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知青之十一，上山下乡运动的思考

十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思考

从1955年开始，我国就出现了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生志愿去山区、农村、边疆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举动。其中最有持续性影响的是当时98个上海共青团青年志愿者到达江西德安县米粮铺拖沟岭、 鄱阳湖畔、庐山南麓这片土地，没有房屋，他们搭建茅棚；没有粮食，他们就开垦荒地。40天后，当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专程前往看望，并在垦荒队临时搭建的茅棚前，用竹枝夹着卫生棉球为他们题写社名"共青社"。1984年12月12日，已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第二次亲临共青，看到初具规模的城市，高兴地题赠"共青城"这个新名字。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知识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这里，把城市中小学毕业生称为知识青年，把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行为归纳为“下乡上山”。这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在当时，知青上山下乡并不是人为强制而行的，它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因素相联系的。

60年代，我国单一的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另外由于长期忽视计划生育，使我国人口呈几何比例上升，城市人口积压，就业的问题更是积重难返。同时，我国因为“大跃进”时城市进入大量人口，加上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的援建项目陆续下马，必然决定要大量裁减城市职工。面对如此的内忧外患，党中央针对具体国情，为了解决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长期工作被确定下来，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一做法逐渐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

那时每个城市都设有叫“精简办”的机构，专门负责城市人员下放到农村。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很多学生自愿选择了上山下乡，并且涌现出了以邢燕子等为代表的时代风云人物。我的异母大哥在1962年主动申请下放到了溧阳茶场，而我的异母大姐走得更远，与男朋友一起去了黑龙江兴凯湖农场，那可是大半个湖都在苏联的偏远地方啊。

真正裹挟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是从1968年开始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停课两年半多的时间中，全国学校处于瘫痪状态，所有大中院校该毕业的未获毕业，仍在母校滞留。这样当时在中学的初、高中学生就只能在学校堆积，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景，这样一方面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危机，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在近三年的“造反运动”期间，不仅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文化知识，而且造了很多的孽，留在城市将很难管理。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1966、1967、1968年三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除了极少数“红五类”可以继续升学外，绝大部分都作为“弃子”被发配到农村当了知青，并且将此前以农场（含兵团）模式为主的上山下乡改变为以插队模式为主。

进入70年代，当时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被摧毁，各级政府都成立了“革委会”，大陆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已经达到。然而正是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今后会投向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疑惑态度，坚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制度化，此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不是单纯的就业问题，而是一项持续的政治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知青是这种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耽误了。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人口应该是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十年知青下放，从某种意义上证明那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是不成功的。

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万万个人平平凡凡地活过了，人类的史册才能逐字逐句写下去，在最单纯的存在里，常能照见宇宙的足印。今天回首往事，尽管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功过是非有争议，但是作为我们亲历的一代知青人永远忘不了那段充满激情、不计名利、不畏艰苦的拼搏岁月，那毕竟是我们的青春芳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