已蒙显戮，然方孝孺辈皆忠臣也”，第二天就下达诏书，建文诸臣家属发配到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以及功臣家里充当奴仆的，全部释放成为良民，归还家产田地；这是一个客观环境和前提条件，否则方孝孺不可能翻身，如此后人也才有可能平安度过。方孝孺案彻底平反，余德宗方恢复方姓。明史学者樊树志在文中接着写道：“方德宗生三子，长友直，次友谅，三友竹。五传至采，司训南昌。弟塾，以太学除海宁丞，著有《贞复堂集》。采子道东、道南，塾子有光，传忠震及今之忠枝、忠奕，乃先生十世孙，而树节则十一世孙也”。 明史学者樊树志又想方设法，找到光绪七年南京高淳（魏泽是“溧水人”。明朝弘治年间从溧水县分出置高淳县）魏氏家族编印的五修净行寺《魏氏总谱》，其中对魏泽救孤的记述，与崇祯《宁海县志》大体一致，两处细节不同，也可能正说明还有其他记述出处：“……泽闲居应天，委曲周全，匿孝孺幼子德宗。有台人余学夔者知之，乃佯狂乞食，过泽门，作歌，有愿效程婴语。泽叱之去。他日遇于途，歌如前。泽察其诚，遂付以德宗，辗转得免。”魏泽救孤，托付给余学夔；余学夔带至上海，转托给俞允；俞允庇护其长大，又纳为女婿，并改姓余，名叫德宗。方孝孺后裔从此在上海再传。后十四年，以俞公养女纳为馆甥，因冒俞姓，是时奸党禁严，俞以为嫌，复改姓余，名德宗，字必昌，迁白沙里，日耕夜读，寒暑不休。”馆甥，此处应指女婿并含有“住在女家”之意。后文也写道：“方德宗生三子，长友直，次友谅……“而常州横山方塘村之方氏宗族，乃方友竹一支。

这次深入实地调研的最大收获，那就是方孝孺笫二十三代孙方兴南对专家们明确指出；据方孝孺年表，他只生了二个儿子，长子中愈，次子中宪，其妻朝廷追杀时自溢而亡，中愈也罹革遇难，二个女儿经过秦淮河桥上投河自尽，第二个儿子中宪因年幼在老家，固尔被魏泽救下交余学夔改名德宗。据方氏宗谱史证，方孝孺他只有二个儿子，而在《“读书种子”方孝孺》文中记载道：“方孝孺殉难时方46岁，妻子与两个儿子自缢而死，两个女儿联袂投秦淮河而死。但就在要被满门抄斩时，曾任刑部尚书被【谪】贬为宁海县典史的魏泽，百般周旋，隐藏其幼子……“这里的幼子被救，好像他就有三个儿子了——那些冒充是方孝孺的假支系，就是在杜撰他有三子但不是中宪，但是全国统谱总部不认可，文中甚至将他的长子中愈，次子中宪的顺序也颠倒了，所以必须矫正。

方兴南认为，通篇文章大至过程是基本相同。他说，调整后论证樊树志的记载，正文大概在54至55行写魏泽原京城任刑部尚书，后贬？最好把贬字拿掉，否则加个贬谪的谪字。贬是为平民了，贬谪还是官员，只是官位大小而已，干脆把贬字改成谪字，因为有好多资料只是说谪宁海尉典史。  根据我谱记载及宁海原图书馆馆长编的缑城正气集与逊志斋续集记载，特别是朱棣与方孝孺在朝廷上要求写即位诏书不从的对话，好像语句不同，（大意是差不多）。另外一个平反复姓要多方查实资料，究竟是那一代明皇给与平反的，朱高炽估计不可能，多方资料是万历元年平反至万历三十七年复姓特许建祠修谱，我谱记载有名有姓杨公廷筠等上书平反复姓。显节、树节是从信第八世孙，我毗陵方氏谱有记载，与现在统谱记载一致，树节是友竹次子从信第八世孙，树节后裔現在浙江宁海，有二亇支系在，我们与他们現在已有联系，2017年一同去南京雨花台方孝孺墓扫墓，同年清明我们去宁海孝孺公故里祭扫祖墓。方兴南先生的客观介绍，让我彻底弄清常州横山桥方家塘方氏是友竹长子从智的后裔，从而证实其始祖，就是被习近平同志题谓“刚正不阿，以身殉国”的明代大儒方孝孺矣。

【二】纪念方孝孺的社会价值

公元1402年7月25日，即大明建文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一代大儒方孝孺慷慨赴死并作绝命词 ；“上天降下战乱忧患啊，谁知道其中的缘由，奸邪的臣子如了愿啊，求取国柄耍弄计谋。忠正的臣子愤怒悲怨啊，血泪淌流；以此血泪为君殉葬啊，还有什么企求？呜呼哀哉的悲鸣啊，大概不是我的怨尤。”时年四十六岁。他的门生、德庆侯廖永忠的孙子廖镛与其弟廖铭收拾他的遗骨，掩埋在聚宝门外山，就是如今的南京雨花台，至今已有620年。如何评价一代大儒方孝孺的人生价值，这是当代人应该深刻思考和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在当今价值理念纷杂的时代，意义极其深远，经过深入了解思考研究，从而发现方孝孺一生体现出来的生命价值，可从这几方面体现出来。

一，他创作的政论文、史论、散文、诗歌俱佳。

1，据《明史》所述，“方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四库全书总目》在评其文章更是“纵横豪放，颇出入东坡、龙川之间” 。 这方面的成就，绝大部分收集在《逊志斋集》中。

2，其文学作品，如《蚊对》《指喻》《越巫》《鼻对》《吴士》《越车》等等；“主题鲜明，议论大胆”。这是方孝孺文学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如他写的《越巫》一文，通过一个以“治鬼”术骗人的越巫，最后被人装鬼反其道吓死的故事，辛辣地嘲讽了社会上巫祝欺人为生的邪恶与自欺，没想到却落得个身赴黄泉的结局。

3，他还善于以“寓热于冷、以形传神”的手法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如《吴士》一文即属此类。文中借张士诚的形象讽刺那些偏听偏信、轻于用人的当权者，又借与吴士交游的“钱塘无赖”的群体形象，揭露了浮夸之风的社会基础。“选材严、开掘深”，这也是他文学作品的特色。《指喻》可视为范例，其是一篇议论性散文，由叙事和论理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叙事，后一部分阐发所叙之事中蕴含的道理。借“喻”立说，两者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4，善于借喻，运用对比寓言等写作技巧。最具代表性的属《鼻对》和《蚊对》。

《蚊对》是一篇探讨生活哲理的伦理散文，即事论理，从被蚊虫叮咬这件具体的日常生活琐事，升华到人生重大的哲理原则。此外，方孝孺撰有《周礼考次》《大易枝辞》《武王戒书注》《宋史要言》《帝王基命录》《文统》等。方孝孺题宋·李迪《三顾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方孝孺所撰写的《重刻成化本逊志斋集》，收入宁海县文物办库房。该书在宁海一藏家处发现，全套18本，每本书长26.5厘米、宽16.6厘米、厚1厘米，内收集有方孝孺绝大部分的政论文、史论、散文、诗歌等，其文学作品《蚊对》《指喻》《越巫》《鼻对》《吴士》《越车》等皆在其中。因方孝孺殉节后其书被禁，故流传甚少。1928年，宁海乡绅胡撝谦深感“宁海为其生长之乡，宁海诚不可无刻本”，以成化本为底本重刊，名为《重刻成化本逊志斋集》，共40卷，包括拾遗卷和附录卷；书中篇目一如成化本，但内容已远超成化本范围。

二，对养身与礼乐关系的独特见解。

他在《逊志斋集》卷一“杂诫·三”中说，“养身莫先于饮食，养心莫要于礼乐。人未尝一日舍饮食，何独于礼乐而弃之乎？尊所贱而卑所贵，所失莫甚焉。”据当代明史研究学者青林先生的深论，那就是一个人要养身，没有比饮食更重要的事情；而养心，没有比礼乐（读yuè ）更重要。一般人没有一天会放弃饮食，为什么独独把礼乐丢弃掉呢？珍视比较简易的，而看轻更宝贵的，所遭受的损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里，方孝孺先贤把人的需要分成养身和养心两大部分，养身是物质层面的，养心是精神层面的。他认为，养身的内容饮食是最重要的，这完全符合古代中医的原理。中医理论说：“能吃者生，不能吃者死。”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是怀中的婴儿，饿了也会啼哭要吃奶，说明他凭本能就知道吃的重要。

而他说的养心，就是提高人的精神修养。其中的“礼”，是指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必须符合社会准则。当然这个准则在封建社会是由国家即朝廷规定的，而中国自汉武帝起，就以儒家思想作为人们行为道德规范的指导思想。“乐”，指歌舞和音乐。说明古人很早就知道，在劳作之馀，需要用歌舞和音乐来宣泄心情，寄托情思。所以有了“礼乐”这个概念。《汉典》对“礼乐”的解释是：“礼与乐。礼乃行为道德的规范，而乐能调和性情、移风易俗，二者皆可用以教化人民，治理国家。”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礼乐”已经远远超过方孝孺所说的范围。饮食不再只是起到填饱肚子、维护人类生存的作用，也与文化相融合，有了“饮食文化”的概念，所以饮食也不再“简易”了。

“礼”的方面，有了更为完备的现代法律体系，国家依法治国。当然，道德规范仍然需要，并且继续起着作用。有的事情虽然不违反法律，但是却偏离道德，这样的事情也是不可以做的。“乐”的方面，同样是与古人无法比拟的。方孝孺所处的是农耕时代，我们则到了高速发展信息化的时代，经济文化发达的程度真有天壤之别。但是方孝孺先生关于饮食礼乐的观点，还是具有一些参考价值的。经过我认真思考后认为 ，青林先生的理解与我的认识如同一辙。

三，坚持人生应该不断学习的观点；

方孝孺先贤在《逊志斋集》卷一《杂诫》三十八章之前的序言，就是专门写学习对于人的重要性。序言原文； “人孰为重？身为重；身孰为大？学为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贵，备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学则夷乎物，学则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学不亦大乎？学者，圣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设其伦，非学莫能孰；人有恒纪，非学莫能序。故贤者繇学以明，不贤者废学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乱者，绳墨素定也。君子临事而不眩，制变而不扰者，非学安能定其心哉？学者，君子之绳墨也。治天下如一室，发于心、见于事，出而不匮、繁而不紊。不学者其犹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应。”

其实，方孝孺对生命是很珍惜的；对人生价值与不断学习的关系也是很明确的。据当代明史研究学者青林先生的注释，方孝孺先贤认为，对人来说，什么重要，身体最重要；人生什么是大事，为学是大事。保全自己的生命，获取朝廷的爵位，决定于内心，难道身体不重要吗？不学习就只能沉醉在普通事物里，为学却可以修身，可以治理百姓，可以设立教化，为学难道不是大事吗？学问，是圣人从上天得到的帮助啊！是的，既然上天设立了各种伦理，不学习就不能熟悉它；人类有固定的法度，不学习就不能按规矩遵守。所以贤明者通过学习而明白畅晓，不贤者放弃学习就变得懵懂。高明的工匠建造房屋，各种材料摆在面前，衡量取舍，工程浩大而不混乱，是靠绳墨规矩来确定啊。君子遇到事情不会头昏眼花，处理突发事故不会受到困扰，不通过学习，怎么能够使心安定下来呢。

学问，是君子处世的“绳墨”啊。他们治理天下像建造一间房子，出发于内心，体现于事情。不缺少拿出的办法，复杂的事情不会变得混乱。而不学习者像是个盲人，用手摸着而向前行走，事情来了却不知道怎么应对。从这注释中让我感到，一代大儒方正学在几百年前就阐明的这些道理，不仅高瞻远瞩而且很有极其关键的现实意义，纵观当今某些所谓“文人“，其实就是些不学无术，整天混混沌沌的“假洋鬼子“，有时为能得到一顿酒的待见，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甘与一些不法之徒同流合污指鹿为马，趋炎附势出卖灵魂，一步三谎欺骗舆论等等，事实上这种”犬儒“现象的沉渣泛起，正在不断吞蚀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准绳，毒害我们民族的后代，与大贤方孝孺为坚持法统，不惜以身殉国的大无畏文人骨气绝对相悖，真乃孰可忍，孰不可忍。

四，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为正直文人树立不朽榜样。

1402年，明朝燕王朱棣率兵攻陷都城南京，从而夺取其侄建文帝朱允炆皇位。作为明成祖的朱棣，本想请一代帝师方孝孺为自己登基涂脂抹粉，以示“法统自然“，没想到吃了方孝孺慷慨激昂并毫无回旋余地的闭门羹 。恼羞成怒的朱棣，不得不撕下假面具，露出了一代暴君兼大流氓的狰狞面目；结果一代大儒方孝孺不仅本人惨死在朱棣的屠刀下，还被封建皇权残忍地灭了他的十族，从此给文人留下个毛骨悚然的教训，“千万不要与强权硬顶，否则……“于是史上早就出现的，就是文人开启奴才哲学意思，毫无风骨而言的名词“犬儒”现象，在明代以后愈演愈烈。

所以纪念方孝孺，不仅要去研究他生前曾创建了多少伟大的学术理念，原创了多少不朽的著作、格言，给后人留下多少丰富的文化资源与精神财富，更要的仔细研究与思考的，是面对强权时方孝孺为何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将文人气节显示地淋漓透彻，当代有人认为，他为建文帝尽忠赴死是必然的，但对朱棣选择了激烈对抗的方式以至株连十族，导致800多人被杀，这种在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残忍后果很不理解，惟有穿越时空，走进古人的心灵与之对话，或许可以解读一二。

有人比较，在明熹宗时,大宦官魏忠贤专权，东林党魁高攀龙选择了投河而死，“不辱身，不辱国，此中丞之志也”。 而杨涟“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方，于我何有哉！”但没有牵连其他人，还有人认为，面对强权硬怼，是个不明智的行为，应该要斗智，如汉武帝时的东方朔就是典型的智慧巨人。但细一对照就发现，他们的情况与方孝孺有本质性区别。

东方朔面对盛世时期的汉武帝；无论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还是经济学、军事学等方面，在这一时期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汉文帝时代所产生的政治思想与规划，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影响，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开启了中国文明富强的序幕。那时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对后世留下相当重要的历史影响。所以东方朔只能机智周旋于汉武帝，因为他内心诚服汉武帝。明万历年间出现的东林党人，其本质就是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权力互殆的产物，是最终成为摧毁大明王朝的负能量，其历史价值根本无法与方孝孺的忠烈对怼并论；

1，方孝孺是明太祖朱元璋钦定的朱允炆帝师，从报知遇之恩而言，他必须这样做，

2，作为天下读书人的种子，他必须为维护法统，阻止叛乱国家分裂作表率，面对暴虐篡权的朱棣，惟死方能守住文人风骨。

3，作为有骨气的文人，方孝孺坚持对法统忠贞不二，宁死不屈方能虽死犹荣，流芳百世的人生理念，还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经久不衰的文化自信底线，尽管这种价值观与当今某些人的人生观相悖，但其核心未损，惟有法律健全，方能利国利民，稳定社会。

所以方孝孺的对怼是非常高明的，死就死，留下的口碑大不相同。不过他不肯写即位诏书，即使不激烈对抗，灭九族也是免不了，因为朱棣之所以一定要杀方孝孺，不单是因自己气急败坏，而是他已经察觉，方孝孺不死又不投降的话，那么就会带着全天下的读书人反对自己，这对一个王朝来说是很危险的，因此他不得不杀死方孝孺。但仅是当面顶撞就多灭一族的后果，只能说明明成祖朱棣的残暴无道；所以常州文人钱名山感慨: 明代二祖之取天下，残酷无道亦已甚矣！凡明代忠良之臣，鲜不遭斩头刮骨之痛。

作为思想家，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眼中，方孝孺是可以与孔子、孟子、老子一样并驾齐驱的杰出人物，是能够“代表中华民族人格、堪为中华民族榜样的人”。虽然现代史家们认为，不应以胡适的标准为唯一标准，因胡心中的先贤主要是文化人思想家，作为智者的标准、他的观点可以参考，但胡适是后世对方孝孺评价定位最高的学者思想家，确也是见仁见智之举。

就此也引伸出一个关键性的课题，那就是，一代大儒方正学他为何面对残暴的强权，依然敢于坚持法统，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他的凛然文人骨气究竟与生俱来，还是他在对生命价值理念的不断修练，从而让他对生命价值的认知达到能够彻底超脱自我的正气中产生的，或是坚持“道法自然，法统至上 “等儒家传统理念的精神动力所致？我认为，这才是隆重纪念方孝孺殉道620周年，并深入研究方孝孺思想的社会价值所在。【完】

 作者简介；陈平，男，汉族。1950年1月生于常州。

《劲草》文学创作室总编。中国作家在线签约作家，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国家文创三级，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常州散文学会副秘书长；《清凉书院》书画名家专委会会长，常州老年大学文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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