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于造局

安文

格局决定结局。“局”者乃事物发展状态及结果；“格”是为达成某种局面而采取的行动，包括决定出路之思路。“格”有主动或被动，伐谋所谋之“格局”，可能是东施效颦或被动应付的“跟局”，亦可能是主动性的“造局”，即根据一定时空环境天时地利人和条件，确定一种跳一下够得着的目标，主动采取相关积极行动，造成有利于实现目标的形势和局面。

孙子是极其重视主动性“造局”的，孙子兵法十三篇一言以蔽之，曰“掌握主动权”，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以逸待劳等计谋，目的无非是夺取主动权。当年面对蒋介石造的围追堵截之“局”，毛主席创造性造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逃我追”之“局”，屡战屡胜；而博古、李德等打“以堡垒对堡垒”阵地战，屡战屡败后又企图与四方面军会合，都是被动“跟局”，结果如无毛主席出蒋不意四渡赤水、过雪山草地，主动造出跳出其包围圈之局，红军将全军覆没万劫不复。至于毛主席后来在延安造的开展山地游击战、创建敌后根据地之局，更是蒋介石望尘莫及，其败局铁定。改革开放初期常州的辉煌，也不可能靠跟计划经济之局，而是主动、积极、创造性造了所有制苏南模式和九条龙产业链之局。可见，新时代常州能否再创辉煌，就看能否主动再造新局。

被动“跟局”与主动“造局”的分水岭，是能否创造支撑新格局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系统”。目前常州经济基础较好，各种零碎亮点珍珠很多，但缺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集全市之力做好九条龙大文章的系统思维，没有用“系统”金线把散布各处的珍珠串成项链，捏不出1+1>2系统功能拳头，大饼越摊越大，内部结构却可能越来越乱。

常州造目标明确、结构合理、特色鲜明、功能清晰的大系统，步骤首先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科学化。吃饭问题最简单，但why/how/what，即为何吃、如何吃、吃什么，全世界汗牛充栋的研究至今还没搞清楚。根据议事宜广其谋原则，要尽可能广泛邀请国内外各方面专家科学分析未来人民不断增长需求热点是什么，供给不充分不均衡的痛点在哪里，常州可以和可能做什么，聚焦热点和痛点的焦点产业可能有哪些，存在哪些问题，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及抓手在哪里等等。

二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技术化，寻找可能突破性解决问题的相关政策规则和技术手段。要进行预设方案的政策可行性研究，在中国办事不听党的话，不贯彻落实双循环、三胎、碳中和、西部大开发、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就是既对抗天时大趋势，又错失发展机遇，马云本事再大也头破血流。技术上可行性研究，互（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5G/大数据等等应用，都是新时代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有力工具。

三是把技术问题数据化、程序化。要把所有决策信息材料都转换成计算机数据，依靠大数据量化分析支持定性结论，杜绝决策前对情况毛估估、差不多，决策中拍脑袋、拍胸脯，决策后甩锅拍屁股等等套路。决策分析程序化这种避免毛估估、拍脑袋的科学方法，孙子“五事七计”比波特“五力”和波士顿矩阵模型早了几千年，而且强调先“知彼”再对照检查以知己，得出程序化的“胜算”，既避免了主观随意性，又屏蔽冗余信息噪音干扰，提高了决策效益和效率。

四把程序问题体系化、制度化，保证科学决策的效益和效率不因长官意志或官员调迁而废弃。科学决策的效益和效率不是脑袋拍出来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要靠孙子每战必先“庙算”得算多少、决定能不能战，毛主席的民主（议事广其谋）集中（任事专其职）的体系和制度保证。常州历史上凡正确决策，决策前一定充分吸取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方方面面专家各种意见，当时杨晓堂、陈鸿昌等一班老领导经常参加协会学会学术活动，一坐半天，与很多专家学者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甚至常常面红耳赤争论，苏南模式和九条龙产业链等叹为观止的主动造局伐谋之策，是全市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果；反之，那些错误决策必定是闭门造车、一枝独秀、个人专断之恶。我们经常说程序、体系、制度不好的正确决策是不可复制的侥幸；好的程序、体系、制度可以保证决策科学性，即使出现坏人和坏决策也难以得逞。现在全国地级市几乎都建立了程序化、体系化、制度化的科学决策系统，而常州却干脆把实际早已名存实亡的专家咨询委员会都撤销了。近年来各地领导频繁调动已是常态，老百姓不可能、也不应该阻止官员正常升迁交流，但因此影响地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科学决策的相对稳定性和久久围攻钉钉子的长期持续性，是那些领导和常州群众都不乐意的。因此，一切为了人民，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完善造局伐谋必须的科学决策程序、体系和制度系统。这样，领导升官走得安心，百姓做事干得定心。

         当然，再好的造局伐谋最终要靠人努力干出来，这是后面“赢靠人才”与大家分享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