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新散文集《轶风拾零》之三

          新散文集《轶风拾零》之三     

浅识汉代杨雄的《书论》

陈平

古人云，墨书坻千金，好字竞百诗，说明中国书法艺术的地位在历史上一直非同小可，所以能写出一手好书法作品者，其价值可谓坻千金、竞百诗也。前提应与汉代学者杨雄说；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这话有互文的修辞，前两句的意思合并是任性，自信，而不胡乱，自以为是的人创作之时，写出的话句不能传达出心中的意思，（要表达尽意）真是难的啊。

文选沈休文【沈约,公元441~公元513年，字休文，汉族，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谢灵运传论：“延年之体裁明密。”李注云：“体裁，制也。”文章体裁：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文学体裁：诗歌、小说、戏剧、散文。

言不必繁而皆中于伦，是谓得言之解；书不必多而皆应于法，是谓得书之体。得言之解，故言足以达其心；得书之体，故书足以达其言也。大意就是，深知语言奥义，说话能一语中的、解释明晰，写文章挥洒自如，暗合法理。

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也……书不必多而皆应于法，是谓得书之体。得言之解，故言足以达其心；得书之体，故书足以达其言也。能够做到这些的结果，必然就是“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也就没有人可以抵挡了。

所以杨雄才说，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面相之辞，相适余，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尽尽者，莫如言，弥论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昏昏，传千里之……莫如书。扬雄认为，人们所表达的“言”和“书”应该是其“心”中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他说：“无验之言之谓妄。君子妄乎？因此，扬雄认为“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当然，汉代杨雄所说的“书”是相对而言的，即有言辞的书面记载，不仅指文字本身的形态艺术——书法，而且还指文字表达的意义——著述。指出了“书”的社会功用既是表达人的内心情感和交流思想，又是记载古往今来、天下万物。沟通古今的言语，由此窥见人的内心世界，这也是让“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的原委。

杨雄的“心画”说，虽不是专就书法而言，却对后世论书的影响极大，赋予了书法以新的观念与意义。书法艺术注重个性、品格以及道德、修养的思想观念亦即滥觞于此。历史上，人们论及书法时，都援引或发挥杨雄的“心画”说，同样，相传柳公权曾经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是沿袭了扬雄的这个说法。这种观点是希望利用内在系统的调整，进而使外在系统更加改善。而前提则在于二者要统一。

汉未的蔡邕就强调这种书法人的心理特征。他在《笔论》中写道：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所谓书法，是性情的发散和表达。要进行书法创作，先抒发感情抱负，放任性情，然后再创作；如果因为某事而不得不书写，就算是有名的中山兔毫笔也写不出好作品来。

所以，书法，应先静坐沉思，让意念随意释放，不说话，不喘气，收敛神采，如同面对非常尊敬的人，这样的话就不会写不出好的作品来。书法作品的形体，如同人的形体，如入座如行走，如飞翔如运动，如过去如将来，如躺卧如直立，如忧愁如欢喜，如虫子吃植物叶子，如锋利宝剑长长戈戟，如强力弓箭，如水火云雾，如太阳月亮，挥洒纵横如某种形象，才能称之为书法。

唐人孙过庭在《书谱》中说书法：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柘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意思是以严肃的风神来使它威凛，以妍美的姿致来使它温润，以瘦硬老劲之笔来使它矫健，以安闲雅致之态来使它和婉。这样，才能够显露作者的性情，体现作者的哀乐。检验用笔浓淡、轻重的变化，自古以来标准都是一样的；体味从壮年到老年书法意境的差别，—辈子很快就消耗在这上面了。唉，不深入其门，那里能够了解到它的奥秘呢！

观察笔法中悬针垂露似的变异，奔雷坠石般的雄奇，鸿飞兽散间的殊姿，鸾舞蛇惊时的体态，断崖险峰状的气势，临危据枯中的情景；有的重得像层云崩飞，有的轻得若金蝉薄翼；笔势导来如同泉水流注，顿笔直下类似山岳稳重；纤细的像新月升上天涯，疏落的若群星布列银河；精湛的书法就好比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是人力能成就的，实在是智慧与技巧的完美结合，使心与手和谐双畅；笔墨不作虚动，落纸必有章法。在一画之中，令笔锋起伏变化；在一点之内，使毫芒顿折回旋。

韩愈更认为书法都由“心”与“情”的产物，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张旭的书法“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草书焉之”。

清人刘熙载又将“心画”提升到“心学”的位置，他在《艺慨》中说：杨子【杨雄】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心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

这些观点都说明了书法的“心画”，是指书家的思想、感情、精神品格都会在书法中折射出来，书法具有表意抒情、表达人心的功能，书法是书家、文人游心其间、陶情冶性的精神渊薮。

书家与自创的诗体挥毫就成，用“书为心画”“诗为心志”完美结合，不仅表达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更赋予书家自由驰骋的广泛空间。

苏轼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

君子小人之态，在书法中不可掩盖的体现出来，这在苏轼看来是书法的第一判断标准。中国文化中的艺术观和西方以及现代是不同的。苏轼又说：钱公｛钱公辅，江苏武进人。宋代诗人。苏轼挚友｝虽不善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

由此可知，在中国文化中，艺术是人格人品精神的外化，是小道，做人处事的精神价值才是大道，这个和现代艺术“为艺术牺牲”的观点完全是相反的。古人认为艺术可以教化心灵，是一种方便之法，而不是根本。分析古代艺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鸣乎哀哉，君子小人之陋态，在书法中不可掩盖的体现出来，如此精辟的剖析不仅令俗人望尘莫及，更让假文人们难饰其内心之局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