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年华青果巷——一冠纓缙绅家族的百年沧桑（11）

东南西北中，处处有化工

1959年，我们厂委托化工部第七设计院进行一些项目设计，姚三一工程师带领我们三个年轻人去参与辅助性工作。设计院在南京大厂镇，那时候还没修长江大桥，乘火车到南京下关车站后摆渡过江，坐近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达。我们大约在那里待了二三个月，以后，我自己又单独去过两三次。去那个设计院对我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那时候，我们厂上千号人里，只有一名正规大学毕业的姚三一工程师，一名上过两年大学的冯济泉，中专生也只有一两名。而这个设计院里，清华、北大和留学归国的人多得比比皆是。在我这个初中毕业的人的眼里，他们几乎个个是天上的人。

有机工艺组有两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名叫杨明。他仅仅十六、七岁就被清华大学录取，后来院系调整到天津大学。他不但精通业务，还学了五国外文，不仅能看国外专业书，还能翻译诗歌等文学作品，平时不修边幅，衣服纽扣会上下颠倒扣的。尽管他对上级不放在眼里，对普通群众却没有任何架子，我虽是一个微不足道会制图的描图员，他也没有瞧不起。他对我说，你要想要搞设计，要修好两门课，一门是化工原理，另一门是物理化学。我本来哪有雄心成为一个设计人员啊，要不是他鼓励还真不敢动这个心思。然而，既然他这么说了，那就试试看吧。

我刚进老厂时，啃过《自学高中化学的钥匙》和《自学高中代数的钥匙》，啃不动，太难了。到了新厂后，除了看机械制图书外，开始学中专的高等数学，也是很难读懂。又拿一本解放前出版的《范氏大代数》啃，句子半文半白，越看越糊涂。

杨明的话给了我勇气也为我指明了学习方向。于是，开始学当时出版的三本书，一本是樊映川的《高等数学》，另一本是翻译苏联的《普通物理》，这两本书是大学基础课；同时开始学化工原理，那时国内出版的书名为《化工过程与设备》。

我发现《化工过程及设备》里的内容仅需高中数学就够了，另外还附有一本习题集，有数千道习题。回到厂里时，河对面老厂房已经关闭，我在河对面租了间农民的房间，每天五点半钟，闹钟一响就准时起床，冬天再冷也坚持，起床后做二十分钟哑铃操锻炼身体，然后叽哩呱啦读俄文。房东女儿以为我天天早上念佛经。下班后学数学、物理和化工原理，买了把计算尺，把化工题目一题一题做过去，一题都不漏。白天晚上脑子塞满了方程式，晚上也睡不好觉，失眠了。有两次，干脆半夜起来拉计算尺。

半年多后，厂里除了电解槽是特殊的专门设备外，所有装置我都能计算，好不高兴，真能搞设计了。进厂两年后，我学徒期满转正，工厂把我转为技术级，工作证上写的是“设计员”。也确实让我独立承担设计项目了，那时我才十八岁，真有点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我一门心思学科学和技术，对政治活动丝毫无兴趣，全厂职工大会或政治学习会议，我能逃则逃能溜则溜。溜不了，就带着俄文书去看。于是，不断遭到那些满嘴进步口号的年轻积极分子的攻击和批判。我则以但丁的诗“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对待，全不理会。

但是，这时候我先是瞎了眼，后又昏了头，干了件平生最大的蠢事。当时，厂里派一位很进步的女共青团员到设计室来，高中毕业，刚新婚，丈夫是市里的一名年青干部，尽管很年轻级别已与我们厂长相等，很有培养前途。她来设计室后，从不做任何具体工作，大概是来政治挂帅的吧？她很快主动和我亲热，或许是要改造我这个白专典型吧？但却从没来做我过的思想工作。因此，我们还相处得还很不错。没多久，食堂需要整顿，派她去蹲点。不料，发现她竟然偷食堂的饭票。本来是派去监管别人的，没想到居然自己偷盗起来，以后，包括伪造出差报销凭证等等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厂里容不下了，最后，去一煤球店工作，可又那里犯事了。

我开始绝不相信她会做那些事，等到终于明白后，她向我表示一定痛改前非，还说梅里美小说中大义灭亲的马特奥利让她十分感动。如果说她十分感动，我则是万分激动，因为这本小说正是我借给她阅读的，没想到起到这样好的效果，毕竟是大文学家的作品，效果不同凡响！他著名的中篇小说《卡门》被比才改编成歌剧，在世界舞台上经久不衰。既然如此，当然应该帮一把，感召她走上正道，于是，就拿出几十元钱（这点钱在我当时也算是一笔“巨款”了）帮她退赔。可是，没多久她居然又犯了。事实上，她犯事之初，厂里各级组织没对她少帮助，她则伪称流产躲避不来上班，现在能凭一篇短篇小说就能幡然悔悟？我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我怒不可遏，逼她还钱，一次拿不出可以分次。尽管他们夫妇没有孩子，没什么其他负担，可是她到时候从不归还。我每次都毫不客气写信到她家里追讨。终于，有一次，她丈夫拆了我的信，责怪她不该不按时还钱，决定由他自己来还，邀请我到他家里，亲手把剩余的二三十元钱交到我手上。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她是非常气愤的，怎么能这样口是心非屡教不改的呢？她本会有大好前程的，当时与她同为厂里优秀团员的另一个女孩子，后来当了常州市的局处级干部。而她小偷小摸不断，一次又一次管不住自己的手，他们夫妇俩收入还可以，又没有孩子，何苦如此。现在想想，或许她有某种心理疾病吧？

我当初想用自己的行动把她改变过来，真是天真得太可笑了，一个毛孩子还想当救世主，昏了头了。而且，很可能反而让自己陷入舆论漩涡，别人很可以问：你究竟同她是什么关系？居然把钱给她！喜欢捕风捉影的人往往热衷于男女关系的事。我当时刚满十八岁，还没有女友的影子，万一冒出这种传闻，那就别想找对象结婚了。

我今天分析自己当初的行为，觉得大概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小时候封建气氛浓厚，男女授受不亲，小学时男女同学不讲话，到中学又男女分班。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对异性完全不了解，甚至十分腼腆。在第七设计院时，有一次与一位上海女孩一起做事时，无意间指头相互触碰了一下，我紧张得那根指头微颤了好久。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看了不少西方著作，把世上的女子个个都看成纯洁无邪的天使，自己应该是骑士风度。可是，女人并不个个都是高雅的lady，我也当不了什么骑士。

但是，应该说我还是很侥幸的。

首先，我对她从未有过轻佻行为，不仅连指头都没触碰过她，甚至连挑逗性的话都没说过一句。后来，我知道她以前曾和厂里的一名优秀退伍军人有过恋爱关系，后来有人介绍了她现在的丈夫后，她就以那退伍军人对她“动手动脚”为理由断绝了关系。因此，我只要面对诱惑稍有越轨，很难说不会遭到讹诈。

另外，如果我遇到的是一位与她同样品德的未婚女子，一旦陷入爱河，就难以自拔了。这我想到她丈夫，我曾见过他几次，清瘦英俊，也很儒雅，有涵养。但是，有这样一位妻子，真无地自容啊，那时候离婚是不可能的。不知道他是不是谅解她了，大概是谅解的吧，否则不会帮她还钱的。真是非常大度的一个人了，真替他感到遗憾啊！

所以，孩子及早与异性有一定接触和了解是很必要的，否则，与第一次接触的异性的新奇感和美好的憧憬，导致一味死心眼，一旦有了婚姻关系，要挽回就难了。

就这样，我先后与她和那位堂弟共五名小偷做过朋友。

以后短短一两年间，与我关系比较接近的三个人先后非正常去世了。

第一位名叫林锦铨，一名高中毕业生，1960年左右也被派到设计室来工作，人很开朗，也很浪漫，很善于和女孩子玩笑打闹。1961年的一个夏天，我早晨去工厂上班，半路上遇到一名同事，他对我说，“林锦铨死了，你知道吗？”什么？昨天下班时还看到他活蹦乱跳的样子，怎么会死了呢？那位同事对我说，昨天天气太热，几名同事相约到浦前的一个池塘里游泳。那池塘就是1958年挖土机为了做桥墩基础挖的，水非常深。林锦铨一下水就腿抽筋，沉到水底，厂里动员好多人下水打捞，直到天黑后，一个工人潜到水底才发现他，把他打捞上来。他父亲早去世了，他是他母亲唯一的一个亲人，现在他也走了。办丧事的那天，我把他的一张照片交给他母亲。他母亲盯着照片上年轻英俊的他，悲痛欲绝，让人非常难受。

没多久，姚三一工程师，因为带右派帽子，郁郁寡欢，最后也服黄磷自杀了。他以前是一印染厂的工程师，由于污水处理问题与工厂的一把手意见不一。工厂当晚就召开批判大会，他却没有到场，而是让夫人送去一张请假条。一把手对这种傲慢态度怒气冲天，在会上问大家，对这样嚣张的人，要不要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底下当然同意，于是，他就成了右派分子了。他到我们厂不久，接到上面通知，将他的工资从每月220元，降低到110元。但是，工厂领导对他还是很尊重的。不过，一些积极分子不放过他，要他定时汇报思想。他可能是不堪羞辱吧，就拿了瓶黄磷，乘车到无锡的太湖边，吞下黄磷后往湖中走去，可是，湖水太浅，一时间漫不到腰，被人拉上了岸。后来，黄磷毒性发作，在医院里去世了。临终前，我们厂的党委书记黄士林还去探望过他。听说，他妻子是常州市局前街的一名教师，夫妻俩有三个孩子。我那时候，只知道自己看书，完全两耳不闻窗外事，也没去关心。后来，追悔莫及，想知道他家族的音信，却始终没有找到。

还有一位是第七设计院一位刚过二十岁的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名叫陶令德的，上海人。是杨明搞现场设计一起到我们厂来的。我们一度相处不错，但，我后来觉得与他的一些基本想法有距离，就有些疏远他。他和杨明回去后大约半年多，我突然接到他的一封信，信里仅仅只有这两句话：“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吻你的额！”

什么意思啊？神志不正常吗？我觉得简直不可理解，就把信扔掉了。

大约又过了半年一年的样子，设计院有人来到厂里，我问起了陶令德。他们告诉我，陶令德已经去世了，是和他弟弟一起在苏州火车站卧轨自杀的。原因可能是他父亲当时在台湾，母亲和他父亲离婚了，带着他和他弟弟一起生活。他可能因此对母亲不满吧。他母亲仅有的两个孩子去世后，据说就疯了。我这才明白，原来他给我的那封信是他的绝笔，我却草率扔掉了，真是后悔莫及啊！

唉，其实此一时彼一时，有台湾亲人的人到改革开放年代就大不一样的了。化工部规划院的成思危多年一直是普通工作人员，因父兄都在台湾没少受委屈。改革开放后他留学美国，归国后没几年，就立即提升为副处长、副院长、副部长直至副国级的人大副委员长。真替陶令德惋惜啊！当然不一定要去当什么官，但是还是大有可为的。最不应该的是，把他弟弟，一个还在读高中的孩子也一起拉了去。太让人痛心了。

由于建成后长期严重亏损，工厂更换了领导班子，由原常州大成二厂党委书记的黄士林来当党委书记，他带来一批年轻干部，由于他们有成熟的管理经验，我们厂的管理逐步走上正规。工厂的主要部分的氯碱生产基本上按设计院的设计建造，核心车间是烧碱车间。黄士林派年轻干部王杰担任这个车间的主任。

王杰二十多岁就在大成二厂担任有五百多号人的车间的主任， 1958年大跃进，他不愿跟风吹牛，在会上与省里派来的干部发生冲突，当晚就召开全场大会批判，撤销职务，离开了大成二厂，到农村去了。黄士林见到他时，他还在干拖板车到我们厂拉货的活。他当上烧碱车间主任后，他并没因以前的挫折而胆小怕事，而是雷厉风行严格管理，对员工实行计分制，赏罚分明，车间生产很快走上正道，同时大胆淘汰一批落后生产设备。由于该车间是工厂的核心，所以，整个工厂面貌大为改观。

不仅是工厂自己积极努力，省轻化厅也先后多次指导并派干部来视察。1961年，要求对全厂的设备进行查核，厂里将任务交给设计室。我拿着计算尺对厂里的所有关键设备从头到底都进行了计算，编成两本不同规模的计算书，得到厂里唯一的工程师薛永康审核同意，工厂予以认可。当时，已经有一批大学毕业生分配来厂，其中不少人都来抄这两本计算书。不久，省轻化厅又派一名干部来蹲点，他名叫程立人。他认为，我的计算书还是停留在理论上的，是书本到书本，应该进一步到现场一个个查核。他工作非常务实，在现场呆了好几个月，有次还潜入到水池底下摸情况。后来知道，遗憾的是，他是脱帽右派，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轻化厅必须有一个名额，因他家庭出身是资本家，就给他戴上了，虽然很快就给他脱掉了，但是，还是脱帽右派依然受歧视。

当时，国家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跃进的狂热过去了，开始务实和科学了。工厂一方面加强管理，另方面将厂里的一大批人遣返回农村，这其中有很多原来户口是农村来的，也有不少不遵守劳动纪律调皮捣蛋的。

1962年，工厂终于从多年的严重亏损扭亏为盈。常州化工产被特邀参加全国氯碱会议，是全国参加会议的工厂中规模最小的。厂长孙刚若在全国氯碱会议上说搞项目要“嘴里吃着，筷子夹着，眼睛还要盯着。”被氯碱行业同行们常常引用。

氯气在生产漂白粉的同时，又生产农药六六六。六六六车间则是按照全国兄弟厂之间互相学习的经验建造的。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生产方式是极为落后的。车间是一个三层楼房。三层楼是合成反应工序。合成反应在一百多个有一人多高状如试管的玻璃瓶里进行的。玻璃瓶排成好几排，加入苯后再通入氯气进行反应。反应产生的农药六六六，连同未反应的苯一同放到下一层楼的蒸馏锅里浓缩。

车间里氯气、苯蒸汽、盐酸气、六六六粉尘弥漫。我当时接受了改造此车间的设计任务，到三楼去丈量车间尺寸，只呆了短短10分钟，胸口就疼得厉害。而工人必须每天八小时在这里工作。我原来工作的萘乙酸工段的工人都派到这里。当时，他们因从茅草棚转到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的厂房里操作还很高兴。如果，我没有进入设计室，那也将派到这里。

比我在现场时状况更恶劣的是，由于玻璃瓶质量问题，三天两头还会爆裂，一旦爆裂氯气、苯蒸汽弥漫，工人必须戴着防毒面具清理现场，继续生产。

图1.六六六合成操作（电脑情景再现）

三楼的合成液体放入二楼的蒸馏锅居然是敞开的，每隔个把小时放料时，氯气、苯蒸汽、盐酸气、六六六粉尘充满整座楼。我在设计中，设法改成管道密闭，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条件。尽管我后来有不少其他的技术贡献，但这件事是我最值得自豪的。因为，这个车间的工人后来因职业病罹患癌，很少活过50多岁的，我的改进或许让他们多活了些时间吧？

最糟糕的莫过于一楼的出料工序，蒸馏过的六六六粉必须从蒸馏锅里放进翻斗车里，管道总是都堵塞的，出料工人必须每次都戴着防毒面具用铁杆去捅。劳动条件极端恶劣，当时有一种说法，谁敢捣蛋，就派他到六六六车间去当出料工。

图2.六六六出料工（电脑情景再现）

出料工人将六六六粉倒在一室内场地上晾干。文革期间，常州市的原市委书记章德就在这里改造，陪同他的还有一位被污蔑是现行反革命的大学毕业生。

蒸馏锅必须经常维修，每次都必须喷石英砂将铁锈除掉。很长一段时间，喷砂都是由一位陈师傅进行操作的。人很忠厚，勤勤恳恳工作，常常看到他从头到脚都是白色的石英砂粉末，后来患上了矽肺。这是可想而知的了。

生产事故不断，经常发生氯气外溢，由于氯气比空气重，如条黄龙压在地面，往下风方向的浦前镇飘去，所到之处庄稼绝收。农民一年没粮，多次交涉无果，忍无可忍，先后两次到工厂食堂来抢饭吃。有一次，把一名钳工打得头破血流。公安就到农村去抓人。

图3.氯气外溢到农田（电脑情景再现）

别以为这仅是常州化工厂是这样的，那时全国一盘棋，兄弟厂之间互相帮助，都是这样的方式，全国每年数以万吨计的六六六粉农药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是最大产量的农药，既用于农村，也用于城市居民熏蒸驱赶蚊虫。害虫猖獗，必须虫口夺粮，如果没有六六六等农药的生产，我国数以亿计的人民就要彻底挨饿。因此，这些工人是他们的血肉之躯的健康为代价作贡献的。

然而，还有劳动条件比生产六六六更差的。那时候，吸血虫病肆虐长江沿岸，吸血虫的寄主是钉螺。要根除吸血虫必须先灭钉螺。而一种名为五氯酚钠的农药是专门用于灭钉螺的。然而，这个车间的工人只要在里面操作两三个月，双眼下的颧骨到脸颊上的皮肤就变黑，肝肿大到五、六指。一批批人扑上去，一批批人倒下来，最后不得不停产。

长期同一种农药使用，害虫就会产生抗药性，因此，六六六生产产量不断翻翻，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世界的转机出现在1962年，一位名叫蕾切尔•卡逊的美国女作家，发现农药DDT会在身体中残留，积累后会罹患癌症，她出版了一本题为《寂静的春天》一书，揭露了有机氯农药的危害。六六六和DDT同为有机氯农药。1983年，我国也正式宣布逐步停止生产六六六等有机氯农药。（蕾切尔•卡逊的事迹，在拙著《科学•信仰》中有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职工们的生活条件也是很艰苦的。男集体宿舍是新盖的，每间房放置六张上下铺，睡12个人。可是，比起女宿舍来，简直是天堂了。女集体宿舍是利用一个旧仓库的库房的。一间房要睡20多个人，小小的窗子离地两米多高，还只能翻转30度。女工的安全看来得到非常好的保证，虽然防不了有人偷窥，但至少不怕色狼爬进来。不过，热天日子就非常难过，也许经受了六六六和氯气的考验，厂里的蚊子非常厉害，又大又密集，必须把帐子罩得严严实实。电扇连书记厂长都没资格享受，这么热的天睡在帐子里，能睡的好吗？拖着如此疲乏的身子，还得上班，结果，一名女分析工上夜半时，昏倒在地，抢救无效死亡。

但总的说来，工厂一天天走上轨道，这与当时的一把手党委书记黄士林的领导分不开的。领导班子的人日夜在厂里工作，天天晚上开会到九点钟之后，几乎很少能回家。有位厂领导说，偶然放假在家里，听到外边救火车的鸣笛声就心惊肉跳，怕自己的工厂出事故了。

1963年，省厅陈东总工程师提出一个科研题目，厂里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经费是1.5万元，那么少，真得处处精打细算。我找了一个废弃的旧厂房，自己动手把场地和报废设备清理出来，劳动强度大极了。后来，试验成功后，我去省里向陈总汇报，在招待所里几乎天天睡20个小时，人太累了。

试验初步成功后，厂里的中心实验室主任提出，科研项目得统一归中心实验室，硬把我拉过去，还塞给我包括两名大专毕业的几个人给我当助手的。

1964年，我的项目取得基本成功，这是我完成的第一项科研任务，南京工学院（现更名为东南大学）连续三年派共有十多名应届毕业生来实习。1964年的第一批是三人，其中一位名叫李平的学生的姐姐叫李蔚，也在我们工厂工作。我和李平很谈得来，有一天他就约了他妹妹和姐夫到我家来听音乐。他姐夫叫朱平仇，曾被错划为右派，下农村改造，后来常州市将他脱帽调回，当时，他正在常州工专当教师。但后来在1961年又和李蔚一起全家下放到金坛，他与李蔚一起创办激素研究所非常成功，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遭诬陷，身陷囹圄，昭雪后，又在广东珠海创业。2015年左右，我也在珠海居住了，我们两家经常往来。

我除了工作和学习业务外，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政治活动能逃则逃。因此，不断遭到一些左派积极分子的攻击。然而，工厂是要讲实效的，你只动嘴不动手，厂里是不会欢迎的。所以，1961年前后，他们基本上都调离了设计室，有的下放农村，有的调去管农民工队伍

我这个人一贯自由主义，常常边走路边夹尖了嗓子唱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等意大利歌曲。中午只有午餐的45分钟休息时间。可是，我中午不睡下午就没精神，晚上更看不了书，所以，总要躲到宿舍睡上一觉的，有时要到两点多钟才起来，领导也不可能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我去。有一次，我还和厂长王卫华开玩笑。当时要建设苯库，他把设计任务交给我，问我有多少工作量？我说，大概有二十多张一号图纸。他说，一个星期能完成吗？通常要画出二十几张一号图纸，至少也得要个把月，他居然要我一个星期就完成。没想到，我回答竟是，三天就够了。两天过去了，还没见我动手，他急了，就问我，你怎么还不动啊？我说，不是说三天吗，现在是几天？他说，是两天。我说，那就等第三天吧。到了第三天下午，我把知道的以前第七设计院留在厂里的图纸晒了出来。

1964年，进行了一次工资调整，这是十多年来第一次全国范围工资调整，我们全厂能加到工资的人只有40%。第一次调整完成后，还多4个名额。厂里又另外给我再加了一级，所以，那次工调我升了两级，每月工资从30.8元加到40.7元。当时厂里60%的人都摊不上，厂里有那么多干部和领导，我既不是干部，连共青团员都不是，却让我一人加了两级工资。现在回想，其实我设计中的错误还不少，但领导从来没批评过我一句。真的对我很不错的！

总的说来，常州化工厂的水平在常州化工系统里还是首屈一指的。那时候，常州市前前后后建设了二十多家化工厂，多数生产方式更要落后和原始得多。更要命的是，这些厂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南面有常州化工厂、常州味精厂、武进农药厂；西面有，曙光化工厂、浦利油厂，常州化机厂；北面有常州农药厂；东面则有好几家制药厂；而距市中心不远火车站旁是常州染料厂。

那些工厂情况我偶然听到一些：

染料厂有名工人，在一次严重的事故中，脸部被严重烧伤了，治好后，整个脸就像戴上了京剧里的脸谱，晚上如果在路上遇到他，多半会觉得遇到了鬼魂，吓得魂飞魄散。但，他天性乐观，还爱打乒乓球。有一次，我们厂的乒乓球队去与他对阵，结果全军覆没。队员们后来说，看到他的脸就手发颤了。还不知道是他们说的是要面子的话，还是确实是技不如人。

西门一家化工企业的职工连续好几天在食堂的吃到的饭菜总是臭烘烘的，厂领导开始还不信，后来越来越臭，不信也得信了。觉得很可能厂里的水塔需要清洗了，就派人上水塔去检查。水塔盖子一打开，一股浓烈的臭气扑鼻而来。当臭气消散一些后，往里面一看，一具女尸浮在水面上，早就浮肿发臭了。原来，厂里早就十多天前就失踪了一个女工，到处都找不到。没想到的是，她居然是爬到水塔顶上跳到里面自尽了。整个工厂的职工就这样吃了十多天泡尸体的水。

那时候，好多年来，常州市被化工厂四面包围中心开花。居民买的鱼或蛤蜊等水产品，全都带有浓重的汽油味，紧挨在青果巷南边的那条河，以前可以淘米洗菜和游泳的，现在已经变得又黑又臭。但是，常州领导却引以为豪，宣称“东南西北中，处处有化工” ，得意洋洋。

1965年左右，来了位化工部从国外考察回来的工程师。他在我们厂里做了一次演讲。他说，你们常州到处都是化工厂，严重影响环境的。应该用管道将所有化工厂的下水连接到一起，统一处理排放。他话音刚落，底下就议论开来了，那要花多少钱啊，怎么可能！可是，他的话是对的，今天，远不是将管道连接起来，而是一座座工厂都整个搬迁了。