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知青之一，待分配

第三章  下乡知青

“知青”，本来是知识青年的意思，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词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专指城市中学毕业后下放到农村或农场工作的人。

自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下达后，知识似乎成了青年的“原罪”，“知识越多越反动”也成了当时的一种社会认同，所以知青下乡不仅仅是就业问题了。

一、待分配

1974年7月,我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不仅直接考大学是被禁止的，而且何去何从也没有自己选择的自由。

在“老三届”全部下放农村后，70届毕业生幸运的全部分配在城市工作。从1971年开始，应届毕业生的分配去向不再一刀切了，每个家庭可以留若干个孩子在城市工作，所以当年的毕业生，有的可能要下乡，有的可能会留在城里工作。如何安置应届毕业生，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每年会有所调整的分配政策紧紧地揪着城里每个有毕业生家庭的父母的心。

为了给我们这些“革命的螺丝钉”找到最合适位置赢得时间，组织上首先将刚离校的毕业生纳入“待分配”程序，一一被安排到当时父亲所在单位“系统”的某个工厂去劳动，工厂根据对本人的考勤，发放每月九元的生活费。

我父亲在轻工系统工作，我被安排到第二轻工机械厂待分配，同班同学还有郇卫星和蒋志新和我一起分在同一个工厂待分配，他们分别学的是钳工和电工，他们的母亲和父亲是轻工系统其他工厂的一把手。

二轻机的书记也是南下老干部，为了表示对我的重视，给我安排了一个省级劳动模范当师傅，我的人生从此有了第一个师傅，他叫周起留，是金加工车间一名操作C620车床的车工。周师傅每月完成的工时总是超额很多，他是用技术革新的办法提高了工作效率。

正常情况下用锋钢慢速切削的工艺，被他自制的钨钢强力刀代替，采用高速切削的方式带来了高效益，同时也给操作者带来了高难度。每当我像他那样加工大螺距的蜗杆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如有一丝差错，不仅工件报废，刀具和机床也会受损。周师傅会根据不同零件磨制不同刀具，还研制了许多夹具，用来提高生产效率，技术在整个工厂里是独一无二的。

车工是机械厂里仅次于翻砂工的苦差，我向父亲抱怨，车工一刻不离机床辛苦不说，还要倒班上中班，这个技术今后对我的生活和工作丝毫没有帮助，一点没有电工和钳工好。父亲教育我要安心工作，认真向周师傅学习点点滴滴，除了工作技能外，更要学习他的工作态度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周师傅对我很好，有问必答，有求必教，虽然他不会对我提出任何工作要求，但我会主动适应他的工作节奏，尽可能的多做一些工作。

操作车床精神是高度紧张的，而且车床上蹦出来的铁屑温度非常高，经常会烫到手和手臂。记得有一次，我车刀的出屑刃角度没有磨好，铁屑蹦出来的方向失去了规律，一颗铁屑突然蹦向眼睛，结果眼皮被烫了个疤，好在有惊无险，没有影响到视力。我心里暗自庆幸自己的反应还是够灵敏的！

我的表现引起了车间技术员的注意，这位技术员是公私合营前资本家的后代，他知道我不久可能会下乡，仍鼓励我要坚持学习，并且送给我一本很厚很旧的书，叮嘱我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自己带回去独自看。我一生中那位技术员是第二个送书给我的人。

我在家里郑重其事打开那本书一看，原来是高考复习大纲，而且是在民国年间出版的！繁体字我已经不见怪了，数理化知识和我们学过的一样，并不新鲜，我翻了一下，最后停在了“国民教育”那门课上。这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课题，读来觉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道选择题困惑了我很久，问的是中国最适合的管理制度是：1、民主，2、专制，3、独裁。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选答案1，但是翻到书尾看标准答案时却发现，正确答案是2。这个题目我长期没能理解，直到退休后才知道当年孙中山先生有将中国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的设想，即“军政”（武力统一）、“训政”（一党专政）和“宪政”。1987年7月14日，台湾当局宣布“解严”，蒋经国默认了大陆红营暗中支持的绿营建党，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

十个月后，工厂停止了我的待分配劳动，并告诉我“知青办”会和我父母联系。那个年代市政府和各工业系统都有“知青办”的机构，专门负责知青下放的工作；郊区的每个公社都有各工业系统派出的厂级领导去当知青带队干部，协调整个公社的知青管理事宜。当我知道我要下放到农村去时，一点也不吃惊，也没有感到难过，因为我们一贯接受的教育就是“我是革命一块砖，任党挑选任党搬”！早就做好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那年的政策是每个家庭只能留一个孩子在城市工作，因此许多家庭的长女都选择了下放到郊区，把留城的指标让给后面的弟弟。我母亲因为家庭5个孩子中我是最小，上面只有一个姐姐留在城里工作，所以坚决不同意我下乡，还举例说：某某就没有服从分配，最后在街道办事处某到了差事；某某某赖着不下乡，做些“调剂生意”（收旧货）也不错；即便呆在家里，家里也养得起等等。

“知青办”的人多次找母亲做工作都做不通，我父亲虽然是国家干部，革命觉悟高，但碍于我母亲的态度又不好开口。为了打破僵局，最后“知青办”的人直接找我做工作。结果他很意外，一切问题立即迎刃而解。

巴金在他的书里告诉过我们，家是一个桎梏，我早就想逃离没有欢声笑语的家了。而且有在农村外婆家愉快生活的体验，我很乐意去当知青，甚至觉得我下乡的地点离家太近了，为什么不是北大荒或者内蒙古大草原呢？所以我二话没说，爽快的把户口簿交了上去。1975年6月，组织上把我的户口迁到了常州市郊区的红梅公社，上山下乡的大红“喜报”也随之送到了家里。

为了有序的安置和管理知青，几年来政府摸索了一套办法，由城里的工业系统（局）与农村公社（乡）对口，轻工系统对口红梅公社，这样我和一起待分配的蒋志新同学被安排到了红梅公社下面的解放大队务农。

那一年，解放大队东头村和焦家村已经安置了部分知青，像我一样的更多知青一时间接纳安置不了，这样我们就成了户口在农村而又无法前往农村务农的“待知青”，也就没有享受到戴着大红花、被人们敲锣打鼓地热烈欢送的那份荣耀。

我们这些“待知青”，一边消耗着为期一年每月8元的知青生活补贴，一边到解放大队盖房子的工地去看砖。没有任何工作，不仅意味着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更揪心的是对前途一片迷茫和焦虑。郁闷之下，我填了一首词，发泄胸中无可奈何的烦恼：

长相思    

起步难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

荡悠悠，

愁悠悠，

愁到何时方始休。

岁月付东流！

城不留，

村不收，

前程何处迈步走。

壮志抑心头。

带着残破的翅膀去学习飞翔，并且希望某一时刻能展翅高飞。从那时开始，我通过写日记，很好的平衡了我那个敏感年龄的多变情绪。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慎重的打开心锁，将心门内的东西悉数倒出，委屈、不满和愤怒等等，都通过盈纸的牢骚，得到舒缓；失意和愤怒，通过语言的宣泄，得到了安抚。当然也有激情、喜悦和成长的欢乐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