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是吴文化还是吴越文化

常州是吴文化还是吴越文化

非政协委员  安文

苏锡关于谁是吴文化发源地的争执，由于常州阖闾城的发现，以及无锡阖闾城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无锡建立吴都阖闾古城遗址管理委员会等，已经白热化。虽然常州对自己的吴都阖闾城的研究、保护和开发照旧礼让旁观，但对常州文化亦属于吴文化却是官民公认的。不过，常州文化究竟是吴文化还是吴越文化，常州文化在吴越文化系统中的特色，还是值得认真推敲的。

吴越文化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包括今上海、江苏南部、浙江、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的江浙地域文化，故又称江浙文化、长三角文化。与中原文化比较，古代吴文化和越文化有着鲜明的共性标志，是无法分开的，如先秦典籍多有记载的舟揖、农耕、印纹硬陶、土墩墓、悬棺葬，好勇尚武、淫祀（巫术迷信）和断发文身（蛇、鸟图腾崇拜）等等。在漫长历史时期，虽然吴越在政治上经常分分合合，但《史记》言吴越皆古国，吴为周太王长子太伯之后，越为夏少康庶子之裔；吴居苏南、都阖闾(今常州)，越居浙北、都会稽(今绍兴)，二国王室皆华夏之裔，其人民则为越族，其语言与华夏迥异，必“待译而后通”(《盐铁论•相刺》)。吴越人民语言相同，伍子胥、范蠡、大夫种均言吴、越不但语言、且风习相同，几千年来生活在同一区域使用同一语言文字，，没有地理隔阂，同属一个民系血统，生活习惯相同，难分彼此，但与华夏则大不相同。因此，像山东文化是齐鲁不可分割的齐鲁文化一样，吴越虽有差异，但文化本属一家，常州不能画地为牢，因为现在行政区划限制，以吴文化色彩偏面否认越文化在文化基因中的客观存在。

其实，整个江南并不存在单纯的吴文化或越文化，而是吴中融越或越中融吴的吴越文化，区别只在于吴地距中原较近，开发较早，受中原文明的浸润较深，加以身处太湖流域平原地带鱼米之乡，经济富足，生活安定，人们容易养成求稳怕乱的守成、偏安心态，百越文化的“野性”基因不够显扬。如吴地建立的政权，自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失败后，历代执政者往往满足于割据江东而不思进取，直至清末八国联军入侵时犹有东南自保的呼声；吴地居民也常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为满足，不惯离乡背井创业。而越人则有所不同，越地经济、文化主要以地狭民贫的山区与海岛为载体，迫使越地居民致力于以斗争求生存，冒险开拓进取精神远较吴人突出，传承较多的尚武、勇悍等百越文化“野性”气质，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故事，近世秋瑾、鲁迅等反抗斗争性格，在越地更加脍炙人口。又如，同样是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越人采取与旧体制彻底决裂，颇具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的温州这种个体经济商本位模式，初期举步维艰，以后势如破竹，终于后来居上；而吴人则不可能一开始就与旧体制彻底决裂，不会通过糖换鸡毛进行个体经济商本位的抗争和积累，自然本能地采取附庸官本位的集体经济苏南模式，靠折衷改良迂回前进，结果初期势如破竹，后来举步维艰，难以维系，只能二次、三次改革，逐渐落后。

常州吴越文化，是在江南吴越人同俗共土、同气共俗的基础上，融合齐鲁、中原、楚汉等外来文化，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积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统一地域文化类型，其特征乃三性融合：一是“灵性”，即灵活求实，思想开放，不固步自封，善于吸收他人精华并锐意创新，集中体现为地域社会发展模式和创新文化活动运作方式；二是“柔性”，即巧于应对，善于适应，集中体现为地域社会的水乡性格和水文化活动的行为特征；三是“刚性”，即刚正坚毅、不断进取，集中体现为地域社会的精神内核和文化活动的价值取向。应该说，这三方面如果分开来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性格，都并非常州吴越文化所特有，但三者有机结合于一体，则成为其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特质所在。

但同为吴越文化，常州吴越文化的越文化的“野性”气质，比较苏州，在开拓和冒险精神上，理应更多一些。例如，败逃的奄君与周公分庭抗礼，敢于大筑“三条河套三座城”的奄城国都，图谋东山再起，是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转败为胜的榜样；阖闾、夫差父子建都常州阖闾城，北伐中原，西败强楚，成就春秋霸业；后奄城奄（严）蹻率众起义，攻破楚都，万里长征，建立滇国，为项羽率八千东兵（多数是常州人）灭秦先声；常州万绥萧氏开齐梁两朝，历十七帝，为隋唐统一奠定基础；明清绍兴出钱粮师爷、常州出高级幕僚，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高级幕僚都是常州人，常州人赵凤昌、庄蕴宽、吴殿英等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举世公认；常州三杰创建红色中国的功绩等等，都是吴越文化其他地域难以比肩的，其源头活水就来自常州吴越文化的开拓和冒险精神。

长期以来，人们过分抑越扬吴，把常州文化等同于吴文化，过度宣扬常州文化的灵性和柔性，忽略了包括开拓和冒险精神的刚性，歪曲和肢解常州吴越文化基因，有些地方甚至有意打击说真话办实事的阳刚之人，提拔重用阴柔媚馅小人，这是影响常州发展最大威胁。因此，新时代思想大解放，要对标浙江乃至德国，纠正单纯宣传吴文化的弊端，理直气壮地弘扬常州吴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