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阳山

计划生育

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是多子多福。有了儿子想女儿，有了女儿想儿子。我们五队的施洪林，一心想生一个男孩，可生生还是女娃，总共生了九仙女。六队孔繁景有了儿子盼姑娘，前后生了六个男孩，直到第七个才生了闺女。我们五O后、六O后大多兄妹三四个。只到1971年国家才开始宣传计划生育。那年大队党支书孔荣贵带头做了男性节育手术，但手术后留下腰痛的后遗症，根本不能挑重担。后来做节育手术都给女性做。因为在村里男性是主要劳动力，要干重活累活。

那时为推广计划生育，提出口号就是男女都一样，都是龙的传人，妇女能顶半边天，提倡同工同酬。生产队增设了妇女队长，大队革委会、公社革委会都增设了妇女主任。在1975年9月成立茅东公社革委会时，我大队妇女主任袁冬英还担任了公社革委会委员。到七十年代初，各生产队取消了大寨评工法，釆用包工，真正做到男女同工同酬。除掉挑担、犁田、开沟，其他动手的农活，妇女争得工分都超过男劳力。

1977年，常州市政府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公社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我二队华金梅抽调到计生办，做计生宣讲员。宣传的口号是一个嫌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要求凡是有三个孩子的夫妇，女方必须结扎，有两个孩子的夫妇，育龄妇女必须上节育环。生了第一胎要等四周年后才能生育二胎，在间隔期要服避孕药。青年男女结婚要晚婚晚育，男女双方年龄相加等于五十周岁，才发放结婚证，对未婚先孕者，強制打胎来中止怀孕。常州市还派出计划生育宣讲团来大队，组织育龄妇女来听讲计划生育的好处。时任大队妇女主任袁冬英要求各生产队妇女队长，要以计划生育工作为重点，多关心育龄妇女，多宣传生理卫生，介绍避孕药物的使用方法。要多和妇女们拉家常，拿六队孔粉娣母亲养了两个女儿，福气胜过养儿子的百倍，是真正的小棉袄。大队会计朱粉林妻子与男劳力一样可挑动200斤米，巨塘二队颜玲娣套起牛来照样耕田，与劳力一样拿十分工。只要把孩子培养好，城里女教师，女医生，女司机，各行各业，哪里没有女人的身影，说得妇女们心里热乎乎。

1977年我阳山大队，育龄夫妇养育了三胎的结扎率达百分之百，生育二胎的妇女上环率为百分之九十八，全年计划生育率达百分之九十八。成为常州市计划生育先进单位。袁冬英被评为优秀党员，成为我茅山区出席江苏省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向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并建立独生子女补助政策，在独生子女十四周岁内，由夫妇所在单位，每年每对夫妇补助40元，当时这个金额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夫妇都在生产队的，由生产队在公益金中支出。生养孩子必须要有准生证，办理准生证要有结婚证，办理结婚证必须夫妻两人相加达五十周岁。否则上不了户口，孩子就称不到口粮，上不了学校。1977年，提倡一对夫妇生两娃，群众基本上没有抵触情绪。80年实行一对夫妇生一个，包括党团员都有疑虑。有人说稻穗上还有瘪粒，孩子们也不可能百分之百长大成人，群众抵触情性很大。开始我们让超生夫妇在单位上班的直系亲属回去做工作，工作做不通，孕妇不引产打胎的，直系亲属不允许上班。四队党员王毛子在茅东供销社上班，他儿媳超生，工作沒做通，他失去了在供销社的工作。对没有直系亲属在单位上班的，思想工作做不通时，大队直接将孕妇抓了押往医院引产。1984年6月，五队社员钱新志夫妇不愿引产，大队直接將钱新志爱人从栽秧的水田里，像抓逃犯一样押上车，送往医院引产。后来群众看到大队来硬的，也做起了超生游击队，藏到亲戚朋友家，经常转换地方，让你抓不到。那时群众都同情超生夫妇，成了超生夫妇的耳目，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超生夫妇的掌控之中。大队对已经超生的夫妇只能罚款500元了事。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对拿不出罚款的超生夫妇，只能釆取拆房扒屋，拖家具。一队社员孙锁林夫妇要超生，怀孕躲在东岗岳母家，大队组织党员、大队干部、各生产队长共三十余人，两次去东岗都没抓着人。超生后，大队为向公社党委交差，只能将他家堂屋上的瓦扒掉。后来公社党委发现各大队敷衍了事，不能起杀鸡惊猴的作用。一发现超生户，全体公社干部，及所在大队的干部、党员全部出动，将超生户的房子全部拆毁。

计划生育的強制引产、罚款、扣押家具，拆毁房屋、家属联坐。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有个别社员乘天下大雨，将时任党支书蒋忙须的猪舍推倒，以解心头之恨。计划生育三十多年来，全国少生了三亿多人，但也造成350了万个失独家庭，加重了80后、90后的养老负担，带来了人口老龄化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