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节说文化】

在中国文化史上意义非凡的这件大事，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携手完成

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云冈石窟考察，真切关心云冈石窟文化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云冈石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这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要坚持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利用好。”

云冈石窟历经1500多年的浸润，曾被遗落在历史的纵深之处。绵延而悠长的丝路时常回荡起清脆的陀声，尝试唤醒你最深处的记忆。让我们轻轻拭去满目的遗尘，找寻留存下的绚烂多彩的印迹。

欣赏活化的文物 领略游走的云冈

云冈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构成了人类艺术长廊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展现了公元5世纪前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盛况，见证了佛教艺术传入古代中国后独立发展的早期特征。这座珍贵的石窟文化遗产，历经1500多年的历史冲刷，依然完整地屹立于中国北方一座普通之城的崖畔，实属不易。因为它曾被世人遗忘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深处，直至近现代以来，有了多名有识之士的关注和保护，以及诸多研究团队的持续探究，才得以修葺完善，渐趋形成保护和研究并重的良好态势。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全国战事危急时刻，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先生及夫人林徽因协同友人一起，日夜兼程，克服种种困难，调查了华北、中原地区的古建筑，拍摄和记录了大量珍贵的庙宇、石雕、佛像等照片和资料，他所著的《中国雕塑史》和《佛像的历史》是集中论述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的著作。在《佛像的历史》一书中，他说：“第一批重要的纪念性雕像见于大同云冈，即北魏第一个都城。”他们留存下的极为可贵的石窟遗址及图片资料，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开展石窟寺的调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图片资料，梁先生对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关注和专研，为后继者开启了深入研究的路径和开阔思路。20世纪80年代，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北大考古团队，对云冈石窟进行了细致的调研，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窟龛及雕塑作品进行了分类研究，结合国内外研究者的看法，更为细致地提出了云冈石窟的具体分期问题，成为今天研究云冈石窟历史分期的重要参照。

从1952年“大同市古迹保养所”的成立，至2006年云冈石窟研究院的成立，国家和山西地方政府对云冈石窟的维护和修缮工作持续开展。相关条例和地方法规的制定，为云冈石窟保护系统工程的开展提供了保障，特别是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进行的“三年维修工程”，使得面临坍塌严重的云冈石窟化危为安。之后的“八五”计划、国道改造工程、防水修复工程及云冈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开启了云冈石窟保护和研究工作的新篇章。2001年，云冈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进一步将云冈石窟的保护和研究推向一个新方向。2019年，云冈石窟研究院历时近7年的《云冈石窟全集》（20卷本）出版，全集采用数字化设备，大规模全方位采集了云冈石窟彩色影像资料，比日本出版的16卷本的《云冈石窟》更为全面精细，成为云冈石窟研究的代表性阶段成果。

目前，云冈石窟所实现的1:1复制洞窟和异地大展，是数字化时代云冈石窟科学保护和深入研究的新突破，可复制、可拆装、可运输的石窟研究成果，打开了云冈石窟“行走”世界的步伐，此外，“云冈石窟全景漫游”全新上线，为足不出户体验云冈石窟提供了新方式。科技与匠心的完美结合，实现了让千年之久的文物活起来，走出去的目标。

寻觅丝路的文明 聆听历史的回声

石窟原是古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主要开凿于山崖间，最初是作为佛教信徒坐禅修行的场所，也被称为石室，后来演变为石窟组合，其中“禅房窟”“塔庙窟”这两种石窟模式在印度较为普遍。伴随着佛法东渐，源于古印度的佛教艺术沿着动荡而绵延的丝路远播于辽阔的西域诸地，进而随南北贸易路线，渐趋深入内陆。这一外来的宗教艺术形式与中国传统艺术接触与碰撞后，便在互促与交融中举步前行。在历经了漫长的孕育与发展后，加之匠师们虔诚的摹写与再创造，远道而来的佛教艺术便在古代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至南北朝时期，迎来了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繁盛期，形成了独具中华民族风貌的佛教艺术形式，云冈石窟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石窟文化发展的早期代表之一。

石窟规模宏大，气势恢宏，窟内造像精美，雕塑技艺精湛，造像题材丰富。据统计，现留存下的主要洞窟有45座，窟龛200多个，造像5万多尊。作为中国石窟艺术中全石化雕刻的代表，云冈石窟雕刻艺术达到了极高的创作水平。整个石窟群雕刻面积达18000平方米，佛像的可塑性极强，最高的造像17米，最小的造像仅2厘米，巨大的佛像和娇小的雕像相映衬，连同布满窟龛的诸多造像和装饰纹样一起，营造出富丽繁盛的石窟艺术。梁思成先生曾指出，云冈石窟“非中国”的表现甚多，或明显承袭希腊古典宗脉，或繁复地掺杂印度佛教艺术影响，依据云冈诸窟的雕饰花纹的母题及刻法，佛像的衣褶容貌及姿势，可知中国艺术从此时伊始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集聚地，云冈石窟的佛教艺术展现了南北朝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印记。云冈石窟中的装饰纹样式样丰富，造型多变，具有重要的装饰功能和丰富的审美意蕴。装饰花纹在云冈石刻中种类繁多，有莲瓣、卷草纹、忍冬草、绳纹、璎珞、花绳等。这些纹饰大都源于域外的母题，如形式多样的卷草纹多出于波斯、希腊的装饰艺术，诸多随文化艺术传播和贸易交流传入的装饰纹饰，在中国古代的装饰艺术中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和运用，鉴证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现象。部分装饰纹样甚至超过了殷周秦汉之际的云纹、雷纹等式样，成为中国纹饰中的重要形式，被广为运用，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云冈石窟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更是多元文明交融的典范。云冈石窟所在地平城（即今天山西大同市），曾是北魏都城，这个因古都而兴盛的城市，成为当时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政权迁徙，加之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角逐不断，至北魏建都平城之时，沿途经历了多民族文化艺术的碰撞与交流，平城自然聚集了多方文化的汇聚。独特的历史因缘，成就了云冈石窟的盛貌。石窟文化，这一源于古印度的艺术形式，为何会在北魏都城平城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和传播，这还得从云冈石窟开窟建寺的历史说起。

和平初年，即公元460年，平静的武州山石破天惊，著名高僧昙曜继师贤后受任于沙门统，受北魏皇室所托，负责在灵岩秀丽的武州山崖开凿窟龛，雕凿佛像，建成了著名的“昙曜五窟”。作为云冈石窟早期造像的代表，昙曜五窟的造像浑厚圆润、沉稳肃穆，其庄严、宏大之势彰显了豪迈的气势，是西域遗风与少数民族艺术交融的产物。中期造像精雕细琢，装饰华丽，出现了中国式的佛衣样式，渐趋出现了佛教造像的中国化倾向。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后，云冈石窟的建造步入了晚期，出现了窄肩长颈，面相清丽，比例适中的佛像造型，与早期的恢宏气势相比，晚期造像转向民族化和世俗化趋势，这是北魏晚期汉化政策在石窟造像上的呈现。

窥探繁复的雕饰 映现多彩的记忆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这样概述云冈石窟的开凿盛况：“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因武州山南麓特殊的石质，为云冈石窟的凿刻提供了天然的保障。与其他石窟寺相比，这里以主题突出的佛传浮雕、精美细致的装饰纹样，以及富有活力的乐舞雕刻著称。它汲取中西文化艺术之精华，融中华传统雕刻艺术之技法，创造性地开启了西来样式的本土化、民族化、世俗化的转向。西域的绚烂旷达、北疆的雄浑豪放、中原的优雅细腻，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风貌在这里结成了丰富多彩的石刻艺术，映衬出历史长河中璀璨的记忆。

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第12窟，是云冈石窟中较为华丽多彩的洞窟之一，被称为“五华洞”，世人亦称其为“音乐窟”。这是一个有着前后两室的窟洞，整个窟内装饰华丽，窟龛内刻满了形态各异的飞天伎乐和各式器乐，演奏者神情飞扬，动作娴熟。走进库龛，置身其中，好似一场规模盛大的音乐会正有序地进行。此窟乐器样式丰富，真实地展现了当时各民族乐舞融合的盛貌，是一千多年前的人们留给后世的珍贵音乐宝藏，是多民族艺术交流的结晶，为今天我们了解和传承古典文化艺术保存了丰富的实物资源。

石窟中留下的乐舞、百戏及杂技等雕刻，是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反映。异域而来的佛教艺术，在与中华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渐趋融会贯通，形成了有异于印度原始佛教艺术的发展模式，在儒、道、释文化的交汇中，走向互鉴交融的态势。特别是云冈石窟中晚期造像，一改西域和北方民族的粗犷壮硕的样式，转向南方清俊秀丽的造型特征，佛像及菩萨造像走向清隽神秘之态，具有理想美的特征。

特殊的历史境况铸就了独特的艺术风貌。受当时社会政治变迁，文化交流的内在影响，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分期是相对明显的，前期以朴拙的西域之风渐长，加之胡风胡韵的融合，雕刻中多出现大佛形象，窟龛形貌给人以巍峨庄严之感。后期石窟的营造逐渐向清丽隽秀的中原之风过渡，正式开启了中华佛教艺术独立发展的新风尚，形成了独具民族精神的艺术风格。清丽飘逸的主尊、静谧幽思的菩萨、欢愉舞动的飞天，憨态可掬的弟子、虔诚祈愿的供养人构成了窟龛内的主要雕刻内容，它们穿越了千年的光辉，将嘴角那抹神秘的微笑带到了今天，乃至更远的未来，其震撼灵魂的微笑中深谙着无尽的仁爱之美。

匠师们以富有生命意味的流动线条，流转出自由飞扬的美好境界，成就了中国飞天艺术形象的丰富内涵。它们承载着我国远古羽人和飞仙的意识，是中国人孕育的一个永远的梦。从早期的朴拙之风到轻舞飞扬、简练明朗、清逸飘洒的风格演变，得益于当时历史大背景下儒、佛、道、玄的碰撞与交流，特别是道、佛的交流与互促。原初道家的隐逸情怀，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羽人形象，与佛教艺术中的天人一起，共同成就了云冈石窟中飞天意象的深厚意蕴。儒、释、道审美趣味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云冈石窟中以“和”为美的造像布局，以“清”为美的形貌神韵，以“超凡出世”为倾向的体态气度。

云冈石窟的雕刻艺术较为形象地记录了佛教艺术由印度及中亚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展现了佛教艺术中国化早期的世俗化、民族化的演进过程。多民族艺术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全面而深入的互鉴和融通，它一方面承继了汉代艺术的雕刻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古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创作手法，孕育出独特的云冈风格。云冈石窟艺术展现的是多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包容、接纳、改造和再创造，乃至形成了民族风格的过程。这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流长和延续的一个很好范例，体现了中华民族开阔的文化胸襟和包容之心。

云冈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对其保护和研究并重显得异常重要。文物沉积了丰厚的历史记忆，更是展现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让文物活起来、走出去，让更多的人走近它了解它，能更好地可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挚爱，丰富社会文化和人们的精神生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应做好丝路文化的承继与发展，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文化自信。回望一千多年的云冈，聆听来自遥远的丝路上的陀铃，无数精美的石刻记录下太多历史的印记，集中外文化精华于一体的云冈石窟，正从历史深处走来，走向世界，走进世人心田。

跨越千年历史的云冈，与世界的因缘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