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极其强调以虚写实,以静写动的表现方法。中国文人不喜欢纤毫毕现地直接描述,而把艺术感觉、艺术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揣摩和思寻,追索那些不可言传的大音、大象——美的极致,创造出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 。“大制不割” 、“道法自然”。“不割”即强调一种自然的完整性,强调自然的纯朴、素朴、浑朴。然而,至高无上的、形而上的道,要求“法”形而下的自然,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自然的美。因而,中国文学艺术家向来把刻苦的技巧训练与不露刀斧凿痕的无技巧境界结合起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毕生孜孜以求的艺术境界的写照,也是他们艺术道路的真实反映。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相比,大体上说,西方文学显得直截了当、率性任真,中国文学则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西方文学倾向于锋芒毕露深刻广大,中国文学则倾向于绵里藏针机智微妙;西方文学尚一泻千里的铺张,中国文学则尚尺幅万里的浓缩。这种审美观在总倾向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中国文学演进的内部因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首先要考虑到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所以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突出。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体发展的不平衡。每个文体都有一个从萌生到形成再成熟的过程,所谓文体发展不平衡,包含这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各种文体形成和成熟的时代不同,有先有后。另一方面,各种文体从萌生形成再到成熟,其过程的长短也不同。
二、朝代的不平衡。各个朝代文学的总体成就是不一样的,有的朝代相对繁荣些,有的朝代相对平庸些,这很容易理解。
三、地域的不平衡。所谓地域的不平衡包含两方面的意思:
一是在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的变化,呈现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状况。其次,在中国文学的演进过程中,有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
1:俗与雅之间相互的影响
2: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3:复古和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
中国文学史可以分成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三古之分,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在三古之内,又可以细分为七段。
三古、七段的具体划分如下:
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时期
第二段:秦汉时期
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
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A;上古期
上古期的第一段是先秦文学。在这个阶段,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由群体到个体的演变,《诗经》里的诗歌大都是群体的歌唱,从那时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屈原出现,经过了数百年之久。
上古巫史不分,史从巫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人事的记录,这是一大进步。而士的兴起与活跃,对文学的发展又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先秦文学的形态,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这种混沌的状态,成为先秦的一大景观。所谓文史哲不分,是就散文这个领域而言,在讲先秦散文时,我们无法排除《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也无法排除《周易》、《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哲学著作,因为那时还没有纯文学的散文。至于诗歌,最初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 《吕氏春秋》里记载的葛天氏之乐,以及《尚书·尧曲》里记载的“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都是例证。《诗经》、《楚辞》中的许多诗歌也和乐舞有很大关系。 风、雅颂的重要区别就是音乐的不同,据《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零五篇都可以和乐歌唱。《楚辞》中的《九歌》是用于佘祀的与乐舞配合的歌曲。
上古时期的第二段是秦汉文学。秦汉文学出现了不同于先秦文学的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是创作主体的处境有了变化,战国时代游说于列国之间的士聚集到统一低过的皇帝或者诸侯王周围,形成若干作家群体,他们以歌功颂德或讽刺喻谲谏为己任。如武帝时期的司马相如、东方朔,吴王门下的枚乘、邹阳。这些“言语侍从之臣”正好成为大赋这种汉代新兴文体的作者。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相适应,汉代文学失去了先秦文学的生动活泼与多姿多彩,而形成格式化的、凝重板滞的风格。然而,对于中国诗歌来说,汉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朝代。《诗经》那种四言的躯壳到汉代已僵化了,楚辞的形式转化为赋,汉代乐府民歌却以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活力,先是在民间继而在文人中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并由此酝酿出中国诗歌的新节奏、新形式,这就是历史不衰的“五七言体”。
B;中古期
中古期从魏晋开始,经过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到明朝中叶为止。中古期的第一段从魏晋到唐中叶。这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阶段,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达到鼎盛的阶段。诗,占据着文坛的主导地位。文向诗靠拢,出现了诗化的骈文;赋向诗靠拢,出现了骈赋。“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合称三曹,是建安时代最为优秀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