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10日，一支由十辆道奇十轮卡车组成的车队，静悄悄地离开了新疆迪化市（今乌鲁木齐）的第二监狱。
在头车上，坐着一名穿着笔挺军装、肩膀上扛着一颗金星的国军少将，他的名字叫做刘亚哲，是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的交通处长。
而在他身后的卡车里，坐的是131名刚刚被释放的共产党员、家属和儿童。
车队的目的地，是远在6000里外的延安，漫长的艰险旅程，正在前方等待他们。
1941年6月，纳粹德国祭出“巴巴罗萨”计划，550万德国大军分做三路，直捣苏联腹地，签订不足2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瞬间变成了一堆废纸。
德国不按套路出牌，一下子把苏联忽悠瘸了，和苏联一起懵圈的，还有“背靠苏联好乘凉”，一直不把国民政府当盘菜的“新疆王”盛世才。
盛世才
眼看苏联这片铁杆庄稼朝不保夕，一直奉行“亲苏亲共”的盛世才立马变了一副面孔，一边向国民政府频频示好，一边撸起袖子、对身边的共产党员挥起了屠刀。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派兵包围了共产党员的驻地八户梁，抓捕了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新疆民政厅长、毛主席的二弟毛泽民等一批共产党员，不久后，又将软禁在八户梁的一百余名共产党员和家属统统投进了监狱。
毛泽民烈士
由于新疆与延安相隔千里、消息不通，这些共产党员被秘密抓捕近半年后，党中央才得到消息，马上便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要求马上释放这些人。
然而，端坐在重庆的蒋介石却来了个一推六二五，装聋作哑，就是不提放人的事情。
在被关押一年多之后，被秘密逮捕的这一百多名党员、家属，还有许多孩子，都陆续被转移到了迪化第二监狱关押起来。
当时，迪化第二监狱被称为“死牢”。只要进了这座监狱，最终的结局基本只有两个——要么是被处决、要么就是病死之后抬出去。
换句话说，这些共产党员和家属们，已经走到了死神的镰刀之下。
国民政府的官方渠道走不通，延安要营救这些人，就只能换另一条路了——
1946年3月底，张治中将军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就在他整理行装，准备走马上任时，有人敲响了他家的大门。
前来拜访的，正是他在黄埔军校时的老朋友，如今正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周总理夫妇合影
简短寒暄过后，周恩来开门见山：“文白兄（张治中字文白），我此来是为送行，再就是拜托在新疆被关押的中共人员一事，你到新疆之后，请务必设法救出他们！”
听到周恩来的请求，张治中将军心头一沉——盛世才秘密抓捕这批共产党员的事，张治中将军虽然只知道个大概，但就自己对蒋介石的了解，想让他签字放人，简直是难如登天。
然而，看着周恩来夫妇热切的眼神，张治中将军仍然重重地点了点头，接下了这沉甸甸的托付。
张治中将军与周总理
来到迪化之后，张治中将军马上派人进入第二监狱，详细了解了这批共产党员的情况。
当他看到具体汇报时，张治中将军的心里悲喜参半——悲伤的是，早在1943年9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已经被盛世才秘密处决，牺牲在了新疆的土地上；而欣喜的是，剩下的131名共产党员和家属，不仅在坚持斗争，并且绝大多数都使用了化名，真实身份并未暴露。
邓小平手书的纪念碑文
在这种情况下，张治中将军心里有了底，他马上指示第二监狱，改善这些人的伙食和住宿条件，准许在狱中自由行动，并且给他们提供了报纸和书籍。
同时，张治中将军给重庆发去电文：“释放狱中的共产党员，是写进《双十协定》和政治协议中的，并且报纸公布过，中外皆知，不能不执行，如能主动宣布释放，对国共合作和当前形势有利无害。”
发完这篇电文后，张治中将军并没有松口气，因为他知道，以蒋介石的脾性，这事必有余波。
不出张治中将军所料，几天后，蒋介石做出了回应——不说放、也不说不放，只是要走了被关押人员的名单。
张治中将军早有准备，他命人将那册满是化名的人员名单发给了重庆，同时发电表示，如今还在监狱中的共产党员，都是些一般人物和老弱妇孺，继续关押毫无益处，不如主动释放，取信于民。
在张治中将军的反复劝说与催促下，蒋介石终于发来电报，同意放人。
如果蒋介石知道，张治中口中的“一般人物”里，不仅有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杨之华、曾任陕北省委书记的马明方、方志敏烈士的堂弟方志纯，还有在新疆航空队里接受过苏联教官培训的30余名飞行技术骨干，他的表情一定会相当精彩。
瞿秋白烈士与家人的合影
张治中将军虽然拿到了放人的命令，但如何将他们平安地送回延安，仍然是个让他头痛的问题。
在与新疆警备司令部司令陶峙岳将军商议后，他们决定，让警备司令部交通处长刘亚哲接下这个任务。
张治中和陶峙岳的想法很简单——作为交通处长，刘亚哲对新疆地区的路况非常熟悉，他又是堂堂国军少将，方便在路上处理起关系，省得多生是非。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刘亚哲与共产党的渊源，要比他们想象的深得多——
1938年时，刘亚哲正在兰州的国民党空军部队里，当一名政治指导员，而他的岳父高金城、岳母牟玉光，表面上都是医生，但他们的真实身份，却是支持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的上级，正是时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党代表、“中共五老”之一的谢觉哉。
谢觉哉与夫人王定国
在国民党军队中混迹久了，刘亚哲早就对国民党的腐败腻烦不已，而对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心向往之。正因如此，在他岳母的引荐下，一天晚上，刘亚哲在岳母开办的助产医院中见到了谢觉哉。
在与谢觉哉的长谈中，刘亚哲多次表示了去延安参加八路军的想法，但出于综合考虑，谢觉哉仍然建议他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好抗日的宣传教育工作，并表示如果有什么情况，可以与自己的妻子王定国联系。
此后，当王定国以看病名义来到医院时，刘亚哲便经常前去拜访，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还从王定国那里得到了《论十大纲领》等党的理论书籍，使他越来越主动地与共产党站在了一起。
虽然在不久之后，刘亚哲就被调到了武汉，与共产党人失去了联系，但共产党的理论与思想，却牢牢地在他的脑海里扎下了根。
正因如此，当陶峙岳将军下令，由他负责护送这批共产党员时，刘亚哲在身患慢性阑尾炎的情况下，不顾自身安危，毅然接下了这份任务。
陶峙岳将军
然而，就在刘亚哲开始为护送任务做准备时，他发现，这个任务，绝不像表面上那样简单——
1946年五月中旬，刘亚哲来到省政府警务处，想要了解一下这批人员的数量、随身物品以及物资准备情况时，接待他的警务处副处长刘汉东却非常不屑：“搞什么计划，弄几辆车装走算了！”
刘亚哲很清楚，省政府警务处表面上是政府机关，实际上却是军统驻新疆的工作站，而刘汉东的态度，正说明军统对于释放这批共产党员抱有极大的不满。
更可怕的是，迪化距延安数千里之遥，险要关隘比比皆是，如果军统在半路进行截杀，不仅这131名共产党员、家属儿童的性命不保，就连他自己，也势必要背上这口黑锅......
想到这里，刘亚哲的背上，瞬间冒出了一层冷汗。
为了确保路途上的安全，刘亚哲调来了十辆卡车，在每辆车上安排了军医、联络员和照料人员，还专门调配了一个排的兵力，作为护卫人员。
同时，刘亚哲还向张治中将军要来了手令——沿途各地军、政、警、宪，要对车队妥为保护，不得有误！
安排好一切后，刘亚哲的心放下了一多半。6月10日清晨，刘亚哲与副官李英祥带着车队，来到了第二监狱的门口，准备接人出发。
但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原本安排好的照料人员，全部都被省政府警务处换成了军统特务！
出发在即，临时换人已不可能，没办法，刘亚哲只得强行按捺住剧烈地心跳，待人员全部登车完毕后，他一声令下，车队缓缓地开动了。
坐在第一辆卡车上，一股强烈的预感涌进刘亚哲的心头——这次旅程，绝对不会一帆风顺。
03险路
车队从迪化驶出后，一路无话，仅仅用了大半天的时间，便赶到了吐鲁番。
虽然旅途开了个好头，但刘亚哲丝毫不敢大意，因为他非常清楚，等到天一亮，他们就将迎来这次旅程的第一个难关——火焰山。
火焰山
作为交通处长，刘亚哲对于火焰山的情况自然是了如指掌——虽然此时刚进初夏，可火焰山一带白天气温早已飙升至40多度，地面温度更是高得吓人，石板上煎鸡蛋，在这里不过是基本操作。
更要命的是，过了火焰山，沿途数百里都是山谷，道路两侧壁立千仞，就算掉下一块石头，都能砸死人。如果有人在这里伏击，刘亚哲这一个排的人马，恐怕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
想到这里，刘亚哲坐不住了，他拿着手令，找到吐鲁番当地驻军，要来了一个连的兵力，连夜在沿途布置岗哨，又调来了两辆装甲车，在车队前后进行护卫。
安排完这一切后，刘亚哲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沉沉地睡着了。
戈壁荒滩
虽然刘亚哲做了最大程度的准备，但在第二天的旅程中，还是发生了意外——
就在车队通过火焰山之后不久，地面的高温，就让一辆卡车爆了胎，只能停下来修车。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修好卡车后不久，一个女孩子就因为身体虚弱，中了暑热，不幸在路上死去了。
这一惨剧，给刘亚哲敲响了一记警钟——这一百多人，都在监狱经历了近四年的折磨，身体状况极为虚弱，就算没有酷暑，几千里奔波跋涉下来，还能有几个人到得了延安？
因此，当天晚上，当车队到达七角井镇宿营时，刘亚哲召集军需官和共产党代表开会，核心议题只有一个——改善伙食。
按照国民政府押运犯人的伙食标准，这些共产党员在到达延安之前，每天只有7毛钱的生活费，只能啃窝头、喝凉水，几乎每个人都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
民国时期的监狱
正因如此，刘亚哲拍板：“特事特办，从今天开始，每餐六人一桌，要保证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每天早上，每个人还要发两个鸡蛋！”
这话一出，军需官直嘬牙花子——我的少将大人，这是在戈壁滩上，我们上哪给您弄四菜一汤去？
刘亚哲早就胸有成竹：将乘车人员重新调配，挤出一辆车来，每天提前出发，到沿途城镇采购物资、安排食宿，想尽办法保证生活供应。
至于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代表，刘亚哲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务——由于每辆车上的照料人员都是军统特务，如果他们隐瞒不报，刘亚哲就无法掌握这些人的身体状况。
因此，刘亚哲要求这些代表，要摸清所有人的健康情况，每天向他通报，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这些共产党员的身体健康。
刘亚哲的周密安排，不仅使这些共产党员的身体得到了快速的恢复，更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友谊——6月19日，当车队到达兰州后，按照原先的计划，刘亚哲的护送任务就到此为止，接下来将由西北行营的另一位军官接手。
然而，在全体共产党员的要求下，征得了张治中将军的同意，刘亚哲继续带领着车队，向着前方进发。
而这次旅程中真正的危险，也即将向他们袭来。
车队刚刚离开兰州，就遇见了一起不大不小的意外——
在六盘山脚下的静宁县郊外，有一条几丈宽的河沟，平日里不过是条小溪，可由于连日降雨，水位上涨，强行渡河就得冒着相当大的风险。
刘亚哲捡了一支木棍，挽起裤脚，到河中央试了试深浅，发现河水刚刚没过膝盖，便命令车队开足马力，冲过河去。
在刘亚哲的指挥下，前9辆车都顺利冲上了对岸，可偏偏最后一辆车在河中央趴了窝，动惮不得。
就在这时，上游又隐隐地传来了轰隆隆地响声，山洪就要来了！
山洪
危急时刻，刘亚哲当机立断，让所有人下车后，9辆车倒回河里，组成了一条车桥，让最后一辆车上的人爬上岸来。
当全部的人登上河岸后，刘亚哲又开始指挥车辆依次登岸，就在第9辆卡车刚刚开上河岸后，山洪奔涌而下，瞬间便将河心里的卡车冲到了数百米外，车上的行李更是被一扫而空，如果不是刘亚哲见机得快，这辆车上的人们，恐怕是难以幸免了。
就在人们还在回味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时，一个更大的危险，已经向他们扑来了——
当车队在距离西安不足300里的邠县（今陕西彬州市）落脚时，刘亚哲收到了一封来自胡宗南的急电。
电文明确指示：“刘处长亚哲，车队不进西安，到咸阳去，当地设有招待所。”
看到这封电文，刘亚哲的脑子嗡的一声，顿时觉得天旋地转起来。
胡宗南
刘亚哲非常清楚，胡宗南所谓的“咸阳招待所”，究竟是个什么鬼地方——
从1939年开始，胡宗南就在咸阳设置了一个名为“西北劳动营”的机构，专门用来截留、监禁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以及关押从延安出来的共产党员，是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如果这些共产党员进了咸阳城，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另一场牢狱之灾。
刘亚哲感到大事不妙，连忙请来共产党的代表进行商议。
就在大伙七嘴八舌、争论不下的时候，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杨之华提到，现在队伍中有个人得了“回归热”，高烧四十多度，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很有可能危及生命。
这句话点醒了刘亚哲——这不正是去西安的最好借口吗？
于是，刘亚哲一边给胡宗南发电，假称一切照办；一边集合队伍，说明由于有人生急病，需要连夜赶路，并且秘密叮嘱每辆车上的共产党员，要求他们看好儿童，在路上千万不要出声。
一切准备就绪后，十辆卡车轰鸣着冲出县城，向着西安疾驰而去。
民国西安城
半夜1点多钟，车队赶到了咸阳检查站，由于时间太晚，检查站的特务人员都已经睡着了，站岗的哨兵看到是国军军车，又有少将带队，便稀里糊涂地挥手放行了。
过了检查站，刘亚哲马不停蹄地冲进西安城，先将病号送进医院抢救，接着又把全部共产党员和家属送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忙完这一切，天已经蒙蒙亮了。
虽然成功地进了西安城，但没有胡宗南的命令，这些人还是去不了延安，没办法，刘亚哲只得硬着头皮去见胡宗南。
看到刘亚哲来了，胡宗南还颇为高兴，劈头便问：“把他们都送到咸阳去了吗？”
刘亚哲脚跟一碰，站得笔直，答道：“没有，车上有个病号，我请示了张（治中）主任，同意我连夜送西安抢救。到了西安是晚上两点，长官部没人接电话，这些人又不能放在大街上，我就把他们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了。”
听了刘亚哲的话，胡宗南的鼻子差点气歪，可刘亚哲的理由又相当充分，堵得胡宗南没法发作，只得在房间里转圈圈，半天才憋出一句粗话来：“XXX，这群没用的东西！”
刘亚哲心里明白，胡宗南这是在骂咸阳检查站的特务们，便只当听不见，装傻充楞道：“胡长官，我什么时候送他们去延安？”
胡宗南听了刘亚哲的话，脸色更加难看，扔下一句话：“等通知！”，便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
解放战争时的胡宗南（中）
出了胡宗南的官邸，刘亚哲马上给张治中将军发了电报，详细说明了目前的情况，希望张治中将军从中斡旋，催促胡宗南放行。
然而，6天过去了，胡宗南不仅没有放人，还专门将刘亚哲叫到长官部，说道：“这批人不能走！政治部有意见，要审查！”
刘亚哲心知肚明，所谓“政治部审查”，不过是胡宗南的缓兵之计——当时，蒋介石忙着调兵遣将，中原、东北两处摩擦不断，全面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如果拖到开战，这些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地又将成为国民政府的阶下囚，甚至成为他们要挟共产党的筹码。
对内战深恶痛绝的刘亚哲，再一次给张治中将军发电，请求他务必想办法，尽快使这些共产党人离开西安。
接到刘亚哲的电报后，张治中将军也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张治中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新疆日报的总编辑张紫葛，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宋美龄的前机要秘书。
宋美龄
当张治中将军向他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张紫葛欣然从命，连夜乘飞机赶到南京，面见了宋美龄，并以这些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妇女儿童为理由，成功地说动了宋美龄。
夫人发了话，蒋介石也不得不遵——1946年7月4日，在西安苦等了10天后，刘亚哲终于接到了南京发来的通行电报：
“奉侍字00号，准派刘处长亚哲护送新疆释放的共产党人到边区鸡加村，尅日出发。”
拿到电文后，刘亚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的任务终于要完成了。
尾声
1946年7月11日，刘亚哲将129名共产党员和家属、儿童（在西安住院的共产党员谢奇光因抢救无效去世）平安护送到了延安附近的鸡加村，将他们交给了朱德总司令派来迎接的工作人员。
在这长达3000公里，历时31天的长途旅行中，刘亚哲殚精竭虑、历尽艰险，终于不负所托。
临走前，被刘亚哲平安护送到延安的孩子们给他唱了一首送别的歌曲——在这些孩子中，有瞿秋白烈士的继女瞿独伊、张文秋的三个女儿刘思齐、邵华、张少林......
而在他送回延安的31名航空队骨干中，更是先后走出了17名军级以上领导干部，8人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成为了新中国空军的中流砥柱。
......
刘思齐三姐妹合影
离开延安之后，刘亚哲回到新疆，告诉张治中将军，在和共产党人告别时，他曾经忍不住热泪盈眶。
张治中将军沉默半晌，说：“这是真感情！”
正是有了这份真感情，三年后，刘亚哲跟随陶峙岳将军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刘亚哲加入了中国政协，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着力量。
80年代 刘亚哲将军在政协座谈会上（从左到右：黄维、刘亚哲、溥杰、沈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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