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今年48岁,1997年开始做垃圾清运工,老婆也从事环卫保洁工作,女儿长大后同样在环卫所做保洁管理员。他还有个儿子,高职在读。面对记者采访,老黄说”我很幸福,也很满足。“
这是《常州日报》2020年10月28日的一篇报道。不长的文字,没有配图,也没有华丽辞藻,读下来却让人感动,也让人有些唏嘘。
现在,中国已经实现全面小康,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甚至早早就进入了现代化行列。不论社会保障还是人均收入,这些发达地区都处于全国较高水平,即使拿到全世界去比,排名也相当靠前,起码在全球中等以上。但是一段时间以来,经常能听到某些牢骚抱怨,说什么”佛系“、”内卷“、”996“等,散布一些不满情绪,传播一些负能量。而且,越是在这些先进发达地区,这样的牢骚抱怨声音就越响。此前有过”幸福指数“调查,显示中国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幸福指数要高,中低收入人群比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指数也高。
为什么老黄一家”很幸福很满足“,而相对他们条件好得多的一部分人却不能感到幸福和满足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以为,个人心理预期、相互间盲目攀比、个人价值的社会评价体系混乱等,是主要原因。一个人,收入明显高于社会平均值,物质生活条件也在社会平均值以上,但是当他看到别人开豪车住豪宅,又在群体议论中被拿来比较,往往就会受到较大压力。以前的社会,强调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现在呢,谁有钱谁风光,谁官大谁地位高,每个人在各种功利性评价中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地位差、阶层差,普通人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如果再受到点不公正待遇,日积月累下,难免就会产生较大的负面情绪,也就很难产生幸福感和满足感。
今年48岁的老黄,正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一家人还住在公租房里,想必生活压力也不会小,但是他却直言”很幸福很满足“。我想,他的幸福与满足感,很少程度上来源于其物质生活条件。新闻报道称,老黄从安徽阜阳来到江苏常州后,常州市给予他很高的荣誉,先后获得过如下称号:常州市技术能手、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江苏省十佳职工、全国优秀环卫工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乃至全国劳动模范。如今,老黄除了环卫保洁的本职工作,还担任区总工会兼职副主席的职务。这样的社会评价与社会待遇,是多几千几万元钱换不来的。
很多年前,人与人一律平等,劳动者也有很高的社会荣誉。掏粪工可以成为全国明星,农民与木匠可以出入高级别庙堂。现在呢,即使白领如名校毕业程序员、银行高学历职员,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沦为”码农“、”金融民工“。这固然有自嘲成份,但其精神家园明显缺乏关心爱护。
如何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积极健康起来,如何找回我们的主人翁责任感与幸福感,《常州日报》今天关于老黄的这篇报道,值得引起更大的关注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