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阳山

知青回城

毛泽东主席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党中央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并从1968年起组织城市知青进行上山下乡。十年间全国先后约有二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就我们阳山大队就接受了120余位知青来村插队。

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知识青年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当地农民一起接受磨炼，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广大知青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怀着满腔热情来到农村，想改造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但现实与理想差距太大。当时农村不通电，与城里相比农村好像就是原始社会。农村不通公路，没有公交车，甚至没有自行车。1972前西阳没有长途客车，知青们乘车来西阳，东边只到直溪，南边只到薛埠，西边到金牛洞和南镇街，北边到荣炳，而且班次少。一次孔洪方岳母从常州乘车来村，到金牛洞已是傍晚，天下着小雨，一个人打了手电，翻山越岭走了十几里山路，到村已是晚上八点。城里人从来沒一个人独走过夜路，一路上不断有惊飞的山鸟，乱窜的小动物，这些响声吓坏了她。第二农村卫生条件差，村里没自来水，吃水要用水桶挑，混蚀的塘水要用明凡沉淀。村里没有公共厕所，要露天蹲毛坑。村里没澡堂，那时涧沿头的澡堂给下放干部张明保家改为住宅了。洗澡要用澡盆。雨天没雨鞋，村里人脚底有老茧都打赤脚走路，但知青细皮嫩肉，路面下陷藏的砖头瓦片咯脚钻心痛，那些女知青要扶着墙才能走路。第三农村是熟人社会，知青与社员没有共同语言，不容易溶入农村社会。第四缺乏上升空间，虽然有像蔡建慧那样的知青得到提拔，这只是树立的典型。农村招工、参军、入党、提干，知青们基本无望。那年孔洪方妻姐倪康美担任阳山小学代课老师，用了一把鹅毛扇，被社员们看见，说她是资产阶级小姐，会把孩子们带坏，不能当代课老师。第五是收入低，我金城镇有个表叔，下放在林场乾元观工业区。每月工资18元，只够每天的伙食，穿衣、交友都要我舅婆另外寄钱。插队在我一、五两个生产队的知青连称口粮的工分都挣不到手，更不要说在农村成家立业了。所以来到农村知青们不满意，知青们不能自食其力，家长们不满意。知青们来到农村，挤占了农民的生存空间，那时以粮为纲，其他项目一律不允许经营，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连社员家养鸡都有限制，每人只准养一只，生产队每年都会派人到农家，乘夜间鸡只上窝，拿着手电检查个数，多余的一律现场宰杀。知青们到农村，多一人就多一张嘴，影响了社员的口粮分配。大队支委钱伯林就有这种想法，知青来了，今后我们的子女长大了怎么办，所以上山下乡农民们也不满意。

1978年12月，云南知青向党中央发起请愿、罢工、抗争，要求回城，成为知青返城的导火索。针对知青上山下乡，邓小平很幽默地说：“我们花了300亿，造成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在这种大背景下，虽然党中央没有发文让知青回城，甚至在1978年仍然下达知青上山下乡的指标。但在云南省知青強烈要求返城的风潮影响下，邓小平的三个不满意指示下，各地先后放宽知青回城的政策，也停止了上山下乡运动。我阳山大队的知青和居民户也都兴高彩烈的赶在1979年春节前回城了。连在我公社入了党，提了干的蔡建慧也辞职回了镇江。我们六队的孔兆网、孔洪方也随同他们的妻子回常州城里安家落户了。

阳山知青点的知青全部回常州后，小工厂只留下本大队十几个小青年，技术力量显著薄弱了，虽然派了殷四儿、朱粉林两位大队干部加強领导，但种田人干粗活习惯了，粗针带麻线，什么事都约抹着（大概），但机器零件的误差是按絲来计算的，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合戚机厂的要求，以前知青在这里，都是他们的子弟，有些产品还凑合着用。这时没有他们的子弟，加上其他原因，戚机厂停止了我大队小工厂的业务往来，工厂只得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