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阳山

地富摘帽

在粉“四人帮”不久，胡耀邦说：“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这些人绝大多数已经服服贴贴，改邪归正了。为什么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大串亲友，加起来少说也有两亿人，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1979年1月党中央决定：经过二三十年劳动改造，地富反坏右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对地富反坏右分子摘帽问题，和他们子女的成份问题，作了适合新的情况的相应规定。中央认为落实好这方面的规定，将有利于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们本人身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受其他社员的同等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党、入团和分配工作方面，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富分子家庭出身的社员子女，他们家庭出身一律为社员，不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以前，我们在教课书上、电影上看到的地主分子，都是恶惯满盈的人物，比如《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四川的大地主刘文彩，剝削农民大斗进，小斗出，欺男霸女。甚至家里还有水牢，吃人不吐骨头。其实这是极少数的人物，就像现在个别的企业主一样，也有黑砖窑，黑煤矿在赚黑心钱。其实在解放前大多数的地富家庭，是靠他们几代人头脑灵活，勤奋勤俭的努力而积累的家庭资产。比如孔网庚的七世祖继禄公，靠他忙时种地，闲时经商，贩卖耕牛和手推车，而比常人获得双倍收入，才购置土地留给子孙，形成孔祥福，孔祥风，孔祥鹏三家地主。巨塘任国栋农忙务农，平时行医，办私塾，成了巨塘首富。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地富家庭都是政府的纳税大户，就像孔网庚所说：“国民党来了要交税，日本人来了要应付，新四军来了也要捐粮捐物，三方都要应付，得罪哪一边都得掉脑袋。

解放初期，为了均平富，实行耕者有其田，政府没收了地富的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得到了全国大多数人民拥护。虽然少数地富对共产党不满，妄想反攻倒算，例如巨塘任国栋还成立“关帝会”，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也只能顺其自然。在之后对地富反坏三十年的改造中，这些家庭成了囯家的二等公民。对于这些家庭出身的人员实行三不准规则，不准参军，不准求学，不准招工。特别是这些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婚嫁上遇上难以跨越的门槛。据孔网庚回忆说：“不管媒婆怎样能说会道，只要女方看到门前那副‘只许规规距距，不许乱说乱动’的对联，就会退避三舍。所以地富家庭以采取换亲的方法，来解决子女的婚嫁，如钱玉生家儿女，孔照福家儿女。

地富摘帽后，对以后的改革开放理顺了思路，解除了全国人民劳动致富的顾虑，特别是80年安徽芜湖出了个年广久，炒傻子瓜子。雇工超过了八个人，有人说是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反映到中央，邓小平说：“先放一放，看一看”。1984年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阳山水库西北边，有一块荒地，孔明亮的父亲孔祥鹏看见了，他又出钱雇史松保为他开垦荒地。这事被孔罗网母亲看到了，她感慨地说：“地主还是地主，雇工仍然是雇工，地主知道以钱赚钱，雇工只知道凭劳力赚钱，这就是地主与雇工的区别”。（解放前孔祥鹏是地主，史松保是贫雇农）

地富摘帽后，村里对所有社员在政治上都无差别对待，孔网庚出身地主家庭，但表现积极向上，照样被吸收加入党组织，并成为阳山大队第八任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