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知青之二，史无前例的知青生产队

二、史无前例的知青生产队

红梅公社解放大队在常州市东门外的大运河两侧，白家桥南有采菱村2个生产队，其他生产队都在大运河北到沪宁铁路南的一块长条区域内；东到冶炼厂，西至高家弄。这里比我外婆家要近得多，公交车白家桥站下来后，步行几分钟就到了。

常规的知青点是知青们住宿分散在村子里不同的农户家，干活时集中到生产队去劳动、记工分的。而我们解放大队的知青点是由东面的焦家村、西面的东头村和南面的许家村三个生产队划出一大块土地给我们知青点建房和耕种，再从焦家村划进来6户农民，和我们知青一起组建了一个经济上独立核算的知青生产队。

这个创举的背后主要依靠常州市轻工业局的经济实力。解放大队知青点安置的都是轻工系统职工的子女，而轻工系统的工厂，大多是经济效益较好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些企业创造的财富主要由地方政府和轻工业局自己享有，所以能够在知青点投入较多的资金建房、建厂等。

我的《长相思----起步难》在轻工系统党委会上引起了局领导们的高度重视，知青点建房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被安排到系统下属的各个工厂，这些工厂给我们轮番送来了各种建筑材料，我和蒋志新、朱文平等“待知青”就在工地上帮着看管建筑材料。

终于，在1975年的秋收季节，两幢漂亮的二层楼房完工了，北边一幢上下16个房间住女生，南面一幢楼的上层8个房间住男生，一楼用作办公室和工具间等。在那个年代，人们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很多家庭把长女送去下乡，把留城分配工作的机会让给年龄小的男孩子，所以我们知青点和其他许多知青点一样，形成了男少女多的现象。

后来知青落实政策回城后，那个大院改办成驾驶员学校；改革开放后，那两幢房子的房间都卖给了许家村的农民。

知青队的领导班子是三结合构成的：贫下中农代表裴兴苟当知青生产队队长；知青代表朱文平当知青生产队副队长，后来还被选为团支部书记；还有轻工系统派来的一男一女两个科级干部作为带队干部蹲点在知情队帮助工作。

在轻工系统强有力的支持下，我们知青队又先后陆续建了食堂、水井上按了水泵、买了玻璃钢粪车、并且陆续添置了两台手扶拖拉机和一条水泥船、办起了“百头养猪场”、最后还办起了“队办工厂”：一条糖果纸上蜡、剪切的生产线和两台50克塑料注射成型机加工牙刷；机耕道的两边，我们都栽种了香樟树......知青生产队的建设出现了一片生机勃勃、繁荣兴旺的景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形成原因很复杂，但在那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是其目标之一，所以在当时城市集体经济和乡村集体经济之间的资源是可以互通的。

亦工亦农的知青生产队，比起原来农村的纯农生产队经济效益要好很多倍。1976年，我们知青生产队年终决算时是一块钱一工，远高出其他纯农生产队的几毛钱一工，这种探索不仅化解了因知青下乡后带来的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大大改善了我们知青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还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我们苏南社队企业的崛起开创了先河，作出了早期的示范。

“庆父不死鲁难不已”。每年还是有源源不断的知青下放到我们知青生产队，住房和土地早已不堪重负，再也无法接纳更多的知青；另一方面，在上世纪70年代，常州的工业发展速度很快，“全国中小城市学常州”的口号已响彻大江南北，常州市城区劳动力明显不足。

面对这种明显的矛盾，轻工局的领导们采取了变通措施，先把知青的户口下放到农村，再把人“借调”到轻工系统下属企业去工作。许多知青户口到了乡下，人一天也没来过知青点，就直接在城市上班了，其中大部分被安排到了没有技术含量的建筑工程队工作，他们的劳动报酬不是按月领薪，而是在劳动报酬划转到知青生产队后，年底根据其本人的考勤统一按工分结算，这就形成了最早期的“农民合同工”。

真正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在探索生存之道的过程中书写的。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知青生产队是一个创举，不仅坚持贯彻执行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而且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还为后来城乡融合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说是史无前例，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

千万个人平平凡凡地活过了，人类的史册才能逐字逐句写下去，在最单纯的存在里，常能照见宇宙的足印。今天回首往事，尽管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功过是非有争议，但是作为我们亲历的一代知青人永远忘不了那段充满激情、不计名利、不畏艰苦的拼搏岁月，那毕竟是我们的青春芳华所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