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阳山

联产到组

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工业生产由于社会分工细化，一个工厂只生产几个产品，甚至几个部件，每个零件都有设计标准，可按标准检测，所以可按件计酬。可农活的质量你沒办法制定标准，也没有办法去计件定量。完全是凭良心去干活。六十年代学大寨评工分，大多数社员是抱着混工分的态度，出工不出力。七十年代做包工，生产队对各种农活以完成工作量记工分，但干活的人比定活的人精。如挑草塘泥，离草塘近处倒密些，离草塘远就倒稀些。往田间挑粪，为赶速度，田中间浇得少，田埂边浇得多，造成施肥不均。稻田除草，拉得草要用手埋到泥里去，为赶进度，将草就丢在稻娄里，过几天草又活棵了。推乌头（耘耥）有人为多挣工分会推一娄隔一娄不推，一亩地实际只耘了半亩地。七十年代种三麦，推广挖暗沟，就是把沟分两部份，表面用大锹挖土块放旁边，再用窄锹挖下面，挖好后，再把上面的土块盖上，这样可降低田间地下水位，又增加田间播种面积。五队部份男劳力，可以造假，只挖上面土块，下面窄沟只挖两头，中间不挖，再复上面土块。俗话说一尺不通，万丈无用。栽秧季节，为多数秧把记工分，两把秧才有人家一把大。收割季节捆稻把，正常一亩地要捆900余个稻把，有人捆700个就不错了。好像生产队就是队长家的，骗过队长就行了。一个队五六十个人上工，光靠队长一个人根本管不过来，每个队又添一个验工员，这也不抵事，秧栽稀了，又没办法拉掉重栽，粪浇下去了，又撸不起来。总得一句话，格船漏，共牛瘦。干活没有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

1980年为改变这种农业生产管理上的被动局面，大队试探性的分小生产单位，各生产队分组作业，联产到组。以收获的农作物产量计算工分，我大队对外的宣传口号是为了开展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一过春节，各生产队就以79年粮食总产作为基数，80年增产部分，作业组长可领取百分之十作为奖金，百分之九十作为全组成员的奖金而分配。阳山六队分为三个作业小组，小组长分别有孔光华、胡平华、孔兆祥担任。由于化肥、农药、种子、机械、农具都有生产队统一供应，组员们为了面脸，不蒸馒头为争气，到年底都各小组都增了产。孔光华小组增产最多，孔光华获得奖金300元，是他上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当年各生产队还将队里养猪，放羊、种蘑菇、育山芋苗等小宗付业生产，都进行了专项承包，定成本、定产值，超产奖励，亏损赔偿，首次拉开了分配档次。六队社员孔明川在生产队承包山芋育苗，获得奖金和收入2000元。相当于正常人五年的工资收入。那时建三间平房也只需1000元资金。

由于分组作业，提高了社员的积极性，80年全大队人平收入达到120元，同年我们江苏的样板大队，华西大队人平收入也只有180元。五队年终分配时，社员孔罗夫家扣除口粮款后，还进帐现金收入480元，可以说轰动整个西阳公社。也可以说这次联产到组是我大队两年后，进行家庭承包、联产到劳的一次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