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破产之五，离厂

五、离厂

我像很多人一样，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枯燥的重复劳动，朝不保夕的生活方式，经济上和精神上依附他人，被系统控制等等。但当选择权交付到自己手上，考验我们自由意志的时刻来临时，真正的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显得十分困难。

我知道我将要去做的是在椿桂坊里一个小厂里的一个小合资项目，完全不可以和几年前想去的托利多公司同日而语，但看到偷窃甚至洗劫国有资产的现象愈演愈烈，塑机厂实在是没法呆下去了。

1994年春节过后，我向厂长提出了离厂的申请，结果和预料的一样，他没有难为我，也许他巴不得我早日离开。当时单位福利房已经完成了私有化房改，我已经补交了一定的费用，拿到了房产证，只需将一个液化气罐交还单位就与企业再无其他瓜葛了。

离开工作十多年的国企，也是自己无奈的选择，因为凭我的直觉判断，一出闹剧即将演变为悲剧，我还年轻，我不愿意熬下去陪着国企塑机厂殉葬。

人虽然离开了，但厂里各种信息还源源不断地传来：过去我们的产品曾顺利出口朝鲜，安装调试圆满。后来出口产品因质量问题，安装调试负责人被扣在另外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数月，直到生肝病后才被放回。而对企业破坏力最大的，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是权力和资本的博弈较量。

权力和资本都有无限扩张的贪婪性，但也有其双重属性。专制集权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也极易走向独裁，而且权力腐化的痼疾和惊人的浪费现象难以克服。

资本具有追逐利润的驱动力，并且会腐蚀甚至颠覆权力，但资本的竞争力量又能驱动创新和经济繁荣，甚至像洛克菲勒基金那样会去暗中购买优胜美地的山地，然后捐献给政府创办国家公园，为人类造福。

权力生来就有寻租的天性，而资本对利益的追逐是没有穷尽的。权力和资本一旦勾结，侵犯的共同目标只能是国家和大众的利益。但当权力不能满足资本扩张的欲望时，资本会毫不犹豫地向掌权者发起进攻，使得掌握权力的人易主。

话说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校办工厂的老板，刚刚在上一届厂领导的扶持下正志得意满地攫取利益，现在突然换了个新领导，并带来一个嫡系经营部，这个新打入的经营部成为了校办厂强劲的竞争对手。厂长的权力和校办厂的资本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节点上勾结不成，暗地里开始了你死我活的较量。当权的厂长上面有人，不会把小小的校办厂放在眼里；可经商的老板总会找到当权者的软肋，并利用社会上的力量，想方设法让你失去权力，因为你的权力不能为他所用。

结果可想而知，厂长完败，最后因贪污受贿罪被判了6年徒刑，工厂也由此开始衰败。公司党委再怎么努力地调整领导班子也于事无补，不知道上级领导们眼睁睁地看着辉煌了仅十多年的国营企业这么快就走向破产之路是何感想。

在我们常州，原本不错的轻工、纺织、机械和电子系统的国企，在改革开放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几乎都没有顺利完成向市场经济的华丽转身，党和国家教育培养多年的干部锒铛入狱的却不计其数，有人说这是历史命运的定数，但我认为这是社会的政治生态出了问题，是缺乏相应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人祸。

改革没有回头路，随着地方国营企业的普遍衰败，最后一步“劳动者”商品化的改革不得不进行，政府开始甩“包袱”，国营和集体企业的改制拉开了帷幕。国有企业或重组成央企，或股份制改造后通过上市用社会资金为其输入血液，或引进外资参股成为中外合资企业，或民营私有化，或进入破产程序，企业在凤凰涅磐般获得重生时，职工“下岗潮”来临。企业广大职工过去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主人”和“螺丝钉”，但在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机器里已经失去了主人的地位，被毫不留情地边缘化给淘汰出局。

国企转制前和转制后，职工待遇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对于下岗职工来说，这一差异更大，这种差异隐含了职工收益中福利部分再分配的随意性。国企转制前国有企业现金流的一部分在内部作为福利分享给职工，转制后这一福利分配机制没有转化为社会福利保障的再分配，必然损害了职工的权益，也侵占了国家用于社保的资金（体制内人员的利益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这部分利益被新的企业获取，权贵利益集团出现了，社会两极分化也就难以避免，并且形成了企业退休和事业退休及干部退休人员利益分配上的巨大鸿沟。

回首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突破限制经济发展的瓶颈，融入全球经济，我国政府在1986年7月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被正式提出来了。由于当时不愿意明确经济改革就是要将部分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私有化，没有同步实行生产力三要素商品化的系统改革方案，“摸着石头过河”，结果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谈不上配套的民生保障措施。渐进式的改革，像温水煮青蛙那样使被改革的工人们似乎感觉不到太大的阵痛，广大的产业工人一次又一次承担了巨大的改革成本，而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则被各种权贵利益集团从容地多批次蚕食，改革红利被少数人享有。

历史没有彩排，但我还是想假设一下：如果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能够继续解放思想，积极与呼吁民主宪政的民意沟通，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在配套民生保障措施的同时，迅速实现生产力三要素的同步放权，那么也许中国加入WTO的时间可提前，经济发展会更早地进入良性循环；今天社会的贫富差距不会这么大；社会的腐败和道德沦丧也没那么严重；环境生态的破坏也没那么糟糕；民族文化的繁荣创新和政治体制改革在我们这一代或可完成。

人们对科技变革通常是欢迎的，因为它一般都能提高生活水平；然而文化变更则往往是令人恐慌和遭到抵制的，因为它威胁到传统的、既得利益者的现实利益和捍卫其利益的社会标准。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一旦彻底解除专制的禁锢，其爆发的创造力和创新力是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

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我的晚辈曾对我说起过，我们这些带有红色基因的一代人是注定要被牺牲的，是越早退出社会越好！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能够果断实行地方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私有化改革，我们走的弯路会少些，付出的代价将小得多。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清楚我们经历过了什么，我们唯一能够自我宽慰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努力过，奋斗过，并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多元人生体验。

现在，我们都老了，已被历史的车轮滚到了社会的边缘，唯一期盼的是，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格局、国力大增的今天，社会能让我们这一代体制外退休的人也能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能体会到一点“获得感”；也期望未来的社会更加公平，让我们后代的生活更加自由，从而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