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时代之全托生活

第二章  学生年代

我的学生时代可以从幼儿园的小小班算起，直至1974年夏天高中毕业。

一、全托生活

上个世纪的60年代伊始，我离开乡下的奶娘家，像长我1岁的姐姐一样，进入了常州市机关幼儿园，开始了多年全托生的集体生活。

那个时代，为了尽早实现共产主义，大人们除了上班，还要加班开会，根本无暇顾及养育孩子；而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似乎也理应由政府来负责。

  市机关幼儿园位于东大街南、第二人民医院附近的古村。我家在局前街北面化龙巷的巷家弄宿舍，路虽然不远，但必须经过常州市那几条最繁忙的马路。

父亲的“座驾”是一辆后轮的挡水板下端用白漆刷白的公家配发的28吋男式自行车。每个周一的早晨和周六的傍晚，父亲接送我和姐姐上下幼儿园。姐姐坐在那辆“专车”后面的书报架上，我坐在三角横杠上固定着的一快形状像自行车坐垫一样的小木板上，父亲只能在原地不动“死上车”。有时在启动时自行车不平衡会倾斜，这种情况出现时，父亲会用他的大手臂及时把我护住，不至于倒地时摔伤。

  幼儿园的孩子们统一穿着白色的包衣，左上方绣得有字，上面用别针别一块小手绢；包衣右下方有一个小口袋，袋口有红色或兰色的花边，可以放饼干糖果之类的小东西。这种小包衣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几乎所有进过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穿过，是那个时代的“标配”。

那时的幼儿园和现在完全不同，幼儿园没有什么电子、电声的美育教育工具，也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益智玩具，除了吃饭睡觉外，只有简单的游戏和“排排坐，吃果果”。几年的全托生活，我的记忆里只留下了一位住在化龙巷的郭姓阿姨的面孔，除此还有两件事情也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第一件事情是当幼儿园阿姨确认我感冒发烧生病后，就把我连同自带的铺盖一起被隔离到了病号房里。孤寂地躺在冷冰冰的床上的我，时不时听到外面其他小伙伴快乐玩耍的声音，感觉我像被人遗忘了一般，只能拽着被子的一角默默畷泣。我的被子的被面是外婆织染的青花棉布，被角上有妈妈用白线缝着的“小平”二字。我痛恨生病，以致到现在都只要身体一不舒服就会紧张，显得非常脆弱。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天气闷热的梅雨季。那个时候没有空调、电扇之类的降温设备，宿舍房间又狭小拥挤，阿姨们便把我们睡觉的小木床都搬到通风条件好些的大礼堂里。夜间，纺织厂锅炉那汽笛没有规律的怪叫声，总是会把许多小孩惊醒，夜色中掺入野猫那像小孩的哭声后越发使人感到恐怖。胆小一些的小孩被吓哭了，接着许多孩子跟着哭起来，恐惧情绪迅速蔓延，最后整个大礼堂里孩子们是哭声一片。值班的几个阿姨根本就哄不过来，只能闻哭兴叹。

幼儿时期的我，有了孤独、痛苦和恐惧的初体验。那时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没有爱，没有美，只有怕，从小只知道要听大人的话，服从权威。

我和很多小朋友一样都不喜欢上幼儿园。周末家长来接孩子离开幼儿园时，阿姨们会在大门口给我们分发饼干和糖果，鼓励小朋友们周一准时前来；到了周一，总会看到一些小朋友赖在大门口不肯进幼儿园，最后眼泪汪汪地被阿姨们强行抱了进去。

  机关幼儿园为了尽量减少家长们照顾孩子的时间，规定除每两周一次的“大礼拜”孩子们必须全部离园外，另一个“小礼拜”可以选择不回家。我们姐弟俩是每两周才回家一次的，因为身为机关干部的父亲虽然有星期天，但往往还要忙工作，没有时间照看我们。

由于用电紧张，全市所有工厂的休息日都是错开的。我妈妈工作的第十棉织厂休息日是星期二，星期天不能休息，所以我们姐弟俩每两周一次的那个星期天，只能跟着妈妈到工厂去。

每到那个“大礼拜”天，我们反而要早早起床，睡眼惺忪地跟着妈妈在百货大楼门前坐3路公交车，在牌楼弄站下车后步行到平桥，然后乘坐摆渡船去到大运河对面的工厂里。一整天我们都呆在成品车间的棉布堆里，妈妈原来做过成品车间的值班长，后来调到会计室做出纳，所以成品车间的工人师傅们对我们姐弟俩非常关照。

那时的我，不知道鲜花的味道，却觉得棉布浆纱的味道很好闻，以致30多年后我在雕庄乡一家染织公司工作时，依然觉得那味道非常熟悉而又亲切，原来那就是儿时的我感觉到的妈妈的味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