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婚姻之七，我和死神之间的墙塌了

七、我和死神之间的墙塌了

父亲的第四次婚姻持续了近30年，一直到最后去世时为止，超过了和我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

自从1996年田阿姨到我单位哭诉让我不要收留我父亲的那件事后，除了去医院看望父亲，我一直没有去登门看望过父亲，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认为孝的第一个含义应该是“顺”。

田阿姨西庙沟的老房子拆迁时，父亲单位也出了钱，使他们在荆川新村有了新房子。我做水机生意时，让乔子容和她的异父弟弟去安装自来水净化机，我也没有前往。

2011年9月下旬，我接到姐姐的电话，说父亲在医院动手术，就立即从无锡感到了常州一院，在手术室外已经有很多亲戚在守候，其中有小孩叫我爷爷，让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是不是也老了。

喊我爷爷的是我异母二哥的孙子。后来才知道，我二哥的儿子从苏北来常州开了间金加工作坊，还用父亲荆川新村的房子作抵押贷款。父亲最后是通过司法程序才拿回了房产证，后来卖掉了房子，住到田阿姨大女婿的家里安度晚年。

当我和大侄子把父亲从手术床上抬下来时，医生说手术很成功。父亲过去有过一次股动脉血栓，导通后这次血栓又堵塞了，眼看着缺血后的脚发黑，黑色像潮水一样慢慢往腿上爬升，不得不立即动手术，将另一条股动脉从皮下连接到已经堵塞无法导通的那条股动脉上，保全了下肢的血脉畅通。

然而，父亲在麻醉中没有醒来，直接安排进了ICU重症监护室。接收的医生说虽然手术成功，但情况很不乐观，因为93岁的父亲各个脏器都已衰老，能否挺过药物副作用对脏器的伤害没有把握。当医生问我们如果临终状况出现是否尽全力维持生命时，我们谁都不敢说否，因为不存在钱的问题，离休老干部的所有医疗费政府百分百公费支出的。

临终，关键时候，做子女的不是不知道“死亡已不可避”，只是过不了“等死”这一心理痛苦，更过不了“不孝”的终生阴影。到底是应该替父亲做一个好的决定，还是优先照顾自己的感受？我希望今后自己早做决定，不把难题留给女儿。

花了100多万，93岁父亲的生命延续了一个星期，到底还是没能开口讲话，最后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

灵堂设在了中医院的地下室，一切都是配套的商业服务，晚上也不需要我守灵，父亲有众多的儿女孙辈们。第二天我到父亲遗体前上香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难以抑制地要嚎啕大哭，就边忍边向室外跑去。过了好一阵子，才逐渐止住了眼泪，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失声痛哭。人也许能假装欢乐，却从不能假装悲痛。

父亲啊，我们的“战斗”还没有完结，我对这个世界的感悟还没有向你倾诉，对你的“批判”我还在继续，我们父子俩甚至从来都没有像两个男子汉那样喝过一次酒，我多么想再听一遍你给我讲的那个流星的故事啊！

殡仪馆的追思会是常州市轻工国资委操办的，代表政府致悼词的是我姐姐的大学同学，姐姐则代表家属发言。我大哥对姐姐的发言也算满意，摒弃了多年来与姐姐之间的嫌隙。

已经坐轮椅的二哥想对田阿姨发难，企图获得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但我和大哥及姐都没有响应，二哥只能无趣地推走了父亲的轮椅，拿了部分骨灰回苏北老家去了。

父亲的死让我懂得要珍惜每一个一生中只有一次的事件，也理解了什么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含义。“养”不仅仅是物质金钱的纽带和血缘关系的纽带，还有思想情感方面的纽带。父亲生前一定是希望我去看他的，一定是希望我去对他进行“批判”的。人的一生虽然有许多事情能够有重来的机会，比如金线、事业等，但只有感情是一旦失去就无法重来的，尤其是那些来不及回报的情感。

现在，母亲还在，我不能再用我已经完成法律上的赡养责任为借口，再不能计较母亲过往的不是了。我开始经常去看望母亲，特别是我姐姐不在常州的时候，我每周不少于去看她两次；姐姐在常州的时候，母亲给我打电话，我也会赶过去听她唠叨。母亲身体一直都好，并不需我为她做什么，就是陪陪她，听她倾诉，对和错已经不重要了。母亲唠叨完了会对我说：好了，你走吧。

母亲被父亲抛弃后一直没有忘记过父亲，也没有在我面前说过父亲的一点坏话。现在父亲去了，母亲告诉我，我们小时候她在孩子们面前都是做的“恶人”，父亲在孩子面前总是做好人，给零花钱等等。那时母亲的工资是父亲工资的三分之二，基本可以养活全家；父亲从工资收入中拿多少现金放在抽屉里，她就用多少，从不管父亲在其他方面的花销。

现在的母亲后悔当初决定跟着我姐姐一起生活，就在我面前编派我姐姐的不是，包括姐姐以自己儿子的名义向她借钱、以我女儿的名义要钱装修项家弄的房子等，还多次到社区寻求法律援助，希望通过法院，把现在她住的那套房子变更为自己的名字。我没有理会母亲要我帮她请律师的要求，我知道母亲的意思，因为当年我红梅新村的房子被姐姐卖了，母亲名下一直没有房子，现在如果到法院起诉，姐姐很有可能像父亲那样，因为还不出红梅新村的房子而败诉。

为了协调母女关系，我首先劝姐姐那楼上的房子不要出租了，楼下让母亲一个人住，这样好让母亲安心些。姐姐听从了我的劝告，就照办了。

我再劝母亲不要折腾：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房子，现在姐姐住楼上，你一个人住楼下蛮好的，我会经常来看你。我告诉母亲：在隔壁房间里，我已经准备了一张床，如果有需要我随时可以住在这边照顾你。

2013年，我带母亲坐公交车到西太湖去看花博会，那天我给母亲拍了唯一的一组照片。那时的母亲，除了耳背，听不到电话铃声和敲门声之外，偶尔会有便秘，生活上完全自理，我去了也只帮她剪过脚趾甲而已。我给她的保健品她一概不吃，后来她在常州电视台看了保健品广告，叫我去买，回来她也一定要给我钱，并且嘟囔：不是自己的，别人的我一分钱也不会要。

2014年，90岁的母亲过马路去买菜，她没走横道线，从马路上停着的小车间穿行时，小车看到绿灯就启动，结果母亲被撞伤了腿。当时感觉还好，过了两天严重了，姐姐就把母亲送去住院治疗。虽然只是轻微的骨折，但老人痊愈缓慢，出院时姐姐把母亲直接送进了她们家马路对面的养老院，然后和我姐夫一起离开了常州，到深圳给做全职太太的儿媳带孩子去了。

我们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于人，未必是关怀，可能是一种侵犯。母亲住在养老院5楼的一个带卫生间的小房间，除了一张床、一个柜和一台电视机外，再就是一个阳台了。母亲像个被关在托儿所里的孩子，委屈无法向我诉说。我告诉她，我已经买了房子，正在装修，也买了车，你不要再为我考虑想着打官司要房子的事情，你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

10月的一天，母亲要回家住，我让小乔和我一起，把轮椅和母亲都请上车，到红梅公园用轮椅推着母亲转了一圈，然后把母亲送回家过夜。她撑着撑架是能够自己上卫生间和上下床的。在我们要离开她时，她悲哀地对我说，你们就这样走了？我说我明早过来，送你回养老院。我就像把小孩丢在托儿所便跑开一样逃走了。

我后来才想起来，那天应该是她生日，她一辈子不搞庆生，又不想在养老院过生日，更不会想到那是她最后的一个生日。第二天一早，我没有把母亲送进养老院，而是接到我刚搬进的新房子里。母亲不习惯住高层电梯房，两天后让我把她送回了养老院。

母亲的腿伤慢慢康复，用不到轮椅，也不需要撑架了，我又把她接到水清木华来住，那时乔的妈妈和舅舅都住在我家做理疗调理身体，小乔买了泡脚桶，每天给我母亲泡脚，做按摩，但我感觉到乔只是在用力，没有在用心。母亲对我悄悄说，乔的按摩让她痛苦。我告诉母亲，经络不通的人按摩时是会痛的，“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没有关系的。

我在外面忙生意上的事，母亲吃不惯四川人烧的饭菜，加上耳背无法和外乡人沟通，白天在家里就长吁短叹，像个孩子一样盼着我晚上回来。

几天后，小乔终于忍受不了，睡前在我面前伤心欲绝般抽泣，说她无法接纳我的母亲一起生活。母亲的难相处是我早就领教过的，当年前妻也是为此宁愿损失红梅新村的房子，也不愿意和母亲在一起生活。我不能怪罪小乔，第二天就对母亲说，我送你回家吧，这次不去养老院了，回你自己的家。母亲点点头，她明白，她是不可能在我这个儿子家安度晚年的。我像鼓励小孩子自立一样鼓励母亲：你的身体一点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回到过去生活自理的状态。

母亲果然又振作起来。姐姐知道母亲回家后，在深圳用电话遥控，安排她们小区的保洁员每天上午陪母亲去菜场买菜，晚上去帮母亲洗碗做清洁。姐姐知道母亲并不一定需要保洁员做清洁，而是每天有人两次去看望，让她放心而已。

母亲陆续把她银行的7张定期存单交给我，每张都是一万元的。我不肯拿，她说你不要也都是给你姐姐拿去的，我就接受了母亲的好意，并且劝她等到姐姐回常州后，把工资卡等等都交给姐姐，然后和她们在一起吃饭，不要再辛苦劳累自己买菜做饭了。母亲无奈的说，也只能这样了，自己确实感觉做不动了。

姐姐回来了，但和母亲还时有龃龉，母亲生气时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听她唠叨，母亲说什么我都不会去争辩或解释。面对母亲的不可理喻，我已经不会生气，因为那时她的内心和行为不能一致----他们病了，那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母亲向我倒完垃圾，情绪平静后仍然会说：你走吧。老年人其实并不真的生活在现实中，而是生活在回忆中。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只有过去。

有一次母亲和我唠叨往事时，谈到他当年因为怀我姐姐时加班开会打瞌睡而被撤销了预备党员的资格；谈到当年做出纳会计时因为一分钱的账一直轧不拢、又到了在银行取现金给全厂职工发工资的日子，所以自己补进去一分钱而犯了错误的事；谈到因为家事的烦恼而脾气不好等等。最后对我道歉说：你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是我把你这个儿子“卖了”，对不起，也对不起苇如和她妈妈。她还把那年起诉我赡养一案的法院调解书复印了一份，要我今后务必交给女儿看，她希望让小辈们知晓那些家庭往事，并且嘱咐我不要让我姐姐把我的女儿也抢去了。

没有想到母亲会对我道歉，从母亲那纺织女工中气很足的声音里，我第一次听出了她的孤独，以及对爱的渴求。她也曾是一个小姑娘，爱美又追求上进。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误解伤害、病患疼痛，总算没有走散。现在终于学会了沟通，学会了回应，学会了倾听，学会了理解和包容。我们终于懂得，所谓爱，不过是：我在。我在听。我愿听你说。我想对你说。

从那以后，母亲再没有给我打过电话。2015年7月的一天，我遥观的表哥给我打电话，说赶快去看看你妈，我们也正在赶过来。

我刚从呼伦贝尔那次糟糕的旅游回来，肩颈和背上发着带状疱疹，疼痛难忍，当时正在小乔的店里敷香灰。91岁高龄的母亲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为什么她和姐姐都没有给我打电话呢？小乔不愿意和我一起过去，我就独自骑车到了母亲的住处。

姐姐对我说，妈妈走了。我大吃一惊，她身体一直好好的，怎么会突然走了呢？当在卫生间看到母亲时，我傻了：母亲双膝弯曲，但没有完全跪到地面，上身前倾，头部没有垂下，侧脸朝向门外。姐姐说母亲是用裤腰带挂在浴帘横杆上上吊的，那条腰带已经解下来了。这时我注意到挂浴帘的横杆向母亲身体那边被拉弯了，因为腰带是勒在脖子上部的颌下，所以舌头没有向外伸出。姐姐说已经报警了，法医马上过来。

我当时愤怒至极，质问姐姐为什么会这样，你们是否又吵架了？姐姐说，中午母亲在楼上吃饭时把桌子掀翻就下楼了，她是下去送晚饭时才看到母亲已经自缢身亡。

我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就让姐姐按她的意愿去处理母亲的后事吧！法医鉴定后没有发现食物中毒迹象，就通知殡仪馆来车。我的表哥看不过去，就拿个脸盆烧纸，并让我们磕头。

将要死亡的人会放下自尊心和固执心，生者应该接受他们的讯息。这时我才想起母亲和我最后一次谈话的道歉，我恨我当时没有及时接收到母亲的信息，没有及时提醒姐姐；也恨姐姐中午看到母亲的反常行为后没有及时下去照看一下。

母亲的丧事当然不如父亲那么风光，不会在地方党报上刊登讣告，也不会像我前妻去死时那样出现在晚报的花边新闻栏内。我和姐姐都没有让小辈们回来奔丧，母亲生前不帮我带孩子时常说“一代管一代”，现在一切从简，一切都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吧。母亲的骨灰放在常州烈士陵园的壁柜内，那里还有我女儿的妈妈、外公和外婆的灵位，母亲在那里应该不会寂寞，并且能够遥望大楼里父亲的灵位，那是革命干部的高级墓地，存放有父亲的一半骨灰。

生活中有些事发生的太突然了，你只能慢慢去适应它。母亲的意外去世，我经验了心理学上所谓的悲伤五阶段论：否认、愤怒、焦虑、绝望、接受。我和姐姐在今后的两年中没有发生任何来往，她迅速将母亲住过的房子卖掉，虽然当时是房地产难得一见的低谷期。

人生有些事情经历过一次就理解了，而有些事情要经过很久才能理解。自愿死去是人按照自身不可被外界剥夺的标准行事的权利，是人最大的自由。让我心安的是对于母亲我没有遗憾了，我这辈子从未对母亲高声过，也从未忤逆过她的意志，对于外人言说我不孝的风言风语我从不在乎，因为项家弄宿舍的老邻居都清楚，不需要我解释；其他不了解内情的人，我更无须去表白。

对父母，小的时候崇拜、惧怕他们；后来烦他们，躲或者逃；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知道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是做不出来，装都装不出来；最后，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父母再，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现在这堵墙没有了，我成了女儿和死神之间唯一的一堵墙。如果我将来能知道死期是最好的，因为有时间向亲人道别，反思过往，重温旧梦，听喜欢的音乐，读美妙的书，向上帝祈祷，写完自己的回忆文章，给女儿尽孝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