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从书画与文化变迁看小康

埠头，即今湟里，又名杨柳埠。湟里公社白洋大队，是我曾经插队落户七年的地方，我的第二故乡；白洋大队何家村有我舅婆家，我童年的乐园；舅婆家出门有两汪小池，我曾在这“眼镜塘”里采过菱；穿过池塘间小路往前有一片好大好大单竹林，我曾在这里挖过笋；因为太婆的宠爱，我还曾往离舅婆家二里地的北隍小学读过一年半书。

小学二年级，正赶上“吃食堂”“闹饥荒”，父母又把我同回常州到南河沿小学念书……之后几乎每年暑假我都会到白洋何家村，但见门口眼镜塘一点点瘦了，再远处单竹林一点点小了。等我下放“假原籍”的何家村时，池塘已经湮灭，一片竹林也只剩巴掌那么大块地了。

我刚下何家村那一年，也曾穿戴蓑衣笠帽插过秧，也曾用碌碡碾过社场，也曾用连枷打过油菜打过麦，还曾手扶胸前横木脚踩蹬拐往稻田里车过水。第二年，公社水渠从宏图桥、从白洋塘一路通到何家村，村里通上电有了电动脱粒机。从此告别车水时代，也告别“太阳出来满天红啊，嗨哟、嗨哟！脚踏水车赛蛟龙啊，嗨哟、嗨哟！蛟龙爱上小龙女啊，嗨哟、嗨哟！小伙儿心里乱哄哄……”的车水号子。

乡亲们没有星期天，好容易巴望到天上落雨心想总算好歇歇，却又被队长的“叫叫”催逼到田里抢插秧，或者在社场上抢堆垛。没奈何只能做生活觉着吃力时，自己给自己放个假，趁“赶落”到埠头街上“相”也就是城里人之白相。在埠头在白洋蹲久了，忽然体味农村集镇是有级别的，这级别由“落上（读如‘酿’）”确定。像我们周边的东安、成章、村前，那时是没有落上的。每逢农历初六、十六、廿六，就连邻县宜兴金坛四乡八村的人也会随潮水般人流上埠头来。

当时埠头有着全武进最宽最长的大街，即使如此埠头落上逛街几乎不要用脚，后面的人流会簇拥着裹挟着你不由自主向前、向前，直奔中街头供销社直奔上街头湟里小学旁边的思贤塘。那里既有米落，又有牛落，还有小猪落，四处响彻操各种方言形形色色的男女老少，在那儿交头接耳讨价还价。有一年稻场正当最忙，公社广播里忽然通知明天落上全街所有商店关张。恰逢一位下放湖塘的老同学漂过滆湖到西乡来，寻到何家村我这儿住夜，说是要到落上捉苗猪买“黑市米”。不禁有些担心，没想到第二天埠头街上尽管店门全关，却依然人山人海。这让我首次深刻体会流传上百年的落上习俗，生命力竟这般顽强。

日复一日田头绣地球无聊透顶到嗲程度？远远田埂上看到有个人走过来或走过去，社员们会撑着锄头议论小半天；若是碰上有大姑娘沿着渠道走过去，小伙子们“嚼白趣”更是没边没沿没关拦。一年两次送公粮上街，一月一次上街挑化肥，是小伙子们出风头的好时光。一路号子打过去，引得路边生产队姑娘围观，能让他们开心几天。但凡听说三四里路远村子放电影，姑娘小伙们会早早相约了赶过去看。

等到麦场稻场忙过，大队里会以团支部为主力排练节目，我三舅舅也会帮着导演节目或用二胡伴奏。虽说“练练年把，演演回把”，乡亲们却乐此不疲。有合唱独唱表演唱，有笛子二胡手风琴独奏，有相声快板三句半，压台戏总是锡剧移植样板戏，最受欢迎的总是《沙家浜》里“智斗”。三舅舅曾在空四军当过兵，哪怕田里再忙也会拉一曲《良宵》或《二泉映月》，夏夜里听那琴声会泛起浓浓的思乡情。

    我远没有那些老表们扛得住磨，夜工再晚也会跟着一起做，但在他们眼里惬意不过的早工却大都不开。做上十天半月，我要紧自己给自己放个假，到埠头街上新华书店或区文化站去逛逛。只要不是落上，书店的王仁会让我柜台里寻书看，和我一起东说阳山西说海；区文化站有各色杂志报纸，站长陈小保总抽空和我说些文学创作方面的事，靠着瞎写的故事曲艺，我没少在他那儿拿八角一天的“误工补贴”。

在农村，当时最大资产也就是所谓“资本主义尾巴”莫过于一人一分地的自留田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茬接一茬，自留田上没一刻是闲着的，老表们桌上有吃不完的菜，猪食、鸡食全靠它出产，偶尔也会有人弄一些起早到街上去卖。刚开始，我还种些韭菜、菠菜、大蒜、青菜、莴苣、山芋之类不要太多手脚的懒菜，后来想到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就索性不再种菜，种了速生型的刺槐、楝树，指望万一农村结婚好打家具。等到那树长到碗口粗，一纸调令我又回到常州进了厂。这渐渐长大的刺槐与楝树，后来大抵是让舅舅们给老表打家具用了。

挥手自兹去，天各一方。从那时以来这四五十年，三年两头也会再到埠头再到白洋何家村去，终究蜻蜓点水就连走马观花都算不上。也就隔了七八十里路，却又城乡两番生活两重天。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三舅舅和老表们靠着种花木靠出门打工或自己做老板，都先后在老屋旁造起新楼都慢慢过上小康日脚。三舅舅被花木公司聘去驻守大城市一些单位，做做花木成活保养，弄弄园艺设计，夜里小酒咪咪。

去年九月，忽然接到“天上老鹰大”的三舅舅指令，要我去他那儿“相”。这一“相”就是个把礼拜，倒让我对白洋对何家村有了更深的体察。何家村早就告别茅屋，家家盖起三开间三层楼，也有五开间二层楼，新楼后面有老屋。一年两季忙时家里会有点劳力，平时田里没活干村里静悄悄，没歌声没琴声，再没人唱锡剧了。老表们及下小辈或在街上开店开厂或在外地做工，村里就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守，搓搓麻将打打牌。村上人几年不见是常事，有的连过年都难会面。三舅舅早已不拉二胡，黄连树下弹琴自娱自乐的事还有谁肯再做呢？

不过，他倒也找到了新的乐趣。仰仗从小练就童子功，写得一手如从欧阳询帖上剥下来的“九成宫”，多少年后重新提笔，逐步恢复功力，而他兴之所至的涂鸦也有了些许洒脱。三十多年前，武进西南片农民几乎家家种花木，他在大田里种植草皮和冬青，又把那片“死光光”的单竹林兜底垦翻，重新培土施肥移栽一片新竹，而今早已繁衍成林。三舅舅感叹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哪！那些年都是被穷给闹腾的，只想多垦些边边角角来种菜，结果没了池塘毁了本该能有更好收益的单竹林。原来，那单竹又名苦慈，竹质细腻柔韧性强，能劈成薄如蝉翼细如头发的竹篾丝，能编织如绸似绢的工艺品哪。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年过八旬的三舅舅竟然还在镇上书画协会挂了名，近年来他也时常为乡亲们写字绘画。经他联络，我和断线三十多年的老文化站长见了面，和雄心勃勃的镇文化中心李站长接上线。听说要借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机，编印一本展示湟里巨变的书画集，我借着酒劲毛遂自荐表示愿为第二故乡尽点小义务。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忆昔抚今，浮想联翩。历史上，埠头沈家大桥曾让日本鬼子遭遇中国武装顽强阻击，中共更以埠头为中心开展武金丹宜四县交界地区的抵抗运动，陈毅挥师东进也曾在埠头集结，故有“红色埠头”之称。放眼今日埠头，岗角片5000亩、村前片4000亩国家级高标准农田通过验收，湟里村3500亩国家级高标准农田新增项目完成建设；2020年湟里镇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40.3亿元，完成全口径财政收入6.5亿元，完成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4亿元……经济发展势头当得俗话所说“发绿”，“绿色埠头”实至名归。

整理着、欣赏着，著名艺术大师、《红灯记》编剧阿甲，中国作协会员陆涛声、陆颖墨父子，当代著名杂文评论家、韬奋新闻奖得主储瑞耕，首都博物馆名誉馆长、原文化部副部长潘震宙的书画作品；浏览着、筛选着，从二十多岁到八十多岁各色埠头人的数百幅书画作品，不由我心潮澎湃。油然想起“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的诗句，于是就有了《七色埠头》这个书名。不能不说，一个乡镇能出三五个有全国影响力的文人，是一种难得的荣耀；一个乡镇能有四五十个志同道合而又时常切磋的书画爱好者，更是一种难得的机缘。

百年华诞有礼赞，小康盛世有书画。作为湟里文化的一次检阅，“七色埠头”内分两卷：上卷“故园杨柳新”又分两辑，第一辑“文星耀湟里”，收录原籍湟里闻名全国的五大文化名人的书画作品；第二辑“故园杨柳新”，收录在外地工作生活的老湟里人的书画作品。这其中，既有艺术大师的休闲笔墨，又有文化大员的酬唱之作，更有辗转各地各界人士的尽情挥洒。其笔墨或深或浅或浓或淡，却又无不流露对乡土的眷恋，无不寄托对乡亲的深情。正如阿甲先生在《乡情》一诗所咏叹：“离家岁月远，偶亦闻乡情。大树风前倒，壮苗雨后青。休吟听笛赋，应念纪碑人。世事沧桑变，故园杨柳新。”

下卷“丹青杨柳埠”，汇集在湟里土生土长当地人的书画作品。他们长年奋战在埠头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为家乡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默默做出自己的奉献。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当青春年少却又志存高远，工作之余尽情挥洒笔墨来倾诉自己对家乡的深情；更多的人正为生活奔波为事业奔忙，却又忙里偷闲笔走龙蛇放松心情调适自己的神经；还有一些人如今事业有成退休赋闲，却又不忘舞文弄墨修身养心继续发挥余热。看着书画集里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分明有一种“同为埠头人”的天然亲近。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我三舅舅的书画作品，少不了他对小康社会对农村生活对田园风光的浓墨重彩和真心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