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文
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党员中的常州人，有大家熟知的恽代英（1921）、瞿秋白（1922），张太雷更是1920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之一、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党龄比党正式成立时间还早。而同为发起人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常州人董亦湘，却鲜为人知。
早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董亦湘就已加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宣传工作者，曾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党小组长和党支部首任书记，组织和领导商务工人参加上海五卅运动，奔走于苏州、常州、无锡（时属常州）等地，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的组织，介绍陈云、张闻天等优秀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受中共中央委派，带领刘少奇等100多名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作为中山大学学生领袖之一，董亦湘在校读书期间担任助教，为邓小平等学生授过课。后任苏联内务部政治保卫局远东全权军事代表。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中，他始终坚贞不屈，坚持战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董亦湘，原名椿寿，又名蘅，谱名彦标，字叔桐，号亦湘，1896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今常州市武进区）潘家桥农民家庭。他天资聪颖，从小爱读书，求知欲很强，先在本地上私塾，13岁进入雪堰桥有名的殷彦洵私塾。当时中国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少年董亦湘虽身处江南乡间，却胸怀大志，非常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在案头笔筒上刻下14个坚毅有力的大字———“大丈夫以身许国，好男儿志在四方”。每年他都利用闲暇时间，带着干粮赶，到40多公里以外的武进县城看书买书。从梁启超《饮冰室文集》、邹容《革命军》等进步书籍中接受了新知识新思想。1915年，董亦湘在家开办私塾。他教学严谨，授课时大力歌颂为国为民的民族英雄，对那些祸国殃民的奸恶之徒深恶痛绝，深受学生们爱戴。
二、常州人首位共产党员
1918年秋，授业恩师殷彦洵介绍董亦湘前往上海，做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字典部助理编辑。1919年五四运动进一步激发他的爱国热情，也激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当时公开出版的马列主义中文书籍很少，亦湘为更好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学说，自学英文和俄文。经过一段时间刻苦努力，能够借助词典直接研读外文版马列著作了。
1921年1月，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李汉俊介绍，著名作家沈雁冰（茅盾）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商务印书馆第一位中共党员。沈雁冰和亦湘不仅是工作上的同事，空闲时还经常在一起交流对时事看法。曾共租在距离工作地不远的一幢老房子里，沈夫妇住三楼，亦湘兄弟住二楼。1921年4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沈雁冰居所召开会议，商量筹备中共一大准备工作。会上沈雁冰介绍亦湘正式加入共产党，成为在中共一大前就已加入中共早期组织的五十多名党员之一。从此，在党组织领导下，他一面孜孜不倦研究革命理论，一面坚决投身革命实践。
三、投身大革命洪流的常州人
1922年5月1日，亦湘和沈雁冰、徐梅坤等共产党员在上海北四川路尚贤堂附近组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群众集会，宣传“五一节”由来及意义，到会的工人、学生和市民有300多人，是为亦湘参加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的开始。
1923年7月9日，中共上海地方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委员分工、党内教育和国民运动等问题。会议决定将上海40多位党员组成上海大学、商务印书馆、西门和虹口4个党小组。商务印书馆党小组共有党员13人，亦湘被选为党小组长。为促进与国民党合作，发动社会各阶层进步力量投入革命运动，会议还决定成立由沈雁冰任委员长的中共上海地委国民运动委员会，亦湘为委员会委员之一。
1923年8月，按照党组织指示，董亦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相继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教育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等要职，积极帮助国民党开展改组工作。他常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领导成员的身份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说，大力推动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还在《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对外旬报》等刊上发表大量文章，系统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罪恶行径，公开宣传各国无产阶级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经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政治主张，提高了共产党的声望，扩大了影响。
1923年12月24日，国民党上海党部在斜桥湖北会馆召开全市党员大会，推选上海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亦湘和施存统受命担任监视员，负责选票统计事务。之后，亦湘频繁往来于上海、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开展活动，宣传革命道理，传播进步思想，动员和组织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亦湘还曾受中共中央委派，多次去柳亚子家里拜访，与柳亚子建立了密切联系。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上海各界公开举行追悼大会，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大会绘制了列宁半身画像，亦湘在追悼会上作《告今日追悼列宁者》的演讲，热情歌颂列宁为苏联十月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号召大家努力奋斗，争取中国革命胜利。3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追悼列宁大会特刊刊登亦湘讲稿。7月28日，亦湘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发表《唯物史观》《唯物的人生观》演讲，《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载全文。
这一时期，亦湘结识了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的毛泽东，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毛泽东送给亦湘一本自己熟读并认真点评的《唐诗三百首》。亦湘深深叹服毛泽东的学识和思想，十分珍视这本《唐诗三百首》，出国留苏期间一直带在身边，随时翻看。
亦湘受党组织委派，经常在沪宁线一带参加会议，指导各地工作。1924年10月，受中共上海地委派遣，亦湘到无锡指导当地创建党团组织筹建工作，介绍薛萼果（孙冶方）等青年学生由团转党，建立了无锡党支部。从此，无锡工人、青年和学生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更蓬勃开展起来。1924年11月，亦湘和恽代英、黄祥宾一起，启迪引导在无锡师范读书的管文蔚参加革命。1924年12月28日，亦湘和糜文溶去无锡参加国民会议，作宣传国民会议前途演讲。1925年四五月间，他和侯绍裘、刘重民等在丹阳正则女校礼堂向几百位民众演讲，宣传国共合作、打倒军阀道理，提高民众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揭露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宣传中共政治主张，扩大党在群众中间的影响，他在闸北市民外交协会创办的《对外旬报》上发表多篇宣传文章，促进了上海地区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建立，形成了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
亦湘为传播马列主义贡献突出。1924年8月到1925年上半年，他在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系任教期间，讲授社会发展史课程。他亲自编写的课程教材《社会发展史讲义》，后来公开出版，为上海多所大学采用，成为通用教材。亦湘与瞿秋白等曾在上海大学和上海学联联合发起组织夏令讲学会上讲课。亦湘先后发表《唯物史观》《人生哲学》等长篇演讲，宣传马列主义。他还曾在陈独秀指导下翻译了德国社会主义活动家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1927年3月由“教育研究社”公开出版。1925年秋，在他即将出国学习前夕，还曾受邀到上海大学中学部作《民族革命问题》的演讲。
1925年5月初，商务印书馆中共小组改为中共商务印书馆支部，亦湘继续担任支部书记。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党组织和上海市总工会发动和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浪潮。亦湘积极奔走组织联络，于5月30日当晚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党团员和职工积极分子参加上海总工会在北河南路总商会召开的大会。会后，又组织商务工人成立宣传队马路演讲，布置美术组画漫画到大街张贴。极大地激发了上海民众参与三罢斗争的爱国热情。6月4日，董亦湘与沈雁冰等发起组织上海教职员工救国同志会，在小西门立达中学召集筹备会议并发表宣言，“以救国相号召”，组织演讲团，动员和组织上海全市教职员工与学生团结起来，积极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支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6月下旬，商务印书馆工人成立了工会组织。8月，亦湘等发动和领导商务印书馆职工3000多人罢工，要求改善职工生活待遇。经过斗争，资方被迫接受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等项要求，并承认工会组织合法地位，罢工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同年12月，因资方没有履行承诺的协议条款，党组织又领导商务馆职工开展了第二次罢工斗争。
在商务印书馆，除发动群众和开展革命宣传外，亦湘还致力于发展充实党组织，先后吸收陈云、张闻天、杨贤江、恽雨棠、张宜光等一大批优秀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增添了新鲜血液和有生力量。
出生于1905年的青浦人陈云，父母早逝，从小由舅父抚养。14岁高小毕业，只身前往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成为学徒工。陈云努力勤奋，不断刻苦自学，依靠学识和才干逐渐在工友中崭露头角，只用两年就完成了本应三年的学徒期。 1924年，中共上海地委开办多间工人夜校，帮助不识字的工人扫盲，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不满20岁的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工人夜校学习文化知识，同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他非常喜欢听亦湘深入浅出讲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共政策主张，对亦湘文章很感兴趣，不仅自己经常读，而且还常找机会与董亦湘当面探讨，流露出支持革命的思想倾向。亦湘十分欣赏这个刻苦好学、慎思明辨的优秀青年。
1925年5月，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陈云和常州人恽雨棠等一批商务印书馆青年职工，在党组织号召下，毅然投身伟大的革命运动。在激烈的对敌斗争中，陈云多次和工友们说:“铁窗生涯，家常便饭;杀头枪毙，告老还乡。”陈云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出色组织能力，使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增，不久被推选为职工委员会委员长，领导商务工人罢工斗争。
陈云表现，引起中共商务印书馆党支部重视，支部书记亦湘决定吸收陈云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一番慎重考察，1925年八九月间，陈云经亦湘、雨棠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开启了为中国革命奋斗不息的征程。几十年后，陈云回忆说:“……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
引导陈云走上革命道路近两个月后，亦湘受命前往苏联莫斯科学习。直到1939年在苏联伯力被害致死，再未回到他心心念念的祖国和故乡常州。
1925年10月，29岁的亦湘受中共中央派遣，与俞秀松一起带领100多名党团员，秘密前往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出发前，董亦湘对前来送行的弟弟董涤尘说：“我们这次出国后回来，至少要放一把‘火’。”俞秀松激动地说：“对！不把旧社会烧掉，新社会就不会到来。”他们从上海出发，先乘坐轮船到海参崴，再乘火车经西伯利亚赴莫斯科。为做好途中学生的思想教育和安全保卫工作，建立了临时党团支部，周达文任书记，亦湘和俞秀松为支部委员。11月底，他们安全抵达莫斯科，成为中山大学第一届学生。亦湘改名奥林斯基·列夫·米哈依洛维奇，不久转为联共党员，成为一名具有中共、联共双重党籍的共产党员。
入读中山大学之初，亦湘因俄语功底较好，和俞秀松、周达文、王明等一同被校方编入俄语高级班学习。勤奋好学的亦湘很快脱颖而出，兼任低级班助教，参加学校教务处工作，帮助制订培养方案，草拟教学计划，购置中文图书。他既是学生，又兼任助教和翻译，深得教务处主任阿戈尔的信任。当时，中山大学中国学生大多不懂俄文，苏联党组织为尽快培养翻译人才，从在读学生中挑选了亦湘、俞秀松、李少文和王明等10多个基本能听懂俄语的人组成了一个速成班。亦湘、俞秀松等人看不惯王明夸夸其谈、目中无人的做派和拉帮结派作风，对王明进行批判教育。王对此怀恨在心。
亦湘、俞秀松等人年龄相对较大，又有多年革命斗争经验，文化水平、理论修养较高，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人又平易近人，正派公道，在中山大学学生声望很高。1926年下学期到1927年上学期，在中大学习的邓小平等人，都曾聆听过亦湘授课。然而，受到副校长米夫赏识的王明为提高个人威望，加强对中大控制，并进而攫取更高党内地位，大肆开展宗派活动，一再排挤打击董亦湘等人。
1927年6月，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毕业。在总结大会上，教职员工和中国籍学生由于意见分歧，发生了激烈争论。以亦湘、俞秀松、周达文为首的“教务派”学生，批评王明控制的支部局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与“支部局派”发生公开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并没最终结果，但也没有停止。其后，亦湘留校工作，与张闻天一起在中国革命研究室当文字翻译。他经常把《真理报》登载的中国游击战争的消息翻译成中文，张贴在校内走廊上给中国籍师生看。
1927年9月，亦湘、俞秀松、左权等中大同学在孙冶方宿舍聚餐，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同学聚会，但有其他同学听到参与者大多带有江浙口音，调侃他们是在开“江浙同乡会”。说者本无心，听者有意，王明借机在中大学生间散布流言，无端诬陷亦湘、俞秀松等人组织“江浙同乡会”，开展非法活动，图谋建立地域小团体，煽动风潮，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王明甚至指使人编造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组织序列和参与人员名单。名单共列有129人，人数早已大大超出江浙两省留学生数量。如陈启科和左权都是湖南籍，但也被列入名单。
1927年11月，向忠发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庆祝活动。王明在向代表团汇报在苏留学生思想情况时，又将“江浙同乡会”事件与学生反对支部局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指责亦湘等反对党的领导。向忠发听信片面之词，在中大一次留学生会议上扬言要“枪毙”亦湘、俞秀松。一时间流言四起，人人自危，许多江浙籍学生非常紧张和愤慨。亦湘、俞秀松和其他许多学生纷纷向中共中央、联共（中）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控告。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江浙同乡会”问题仍没定论，党内为此纷争不已，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不得不介入。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周恩来公开否认了“江浙同乡会”存在。不久，中共中央、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三方又组织了联合调查委员会，开展详细调查，发现所有可靠材料都表明，根本不存在所谓“江浙同乡会”反党集团，彻底否定了王明对亦湘等人的指控。但王明等依然不罢休。利用联共（布）开展清党、反托派斗争机会，进一步打击报复，污蔑亦湘等人是托派分子。亦湘坚决抵制王明的打击迫害，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揭露他们的卑劣行径，赢得党内许多正直同志的肯定和支持。但在王明的打击报复下，亦湘还是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分子”帽子，受到暗中监视。这就是亦湘和左权等托派问题的由来。
六、惨遭王明迫害含冤而死
1928年11月，董亦湘受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雅罗斯拉夫斯基推荐，获准进入苏联顶尖学府———列宁学院深造学习。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第三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攫取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当年秋，王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回莫斯科，遥控指挥国内斗争，推行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错误路线。亦湘、俞秀松等人坚决抵制，被王明加上了“反对中共中央领导”的罪名，再次遭到诬陷和打击。1933年初，亦湘被贬到苏联远东伯力地区，担任苏联内务部政治保卫局远东地区全权军事代表。1937年春，苏联再次开展内部大清洗运动，王明与康生在克里姆林宫面见斯大林时，趁机诬告董亦湘等人是“托洛茨基匪徒”“日本间谍”，亦湘因此被捕入狱。1938年2月8日，康生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上公开发表文章，肆意诬蔑亦湘等人是“在苏联的中国托洛茨基匪徒、日寇的奸细”。随即，苏联《真理报》和法国巴黎《救国时报》也发文附和，导致亦湘的托派嫌疑之说以讹传讹，流传甚广。但实际都是王明等为消灭异己而强加于人的不实之词。1939年5月19日，年仅43岁的亦湘在伯力狱中含冤逝世。
七、平反昭雪
亦湘逝世消息，家人一直未知。1946年，亦湘之女董梅珍带全家北上解放区寻父未果，无奈请中共中央华东局负责同志专门发电给毛泽东，查证父亲消息。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特意回电说“董亦湘确为上海工作时期的党内同志，但失去联系已久，请华东局对他的子女“特别招待，安排工作。”
1959年1月，苏联有关方面经复查核实，对亦湘作出“无罪结案”并“恢复声誉”，同时给亦湘在苏联家属发了平反通知和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对亦湘的历史冤案进行了细致复查，并于1984年5月为亦湘正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7年3月，国家民政部追认董亦湘为革命烈士。同年4月，地方政府在亦湘家乡建立纪念碑，陈云怀着对青年时期引路人的深深敬意，为纪念碑题写了“董亦湘纪念碑”六个大字。
安息吧，亦湘，常州人永远不会忘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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