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位军队转业干部是我的顶头上司
今年先说第一位。
我在汽车修造厂和常州客车厂当了十几的行政科长，行政科长的顶头上司就是分管后勤的副厂长，这个岗位经常会安排军队转业干部来担任，因为在军队到地方企业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因为级别所在，必须当厂长，但因业务不同，所以一般都会任分管后勤的副厂长。
第一位当我的顶头上司是一位开国上校，文革后期落实政策当了汽修厂的副厂长，分管后勤。这位老军人是1965年由省交通厅下放到常州市交通局当排名最后一位的副局长。由于文革的种种因素被靠边批斗，最后落实政策当了副厂长，不久又调回市交通局当副局长。
他虽然当我的顶头上司时间不长，只有二三个月，但在落实政策之前一直在汽修厂参加劳动，所以了解到一些他的经历。
他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抗战时期就是盐城新四军教导大队下面的分队指导员。教导大队实际上就是干部培训班（当相于军校）。可见他在抗战时期就是骨干力量。
他是湖南人，中等个子，后来在海军任职，1955年授于上校军衔。但是他是挂过少将衔的，在1956年中央军委决定派五名海军领导干部到苏联海军军校留学，他也是其中的一员。在五个人中，他是军衔最低年龄最小的，领队的是一位海军中将。另外苏联方面规定至少是将军衔才能入学（苏联有准将，中国没有，只有大校，所以有关方面决定让他挂少将衔出国留学）。
1958年学成回国，因个人原因未能晋级，仍然为上校军衔任北海舰队副参谋长。后来因个人原因被海军党委处理，开除党籍、军籍，降级降薪转业到地方工作，安排任省交通厅副厅长。
后又因个人问题再次受到处分，下放到常州，任交通局副局长。他身材不高，但一直坚持锻炼身体，长年坚持长跑，每周到少体校游泳池游2000米。冬天只穿一件衬衫，一条单裤。
落实政策后，他一直申请要求入党、参军。在“八六海战”后，他说还是用当年制定的战术，用鱼雷挺埋伏在小海岛港湾里，出其不意用鱼雷打蒋军的大军舰。
这位军队转业干部的经历是非常少见的。
这次就先写到这里，以后再写另两位我的顶头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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