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位军队转业干部当我的顶头上司。他是一位汽车兵,驾驶员出身,官至正营级,分配到汽修厂(总支级单位),任分管后勤的副厂长,也算专业对口,级别相当(军转干部到地方一般都要降半级安置)。
他脾气耿直,讲话直来直去,是炮筒子脾气。我们俩个人搭档只用了四个月就完成了拖了三年的职工宿舍建造任务。
他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高,原来是个“大头兵”,加上炮筒子脾气,按理说这些都是他的短处。但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他天不怕、地不怕,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在对印军的一次包抄作战中,开车冲在前头,立下了头功。于是立功、提干,并光荣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会。
而且从排长提到连长,再提到营长,从这一点看,他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立的功劳是很大的。
在汽修厂他不太适应地方上的工作,顶欢喜弄部汽车开开。后来组织上根据这种情况调他到三轮社当副经理。
后来三轮社升格为市出租汽车公司,他作为副经理,在改制的时候完全可以弄个十来张牌照,自已成立个出租车公司,定定心心坐收出租车的管理费(车份子钱)。但是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干那个事(指坐收车份子钱),我还是弄部车子开开好了。于是就成了常州第一批开公家的出租汽车驾驶员。
当年刚开始有出租车的时候,出租车驾驶员的收入是不错的,小日子过得也蛮好。
后来有一次我从外地返常,在常州火车站排队等车,他也在排队等客,正好我们俩个人碰了头,他一直把我送到家,坚决不肯收车费,还让我到他家去玩。
汽修厂在1981年併给了客车厂,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近四十年了。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在军转干部领导下工作,做起事情来就是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