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山抗战历史（内战期一）

新四军北撤

一九四五年九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了谈判，共同签订了《双十协定》，拟定了建国纲领，但国民党只是以谈判拖延时间，暗地里调兵谴将，争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国民党就露出分裂的真面貌，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当时的东北三省的工业产值达到全国的百分之八十五。谁占领了东北，谁就能获得全国各地的统治。国民党通过空运，海运，铁路，将大批的王牌军队调往东北。我们共产党没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只有两条腿。为了迅速占领东北，中共只能将山东和苏中的部队调往东北，将浙东、皖南、苏南的新四军北辙到苏中和山东，忍痛割爱放弃江南根据地。茅东县警卫营在收复直溪镇后，部队也进行了扩编，上升为警卫团，指战员达1300余人，县长凌海波兼团长，县委书记周峰兼政委。警卫团也列为北撤名册，并编入苏中军区特务团。

经过八年的抗战，茅山根据地的人民对新四军早已有了深厚的感情，指战员都是自己的子弟兵，面对浩浩荡荡的北撤部队，在村口，在路旁，送别的乡亲，留守的同志无不泪流满脸。特别是军属们，娘送儿，妻送郎，无不相拥而泣。十年前在江西十送红军的场面，在茅山再次出现。虽然茅东县政府在各村镇发布了《江南新四军北撤告民众书》，但是村民们在感情上还是不能接受，期盼新四军能早日回家。

为了北撤，县政府要求巳经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的地方同志，一是随军北撤，二是去外地投亲靠友避一下风头。所以我村党员孔兆春先是去了南京，后又去了上海，临山乡乡长朱和庚，西阳乡乡长赵吉庚也去了上海。茅东县还按排了留守部队，成立了县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薛晓春担任了武工队长。每个区成立了武工组（相当于班），我们怀山区武工组有宜庄村人翁勇担任，陶宝区武工组长有凌荣炳担任。北撤时刚好秋季，茅东县政府征收了不少粮食，为讲信用，县政府用粮食换回群众手中的抗币，以减少群众的损失。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为消灭后顾之忧，在南镇街成立清剿指挥部，直接受南京首都卫戊司令部领导。在我们茅山地区实行连保切结，强令各甲户长签字画押，连保连坐。声明不通匪不为匪，规定窝匪者杀，通匪者杀。要求参加过共产党新四军，农会，游击小组的人都必须进行自首登记，填写自首书。在国民党的协迫下，我村孔繁懋向国民政府自首宣布脱离共产党，还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担任分队长（相当于团支书）。孔联科开始不同意脱党，清剿指挥部将孔联科绑缚刑场，陪同枪毙，在危吓后同意脱党，当武工队员陈英来村里要与他联络时，他坚决不肯恢复党组织关系。

国民党茅山清剿指挥部，设在南镇街，军统茅山行动组长潘汀坤说：阳山是新四军的老巢，只要控制住阳山，就可以剿灭新四军在茅山活动的武工队。他指示乡长徐淑彬，要住在阳山放长线钓大鱼，但他住在阳山仍没成效，因为武工队和巳宣布脱党的人已不再联系。为邀功请赏，他认为孔兆福是孔兆春的弟弟，抓住孔兆福也能去国民政府邀功。他知道孔兆福每天都到孔生祖家去串门，准备在孔生祖家设伏抓捕孔兆福。但这时孔兆福的塔山老表祥林也去孔生祖家串门，进门后发现气氛不对，寒嘘了几句，就退出门外，刚好碰到孔兆福，祥林对着兆福挤眉弄眼，又高声喊到徐乡长我走了。孔兆福也很灵珑，连忙回头，当夜就逃往上海。到上海后，他当了一名水上警察。因为警察是得罪人的差事，村里人又多了一条俚语，没得法，当警察。

1946年，我茅山地区完全成了国民党的天下，也就是人们说的国统区，并且建立了基层政权组织，这时我们阳山村属于西阳乡阳山保，西阳乡乡长徐淑彬是宜庄人，是我阳山村人的外甥。阳山保的保长是孔繁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