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邑名都”的遗憾【下3】

“八邑名都”的遗憾【下3】

——常州纂修《（乾隆）常州府志》夭折之始末——

谢达茂

五、卢文弨出“榜书”《府志》夭折

对于赵怀玉的态度，卢文弨极为恼火。一年多来“科甲门”“私说进”“果众腹”等，冲突越来越明显，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谁的责任呢？卢文弨思前想后，认为这是以赵怀玉为首的常州与纂者们，有意拖延，给他难堪。卢总裁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一怒之下采取了很不恰当的、可以说是火上浇油的、等于是宣判志局死刑的做法。他在志局榜书告示（贴出了一份公开信），告示中有句， “可支者不能支，应纳者不即纳，书捐者不肯书” “诸君有意阻坏，不欲成书” 。卢文弨抱怨常州人，不但不肯捐款，不尽力帮忙，反而还有意设置障碍，制造阻力，不想让我这位总裁主持修成《常州府志》。

卢总裁如此激烈的指责，谁人能够接受？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原本对《府志》纂修持有积极态度的常州写手们，皆因受到总裁的公开指责而大为不满，彻底走向对立。他们以其余六县未曾参与修志为借口，或袖手旁观、或抽身而去。赵怀玉也是性情中人，对卢文弨榜书之言，实在难以忍受，他在《与志馆总纂卢学士书》中这样遣辞：“今先生谓：诸君有意阻坏，不欲成书。此不惟某不甘受，恐令以前锐意者因此而灰心也。敝郡声名文物，本不足称，卑鄙龌龊，诚所不免。而慷慨好事者间亦有之，特有心人往往愿力相左。蔑由榰柱较之贵郡，独任其事者诚，远不如较之六邑荐绅立意瓜田，不为齐民之倡者。孰为卑鄙为龌龊乎？先生不加区别，概责郡城士夫，无怪郡城士夫皆以六邑藉口而观望不前矣。” （见《亦有生斋集》卷一〇）赵怀玉在此表明了几个观点。首先，先生你说常州“诸君有意阻坏，不欲成书” ，不但我不能接受，“恐令以前锐意者因此而灰心” ，你曾至还用上了“卑鄙龌龊”之类的污辱性语句；接着抱怨说，武进、阳湖两县自设局开纂以来，既出钱，又出力，到最后落得个“有意阻坏，不欲成书” 的评价。早知今日如此结局，远不如象其他六县文人、绅士那样，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清清净净，无烦无恼；最后结论，之所以常州士夫都以其他六县为借口而观望不前，原来还是你总裁不明事理，不加区别，横加指责而造成的。

经费干涸，矛盾重重，人心涣散，怨言声声，志局怎么办？府志还能不能修下去？赵怀玉的态度很明确，他继而在《与志馆总纂卢学士书》中叹息说：“即使支者能支，纳者即纳，书捐者竟肯书捐，而六邑经费不交，志稿必不送局，悬笔而待蒇事，终属无期。浮费虚糜，月复一月，苟无成书刊示，纵士大夫无言，何以塞齐民之谤乎？百年文献，废坠可忧，幸遇宗工以为旷世之举，而又将中辍，此某所以独处一室，时为长太息者。” （见《亦有生斋集》卷一〇）意思是说：即使常州士夫愿意捐款献纳，但仍然无济于事，其他六县的经费不到位，志稿不送局，那么玉成府志必定是空话一句。如此月复一月拖下去，府志久久不能付印，足算郡内士大夫知道个中原委而谅解不言，但难以堵住民众说三道四之口。为此，我也感到很可惜，想不到“旷世之举”会造成这样的局面。没办法，只得扼腕叹息。至于如何收场，赵怀玉接着说：“万一新任公有过人之才，居然振兴，固所大愿，然而未可定也。至某，应纳之费，已尽纳矣；有可展筹者，亦尽言矣。此外，则非区区之力所能及矣。” （见《亦有生斋集》卷一〇）两层意思：一是寄希望于以后到任的知府或有能力完成“振兴大愿”，当然这是期望而已，能不能另当别论；二是我赵怀玉问心无愧，我自己该捐的款项已经捐了，动员工作我也做了，还提过不少建议。除此之外，继后之事非我个人之力所能为。

从以上双方推论责任的往来信札中，我们足可窥见，志局的困境已难解脱；卢文弨与常州士人之间的隙缝之深已难以弥合。卢文弨深深明白这一点，想不到自己会在常州遭此滑铁卢，惨败志局，翻船龙城。无奈之下，卢文弨于乾隆五十六年九月，也就是常州府志设局开纂整整两年之后，辞去志局总裁和龙城书院讲席之职，黯然回乡。至此，常州志局关门，府志纂修停笔，这就是（乾隆）《常州府志》胎死腹中的基本过程。

六、遗憾之余的一丝欣慰

或是乾隆志局造成的不良影响太大，或是常州“八邑”历史上横向之间的沟通不多，抑或是后任历届常州知府吸取乾隆志局中途散伙的教训，自量己力，知难而退，所以自（乾隆）《常州府志》夭折至清未的200年之间，常州府再也未曾设局纂修《府志》，八邑史事人文无志承载的遗憾由此形成。不过，遗憾之余也有欣慰，常州地方上不乏有识之士，八邑《府志》不能踫，《武进县志》必须修。继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陈玉璂纂（康熙）《武进县志》（44）卷、康熙三十一年（1692）陈玉璂纂（康熙）《武进县续志》；雍正四年（1726）析分为武进、阳湖两县之后，在乾隆三十年（1765）由武进知县王祖肃修，虞鸣球、董潮纂（乾隆）《武进县志》（14卷首1卷）；乾隆三十年（1765）由阳湖知县陈廷柱修，虞鸣球、董潮纂，蒋和宁续（乾隆）《阳湖县志》（12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由常州知府黄冕及武进、阳湖两县知事孙琬、王德茂修，李兆洛纂（道光）《武进阳湖合志》（36卷首1卷）；光绪五年（1879）由张球修，武进知县王其淦和阳湖知县吴康寿分别作《序》，汤成烈总纂（光绪）《武进阳湖县志》（30 卷首1卷）；光绪十二年（1886）由常州知府桐泽修，庄毓铉、薛绍元、陆鼎翰纂（光绪）《武阳志余》（10卷附2卷）。上述系列志书，成为常州同城二邑200余年历史人文的载体。

欣慰之二是，乾隆志局在两年间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付出，虽然（乾隆）《常州府志》中途夭折，但还是有一定成果的，那就是今存的《常郡八邑艺文志》。当年在常州府志停纂时，作为府志属志的《艺文志》已基本成稿，但未曾筹得经费刻印，或志稿当时存于府治，后来流入民间。今存《常郡八邑艺文志》卷首有清代陆鼎翰《序言》称：“郡《志》纂稿未成，辍于费罄，先生（卢文弨）亦旋归道山，志局既停，此稿后归庄氏。” 序中庄氏即武进庄翊昆（1771—1860）字心衢，一字新渠，晚号新渠遁叟。候选府经历，以学术文章见重于乡里。至于《艺文志》稿何年何因归于庄翊昆，文献中无有记载。庄翊昆于咸丰九年（1859）用活字印刷法将《艺文志》稿付印，其有记：“此稿，余珍藏已久，深恐遗佚，因竭尽绵力，措资集成是书，庶使八邑文献有征，不独前贤著作可传不朽，即抱经学士纂述深意，用以昭示来兹，而余亦藉释重负。” （见《常郡八邑艺文志·序》） 庄翊昆所刻《艺文志》称为聚珍版，流传极少。

继后，庄氏后人庄毓鋐，于光绪十六年（1890）重刊此书，并有所增补，厘定为12卷。全书以文体分列，第1卷为制、诰、奏折等各类公文文体，收文5０篇；卷2至卷4为记，收文238篇；卷5、卷6为序，收文146篇；卷7为跋、碑、铭等文，收文22篇；卷8为赋，收赋11篇；卷9为古歌辞、四言古诗、五言古诗，收诗254首；卷10为七言古诗，收诗86首；卷11为五言律诗、五言长律，收诗355首；卷12为七言律，收诗455首。是志共计收文467篇，收诗1140首。各卷诗文皆按时间先后为序编排，自汉迄清乾隆中期，汇总了常州府一千多年中的诗文名篇，这是常州重要的地方文献。

可以这样说，（乾隆）《常州府志》夭折，常郡八邑史事无传，这是憾事一件，而《常郡八邑艺文志》得以保存留传这又是幸事一件。当然，这要归功于卢文弨当年付出的心血，归功于庄翊昆出于对地方文献的热忱，才能使这一部汇集常州府八县人文风物的历代诗文作品的地方文学总集没有沉湮，并著录于《续修四库全书》。

最后，笔者认为虽然“八邑名都，名存史亡” 的遗憾已成过往，但从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角度出发，常州应该重开志局，集“常郡八邑” 所纂《县志》主干内容融通为一，补纂《八邑常州府志》而永世后传。【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