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与回报
汪作黼于1921年3月4日逝世，光阴荏苒，距今差不多百年了，我作为他的曾孙也也已年过古稀。今天，我们这个家族至少有上百户人家，散居全国各地或移居海外了，大多久不通消息，连地址都不知道，每家每户都围绕自己的小家庭过日子。老人很少有人回忆三锡堂当年情景，年轻人更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也是步入现代社会后的总趋势。
我们和三房的亲族来往很少，多数情况不清楚，只知道其中境况最差之一的汪作黼的一个孙子，年轻时靠变卖祖产糊口，中年后家产败光，靠拖板车谋生。解放后，他儿子参军当上军官，转业后到常州当干部。又后来，他孙子考上清华大学，出国深造，全家在美国定居。大家族的子孙这种起起落落极具戏剧性和典型性。
二房的人中多数也不清楚，只知道：
汪寿珍是从常州市医药公司的总工程师岗位上退休的。
汪榴珍夫妇是二房中与我家来往最密切的，她叫我父母亲叔叔、婶婶，非常恭敬，我叫她大姐。我记得，她还请我们全家看了一场电影，好像是《董存瑞》，看完电影后还请我吃点心。她和路锡坤结婚时还邀请我们全家参加她的婚礼。记得婚礼上她的同事们要他俩亲热拥抱，她怕羞，好不容易靠在一起又害羞躲开了，同事们则兴高采烈喊，“不行，不够格！”
后来，她还把他们的头生子路宁一给我妈妈喂奶。夫妇俩后来成为常州著名的画家，作品被多个美术馆收藏，他们的作品入选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华名家翰墨精品集》，并获得金奖。她赠给我父亲很多珍贵的作品，我们都珍藏着的。
图1.《青果巷文化记忆馆》中的路锡坤与汪榴珍夫妇
1990年，修元伯伯的第三个儿子汪叔游从加拿大回国探亲，他在台湾时曾在台湾中山大学当教授。该大学于1960年创立，2001年正式名为中山医学大学，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和湖北医科大学等缔结为姊妹校。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将电子技术应用到中医医学方面，我国许多期刊杂志都介绍和引用他的文章。退休后赴加拿大温哥华定居，继续行医。以后，他们夫妇俩也多次回国，还参加过南京举办的医学会议，在南京还住在我家。
他告诉我们，刚到台湾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他哥哥就是那时候因患病和饥饿而去世的。
图2.台北中山医学大学校徽
图3.舍弟与汪叔游夫妇1993年在温哥华合影
图4.我大陆医学期刊引用汪叔游教授论文的部分截图
我的三个姑妈都没有留有后代。叔叔的几个女儿在上海生活，也多年没来往了，也是地址都不知道。
我们父母亲生了8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生下没几天就夭折了，一个孩子刚生下就去送出去，也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想到她，我就不禁惨然。一个妹妹中年时罹患癌症去世了。现在就是我们兄妹四人。
我的大妹妹汪孟英，是家里的长女，是我家兄妹中最勤劳，最坚强，也是经历最坎坷的。因我名字中有一“孟”字，她跟我排名。父亲说，她命属天医星，清代有一著名中医，名王孟英，也就取名叫“孟英”，比王孟英多一个三点水。后来，她真的当了中医，好像早就命中注定似的。
我们俩只相差两岁，小时候是我最好的玩伴，一起收集彩色糖纸，一起在院子里的玉兰树底下玩耍。她小时候非常可爱，我们在门口玩的时候，过人经常会情不自禁弯腰爱抚一下她的脑袋。有一位亲戚太喜欢她了，特地带了照相机来给她拍照，她却一直哭个不停，那亲戚说，哭也可爱，依然拍了不少张照片。
她后来遇到不少苦难。早在三岁时，因脸蛋上有粘了一粒米饭，在厨房里被一只公鸡啄了一口，满脸是血。我父亲最疼爱她，气坏了，立刻把那只公鸡杀了。五岁的时候，我带着她从台阶上往下跳，她跌倒了，又是满脸的血。我没被母亲少骂。
我家里的事情从来不管不问的，而她还没到上学年龄就开始帮家里做家务，我也从没当一回事，几乎没有印象。然而，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我生病在床上，她在天井里洗碗，突然，“哇”的叫喊了一声，浑身湿透跑进来，大哭着喊，“不好了啊！”
我穿着衬衫从床上跳起来跑到天井一看，只见一根水柱从龙头顶上冲出来。原来，她为了让出水快一点，不断将龙头拧大，将龙头的柄和盖子一起拧了下来，水立刻从龙头顶上冲了出来。我赶紧冲过去捡起龙头的盖子和手柄，想按到龙头上，猛烈的水流立刻冲到我身上，冰凉的水流激得我“啊！”的惊叫了一声，龙头盖也丢了。第二次，我咬紧牙关眯着眼睛终于将龙头按上去拧紧了。
图5.自来水龙头喷水（电脑绘画模拟）
我现在还对这件事印象非常深刻，今天想，她那时还只有四五岁，就这样帮着做家务，越想越觉得真太难为她了。
回常州后，她还在上小学时，家里7口人的衣被就都是她洗的了，被子太大，洗不动就用板刷刷，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只能到井边一桶桶吊井水过来。母亲接了缝纫活，她功课再忙，也帮着缝纽扣洞，帮家里挣得收入，维持生活。16岁初中毕业，因患肺结核不能升学，休学在家，17岁时随父亲去广化区福利医院，拜中医万济民为师，学徒期5年。一边继续做家务，同时还要上夜课，参加考试。1964年7月参加常州市卫生局组织的中医满师考格，她理论和临床均获得通过，然而，当时常州出台一项政策，中医学徒毕业后，自谋出路。于是，考试合格者不得不离开医院到社会上去当临时工，而不及格者则继续留在医院里，以后倒都转正了。她就只能以临时工身份由到常州试驗机厂当厂医。文革开始后，转到纺织机械厂卫生所工作。
1969年，我被哄骗进了一派群众组织的据点，当时，正当武斗阶段，双方下手很狠，有两个中学生就被据点里的人枪杀的。她得知消息后急得直哭，她在厂里关系好，托了那一派的群众组织的头头，把我营救出来。
1970年元月，在广化医院的某些人迫害下，我家全家下放，还牵连上她，一起下放到当时常州下放地区最远的高淳农村，过一条河就是安徽了。我一路送他们去，大卡车开了好几个小时才到。晚上，还没安顿好，就有农民听说有医生来了，特地上门找她治病。
在高淳农村收入太低，纺织机械厂的工人师傅盛汉阳十分同情她，设法帮她迁到武进县鸣凰塘田大队卫生所当赤脚医生。1975年4月按排到武进农药厂当厂医。
1976年冬天，为了取到最小妹妹的上调資料，她寒冬腊雪从常州赶到高淳，当时漫天大雪，从高淳借住的村子沿石臼湖圩堤岸赶到办事处，大雪深及膝盖，雪地又湿又滑，她用一个棍子撑着，每天来回走60里，一路上湖岸边一片冷清，环顾四周茫茫雪海看不到一个人，万一一不小心滑倒跌进湖里面，救的人都没有。她就这样連续走了3天，共180华里，总祘把妹妹的手续办好。
我妻子根据她的这次经历，画了一个女子在雪地上独自前进的一幅画，象征我们全家在艰难条件下的努力奋进。与她当时现场情景略为不同的是，天空出现了一缕阳光，远山和湖中的冰雪已经融化了，意味当时大环境开始转暖了。
图6.冰雪中前进（油画）
1992年后，母亲中风卧床两年多，她天天来帮母亲翻身清洗，母亲虽然长期卧床，但直到去世都没有生褥疮。
我们兄妹感情很好，但是，我是一个只管自己业务和读书的事，家里其他人的情况我很少关心，只知道她还是只有二十多岁的时候，一次可能是低血糖吧，昏倒街上。后来，还有一次站在凳子上擦窗子，跌了下来，当场昏迷。幸好都无大碍。她现在虽然也七十多岁了，依然很健康，每天上午和下午，被轮流邀请到社区医院等几个单位工作，每周上十个半天的班，晚上在家还不断有人上门来求医，真忙不过来。稍有空就立刻忙家务，真是一刻都不息。
她非常坚强，我从没看到她在苦难来临时在家里哭过。全家下放到高淳，当天晚上就有农民来求医，她给了半片药。她转过头来微笑着对我说，这里的人很少吃药，不像城里人吃的太多的药，有抗药性，半片就够了。已经到了“流放地”了，她居然还那么淡定。
我在家里虽然是长子，但是，除了每月将工资交给母亲外，其他什么是都没放在心上。她作为长女，对我家的贡献真莫大焉！
我弟弟出生在上海，三岁左右的时候，忽然发现他不见了，急得到处去找他。幸好，没多久在提篮桥一户人家找到了他。原来，大家没注意时，他一人走出家门，回不了家，被那人家留下了。那家女主人说，这个孩子真可爱，我们留着吧。男主人说，那不行，要是给人家发现了，告我们拐骗儿童的。
父亲有两个朋友先后对我母亲说，“太太，你的面相好，今后有个很有成就的儿子。”父亲就把我们弟兄俩的生辰八字给他们看。他们说是他，当面看到他后，还连连称赞说，这孩子头平额阔，好相！
后来，我们全家回到了常州，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个很乖的孩子，不像我那样调皮捣蛋。记得有一次，他一面来回跑，一面不断回身“呯”的一声关门，嘴里说，“不让你跟我，不让你跟我！”原来他是不想让自己的影子跟在自己身后。还有一次，冬天的时候，他穿着衣袖长过膝盖的棉袄，对着家里的房门一次次张嘴哈气，看水蒸气在门上飘动。非常活泼可爱。他不像我，不喜欢张扬，许多事我们都不知道。有一次，邻居的小孩说，他们到池塘边玩水，有个孩子掉进了水里，他游泳过去把那孩子从水里救上岸了。这事，我们从来没听他说过，连他会游泳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居民身体普查，发现他有吸血虫病，很可能是游泳时得的吧。
他小学是在新坊桥小学，中学是在椿桂坊的常州市第一中学。文革开始，他上高中，先是和三位同学全国大串联，跑了些地方，见识了一些场面。回来后，学校已经停课，他开始自学大学的数学和物理课程。1969年知青上山下乡，他和三位同学一起到金坛插队落户。春节时，他和三位同学在当地买了鱼，骑自行车回来，天黑了，实在疲倦，骑着、骑着……就瞌睡了，不止一次从车上跌下来。
条件是很艰苦的，但是，他很乐观，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当地有一个长荡湖，风景很美。前途茫茫，田里的活实在太苦，有些知青开始学手艺，例如：木工、裁缝之类。也有同学劝他这样，但是他坚决拒绝了，继续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自学大学课程。就这样在金坛插队了五年。
五年后的一天，大妹孟英认识一个人，其朋友与上海一制药厂有关系。这家厂想找单位将普通盐酸加工成高纯度盐酸作他们的原料。他们两人不懂化工，而我弟弟已经学了不少化工知识了。于是，他们就与我弟弟和他同学何浩明，四人一起到武进县漕桥中学去搞盐酸提纯。非常巧的是，他们常州市第一中学教生物的过永炎老师也正下放在漕桥中学，师生见面分外亲切。
该校是1906年由当地士绅赵颂眉、孙芝耀等发起的，名为“振声高等小学堂”源自赵氏宗祠对联“扈跸南渡，丕振家声”。1942年，扩建为“振声中学”，聘请留美博士徐仁铣先生为校长。1943年徐仁铣先生病故，由赵介武先生任校长，聘史绍熙为校务主任、总理校长事宜。1956年改为公办，更名为武进县漕桥中学，学校规模逐年扩大，有高中8个班、初中9个班。学校历史上著名教师有:史绍熙(原省常中校长)、杭海槎(原苏州高中校长) 、周澄(光华大学教授)、徐仁铣(留美博士)等人。
我弟弟很快就将高纯度盐酸很制造出来了。我去了一次，他们的宿舍是一个教室改的，非常简陋，看了很觉得心酸。但应该比金坛插队的泥房草棚要好多了。高纯度盐酸出来了，学校有了利润，他的工资有50元一个月。大大减轻了当时我们家的负担。
附近的大队书记看了羡慕不已，也想搞个产品。正巧，我同事张玲玉听到附近一化工厂的朋友说，他们厂需要将一种化工原料提纯了再用，但总是不过不了关。张玲玉就向我弟弟讲了，于是，他就决定做这个产品。这可不是提纯盐酸那么简单，那都是些玻璃烧瓶之类的，而这一次是要上钢制的精馏塔了。大队可怜兮兮的一点资金都用完了，大队书记不得不把自家的猪卖掉填补资金缺口。把全大队的资金都交给一个才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万一不成功怎么办呢？大队书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一想到这里走路都心狂跳。建成后，第一次还真的不行，不得不把设备拆掉了重搞。第二次，成功了！产品卖给城里的工厂，整个大队欢天喜地。
于是，公社的于书记来请我弟弟搞产品了。
于是，他到常州制药厂图书资料室查资料。看到那么年轻的孩子居然能查外文资料，引起了资料管理员施文鸿的注意。施文鸿也是名技术员，业务很精通，当时由于身体原因暂时在资料室里工作。他很快就和我弟弟有了很好的友谊，带他一起到上海查资料。他推荐一个染料中间体产品，国内奇缺。上海有一家厂生产，规模不大，勉强生产。但是，要照搬上海的工艺的话，单分离用的冷冻机就要十多台，一个公社的财力完全承受不起。他从物理化学原理加以分析，觉得可以用另一条路线来分离，没经过小试就直接建设备了，真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设备安装后，一座塔漏得很厉害，堵不住。常州化工厂的老师傅来帮忙把塔密封住了。工作非常辛苦，氯气味也很重，多年没发作的哮喘也发了，晚上只能坐在床上，不能躺下来。但是，产品还是出来了，卖了好价钱。
这时候，出台了一项政策，全家下放的子女允许一人返城。我家还有他和我小妹妹在农村。当时小妹妹19岁，他已经29岁了，也有了未婚的女友。他毅然放弃自己的名额给小妹妹，周围的人都不理解：别人家都把名额给男孩的，有的人家还闹得天翻地覆，你家小女儿还小，他都29岁了，还不上来，女友已经在城里了，要是跟他断了怎么办？真想不通，你们居然这样做！可是，他不但这样决定，还不放心，特地到公社去查看，看到上调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名字，知道名额是给了妹妹了，才放心。
他的女友后来就成了他的妻子。说起这件事，还有我的一份功劳。她姐姐张玲玉是我同事。她们姐妹有好几个，她是最小的，小时候显得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十一二岁了看起来还像七八岁的样子，特可爱，大家叫她“小毛头”。有一次，我对张玲玉说，“小毛头真可爱，给我家弟弟吧。”张玲玉笑了笑。其实，我也是随口说说，那时候讲“唯成分论”，我家那时候被糟蹋得“臭不可闻”，谁还愿意嫁到我家来啊。没想到，张玲玉还真把这件事当真了，她曾教过妹妹分析化学，就让她到我弟弟的漕桥化工厂挂了个名，先将样品在常州做，但后来就必须去漕桥厂里做了。当时，他们家搬到离城不远的常州化工厂附近，到漕桥工厂需要坐半天长途汽车。当时，附近的武进农药厂也有一个分析工名额给他们，该厂离他们家只有几百米。她是小女儿，爸爸妈妈不放心让她一人去漕桥，想让她年长一些的姐姐去，让她去武进农药厂。可是，我弟弟不同意，说不能随便换人。她也不愿意，她宁可去漕桥，而不愿就近上班。她们全家人都笑着说，“看来，双方都有意了!”
她父亲是资本家，家里经济条件是很优裕的，她家里是最小的女孩，尽管是知青也是随父母全家一起下放的，因此从没离开过父母，一直被呵护和疼爱的。现在，要独自一人离家去一个条件艰苦的陌生地方，吃在集体食堂，住在教室改的宿舍，不仅要有很大的勇气还要有不怕吃苦的决心，真不容易啊！当时，他们俩的关系还没完全确定，但，她从姐姐那里知道我弟弟艰苦自学的经历，出于对知识的向往和崇敬而勇敢决定的。
其实，这也与她们家有良好的文化氛围有关的。张玲玉的丈夫赵斌早年北大毕业，后来留学苏联，是地质专家，在中科院地质所工作。
后来，她们家全家都上调回城了。有人就来给她说媒，她母亲说，
“她已经有男友了呀。”
那人问：
“在哪里啊？”
她母亲回答说：
“在武进县乡下。”
那人一脸不屑说：
“哎~唷~~~~，早点断断掉算了吧！”
那人一走，她弟弟就急得跳起来说：
“你要是跟他断，我就跟你断！”
她急忙解释：
“我哪有那种想法呀！”
1977年，恢复高考，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合格后进入第二次考试，只要第二次考试合格，就能被大学录取。我弟弟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第一次考试。他第二次考试完毕后告诉我，有的题目他还特地另增了大学解题的方法。本以为完全不会有问题的，万万没想到，他没能接到录取通知书。他还比较淡定，过老师气愤得不得了，但是，也无法知道任何结果。那时候，他已经自学完了大学课程，决定直接报考研究生。然而，武进县相关部门就是不开具证明，理由是，你大学都考不取，还想考研究生吗？这时候，恰好出台了一项政策，第一次高考达到一定分数线的知青可以返城，他就可以回常州了。一到常州就立刻去报考研究生，这时离招收研究生截止日期已经没几天了。常州市教育局有关部门立刻批准了。
他加紧备考，同时到常州化工厂报到参加工作，身份是学徒工。在车间里没当几天操作工。那时候，厂里办了个工人大学，姚良华在工大当教师，提出来让他也到工大来教数学。厂里也同意了。
外面的议论也不少，一个大学都考不上的人，还来教工大学生！
我们都知道他的第二次考卷是被人顶替了。而他本人对于所受到的冤屈，却非常淡定。埋头读书，迎接研究生招生考试。那时，我和我妻子有了第一个孩子，才几个月大，免不了哭闹，他有时会走到旁边去看看，然后，继续回到座位上复习功课。
他报考的是南京大学化学系戴安邦学部委员的研究生。专业是有关量子化学。1977年文革后，我国初次招收研究生时，确实有很少一些高中毕业生直接报考研究生的，但基本上都是文科，理工科的极少，而量子化学需要扎实的大学数学和物理基础，难度相当大。当时我曾咨询过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名老师，她丈夫一听就脱口而出说道：
“恐怕连薛定谔方程都不知道，还想考那专业！”
很明显，他认为是异想天开。也难怪他这样想，当时共10个人报考，除了我弟弟，其余都是重点大学毕业的，一个高中毕业生怎么可能呢。
一天下午，家里来了南京大学的一封信，当时，我正好在家里，拆开一看，是他初试通过并通知参加复试的通知书。我看了非常高兴，说马上去给他看看。当时他正在常州化工厂上班。母亲说，已经下午了，待他回来再告诉他吧。我说，让他越早知道越好。就出门乘公交车去常州化工厂。他那时正在工大教师办公室里，我把通知书交给他。姚良华也在一旁，他是直性子爱张扬的，立刻整个常州化工厂都知道了。
复试后没多久，他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了。他的导师是戴安邦和忻新泉老师。
这时候，到我家来为他说媒的还真不少，有些女孩子说，就是要嫁给研究生。可是，晚了，为什么没在乌云密布的时候，像我弟媳那样的有远见呢？
改革开放不久，各方面条件还比较差。我到他宿舍去看过，一个房间要住好几个人。他的研究生同学对我说，他们中他经常考试第一名。有一次，江苏省召开自学青年大会，会议把戴安邦先生也请来了。戴先生在会上还特地介绍了他，说他常常在实验室工作到凌晨二三点钟，大家都很心疼他。
硕士毕业后，又获得了博士学位。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无机化学博士。
他的事迹在报纸和电台作了很多介绍。我母亲在街上走路遇周围的人都迎着她喊，“博士妈妈来了！”作为一生敬仰学问的她，内心会感到何等的欢欣和荣耀啊！
我已有了儿孙一代，每当他们取得一点成就，就感到非常高兴，比自己取得成就还更兴奋，因此，能深深体会到，他让母亲多么高兴，漫长五十多年的日夜辛劳没有白费，遭到的一切艰难、委屈和羞辱都烟消云散了。
以后，他蒙中国化学会推荐，赴美国留学。后来成为一所创国际双一流大学负责科研的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SCI、EI收录150余篇，被引用14000多次。
国际著名学术分析机构科睿唯安，拥有500多名分析师，每年都会基于SCI的论文和引文数据，遴选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及经济学领域中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顶尖研究人员，成功预测了48位诺贝尔奖得主。2018年，科睿唯安将他列入当年杰出科学家名单。
现在，话题回到我自己的小家庭。
1976年我借调到南京编制出口项目的报价资料。有一天，杨明来找我，说给我介绍一个女孩，父母亲都是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的教师。后来，我知道她父亲是宜兴出生的，在常州省常中读的中学，上世纪三十年代从国立中央大学数学系毕业，那一届数学系毕业生只有四名。后来，还曾在常州芳晖女子中学当过一段时间教师，因此，她也出生在常州。
我因为能接受出口项目编制的任务，身份也有所改变，有了底气。那时我已经34岁了，经历过无数次相亲，都因出身和兴趣等问题遭人家白眼。此时，我想最主要的是要有相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所以，我就把自己的理想和想法都向她和盘托出，“坦白交代”，大谈特谈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等等。尽管，那时候那些内容还都是禁区范围的，但我想她那种知识家庭的女孩会有共鸣的。还真的奏效了，第二年的1977年春季，她母亲和姐姐把她送到常州，和我成婚了。
我们1978年有了孩子，她要带孩子、做家务、帮我搞题目，还自学了英语课程，拿到了英语专科的自学考试文凭。以后，在全国性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这些论文被多次引用，很多依然现在还能在网上检索到。她凭这些成果被学校授予高级职称。
她十分聪明，高中是在是江苏省最好的中学之一的南师附中就读的，而且还是较好的班级的高材生，如果不是文革，一般都能考上清华、北大那样的名校。我也发现，无论学什么，她总是比我学得快得多。而且，我脾气暴躁，她是家里的小女儿，属于娇娇女，但每当我乱发脾气的时候，都能让着我，还真亏了她。为此，我常常觉得很对不起她。
自从我们结婚后，凡是我进行的项目，她总是非常积极参与，包括：制图、翻译和电脑编程和信息查询等等。看她那么投入，我岳母感到惊讶说，
“你怎么会这样喜欢的！”
我年轻时看到居里夫妇为科学研究共同奋斗，觉得这样的婚姻太幸福了。后来，我忽然觉得，这不正是我年轻时梦想的幸福婚姻吗？居然也被我碰上了。今天，我又不禁想起我家当初房门的那副对联“齐心同所愿，皓首以为期。”我们夫妇俩不仅在生活上是如此，在工作和学习方面也是如此。这是我这辈子的最大幸运和幸福！
我们的儿子也很优秀，两次被邀请国际计算机大会上大会发言。孙女儿被纽约一家天才学校录取，录取比例只有百分之一左右。最有趣的是，我们的小孙子查理（Charlie）才会走路不久，一次去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他的表情被工作人员抓拍到了。把他的照片和名字放在他们的宣传册封面上，里面还介绍他的一些情况，以后又放到在纽约最有名的五大道上的海报上。虽然，孩子还不懂事，但这件事肯定会对他终身的发展方向起到重大影响。
图7.大都会博物馆的说明册的封面
图8. 小查理成了大都会博物馆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形象大使”
回想起少年时代我家的极度贫困。今天，我们家有这样的生活，是非常幸运和幸福的。所以能有今天，首先当然是是大环境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的先进科技、资金和管理和我国人民的勤劳聪明相结合，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得到巨大改善。
从个人方面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家族和青果巷的文化潜移默化作用，让我们能在困境中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尽管我们家庭遭受到很多苦难和冤屈，但同时也得到很多善良的人的热心帮助。我们对他们永远铭记在心。
亲人中，首先是我们的大姨妈王月珍，抗战胜利后她帮父亲在上海谋得了一份工作。我们的堂姐汪榴珍，虽然她知道我母亲乳汁已经很少了，还是把她的头生子给我母亲喂乳，太不容易了啊！
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我们的叔父和婶母从上海到了门前都没进我家的门，然而，还是有许多好心人热心帮助了我们，如：
父亲年轻时跟徐衡之学到初步医学知识、后来在苏北农场蒙上级安排，让他当一位名叫曲奉公（音）医生的助手，从此有了谋生的技能；
我们住房被抵押，到期后债主索要房产。当时主审的女法官不忍我们全家流落街头，判决用还款解决。否则，我们真要成为街头乞丐了。我那时候太小，不知道这位法官的名字，但是，她对我们确实是恩重如山啊！
母亲依靠缝纫谋生，许多邻居帮助介绍别人来做衣服，这些人中很多是工厂女工，她们有一颗善良的心，她们的名字我大多不知道，知道的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位叫施智英的女工，她后来住在天井巷里。
父亲进入广化区社会福利院后，院长孙显对他非常尊重，排除干扰给他加工资。文革期间，尽管医院里某些极端分子千方百计迫害他，但是，医院里还是有不少人，如医生王宏坤、卜育华和工友们，在明里暗里帮他，保护他。极端分子非要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一次次想给他戴上帽子，都没成功。现在想，应是上级主管单位顶住了压力，没让他们得逞，文革期间冤假错案铺天盖地，连老红军蔡铁根都惨遭杀害了。应该感谢那些主持公道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改革开放后，医院的新任院长张志鸿作了很多努力帮我父亲平反昭雪。也应该感谢他啊！
即使是当时可能是身份与我们对立的人，也在帮助我们。我二姑妈去世后，居委会以她曾经得到政府补助为由，来了几个干部来取走她剩下的财产。我在姑妈房里一件件拿给他们。其中一位女干部微笑着对我说，“你可别把你家自己的东西给我们呀。”有一次，医院来了一名中年医生，像是要查我们什么事。我说了一条理由，那位医生就立刻走了，一点也没为难我。我小妹妹二年级的时候，在课桌里乱涂了些话，旁边的孩子向班主任告密。尽管她还是六七岁的孩子，懂什么？可是，那时候动辄无限上纲，冤假错案比比皆是。班主任路美洪曾经当过我家三个孩子的班主任。她把我母亲叫去，让她要我妹妹注意，把事情平息了。在那个年代，她真是敢于担待啊！
我大妹下放到高淳后，她以前厂里的工人师傅盛汉阳设法将她调到武进县来。
我弟弟在漕桥时，办工厂替公社挣了不少收入，后来有政策可以上调，公社书记于洪志丝毫没有为难他，立即放行，实际上放走了一棵摇钱树，不容易啊！在南京大学时，戴安邦先生和忻新泉老师热情指导。
我妻子在苏北连云港插队时，住在当地的农户家，而且就是队长的家里。有一天她病了，女主人把家里最好的东西给她吃，还叹气说“你们这些孩子这么小就要离开父母到这里来，真不容易啊1”有一次生病比较重，当地没有医疗条件，队长就骑着自行车把她载在后面，风雨交加中在狭窄的田埂上骑行。在乡间小路上赶了20多里路，把她送到长途汽车站，回南京看病。她后来调到清江化纤厂。77年厂里办起了工人大学，她报名参加了考试。虽然成绩优秀，但厂里某些人以出身问题反对。第一把手力排众议，说“她父亲可以当教授，她为什么不能上工大？”批准她进入工大学习。
我少年时得了副伤寒，蒙周玉麟医生帮我治好了，他夫人王秀蓉还免了我们的挂号费。小学班主任虞季萍和初中主任冯敏对我的鼓励，使我有了很强的自信心，也要感谢他们。
我进入工厂后，开始只会胡闹，幸好不知是哪位领导同意我进入设计室。那些与我一起当操作工的工人后来进了了农药车间，罹患职业病，很少活过50多岁的。我真是万分侥幸啊。我在设计室第一个遇到的是姚三一工程师，是我的恩师啊。我在设计工作中，经常有大胆设想，但是，错误也不少，我的上级从来没对我责难过。而是尽量让我大胆去做。他们是黄士林、李晓春、孙刚若、蒋光前、王伟华、王杰、周祥生和金炳南等人。文革期间，我遭到不公待遇，许多工人保护我，在深挖五一六运动揭发我的会上，没有一个工人发言。我在挂牌挨斗的时候，工人师傅朱林大竭力保护我。
我调到南京的江苏省石油化学工业厅后，尽管我只知道埋头搞技术，其他很少过问，但我的上级：程立人、缪顺治、吉荣虎、李德甫、历墨宝、朱建华、莫广连、朱荣书、胡萃华、虞振新和毛季琳，都尽量让我发挥专长，使我技术得到不断长进。毛季琳还特别推荐我到瑞士去考察。
退休后，老干部处的徐建华、石云、徐伟、郭书峰和陈文清等人，也对我的生活各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2015年，我正在手术后休养，省发改委特地委派卢爱国、石云、郗文和徐建华四位干部，于8月14日特地从南京赶到常州代表我们向贫困学生发放资助善款。
尽管我们家庭当年也历尽坎坷，遭到某些人的迫害，但是，要铭记的是那些加恩于我们的人，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遗憾的是，也由于年代久远，那时候我还年幼不懂事，许多人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
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许多朋友，如刘汉本、张德业、屠林、黄怀生、余中泉等等都已物古。今天，我们有如此幸福的晚年，真要感谢社会上的好心人。2014年，常州市启动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修缮项目，我们获得拆迁补偿款。我们为了回报社会，尽管我们都是工薪阶层，但生活宽裕，衣食无忧，今天还有许多比我们困难得多的家庭，我们兄妹四人商定将60万元拆迁补偿款，设立《慎蓉爱心基金》捐助贫寒学生，至今已捐助了80多名学生。其中不少孩子品学兼优，为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图9. 2014年在常州市第一中学第一次励志助学活动
图10.我弟弟作为我家代表在2014年会上讲话
图11. 2019年舍妹和她女儿探望一名资助学生的罹患癌症的母亲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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